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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少年的某个夏天，我第一次读到苏联时期那位炙手可热的作家高尔基，他作为苏联人民作家去西伯利亚一个流放营里演讲。
一个小男孩怯生生走向他，拉住他的衣角，小声向他讲述了正在遭遇的真实生活。声音很小，高尔基听见了，在座的人都听见了。演讲结束后，他穿上大衣，没做停留，径直坐上回莫斯科的列车、扬长而去。他把那个男孩留在那里，被留下的还有男孩那双雪地里闪烁的大眼睛。很明显，那个男孩后来被杀了。
我在少年某个夏天读到这个故事，当时我想象那个男孩就是我。正拉住父亲的衣襟用乞讨之声诉说救命，而父亲无动于衷，转身登上了呼啸的列车。当时，我还不知道求救的代价，但很快，我就为呼救付出了代价。
这个故事，在那整个夏天，都充满寒意。很难与课本里那个写《海燕》的作家连接起来，后来，我把《海燕》那页书撕了。内心里，我给予了作家高尔基判了死刑。
因为他眼里没有人。
我曾做过几年西藏小报记者，那是我接触死亡最多的几年。每个死亡现场，都是静止的，我触摸过一具具滚烫的身体，如何在短时间内变冷、变僵，鲜红色的血慢慢凝成血浆、血块，空气里散发着腥臭的味道，多年之后，变成了生命记忆，在鼻尖都挥之不去。可再壮烈的死亡，也不过最后统统都炖成一行数字。
我知道这些新闻里，都没有人。
那是不可言说的命运，在物理时间里，遇难者死过一次，然后在数字里，遇难者又死过一次。
我不知道人是什么？
1953 年建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屠杀纪念馆，用于纪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那是一个巨大的圆锥形建筑，贴满了死难者遗像。死难儿童纪念馆的墙壁是由死难儿童的照片交替出现组成，有点像南京屠杀纪念馆的墙壁。置身入内，一个沉痛的母亲周而复始在呼喊一百万个死难儿童的名字，置身入内，总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在喊我。
一个波兰农民的话刻在一面墙上。二战里，这位农民在自己家地窖里藏了一个犹太人。战后，他作为英雄被请到耶路撒冷。人们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 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但我知道人是什么。"
这个故事同样也被昆汀 · 塔伦蒂诺拍进了电影《无耻混蛋》里。他的这句话冥冥之中仿佛告诉了我人是什么，但很模糊，不太确定。我需要脑子停留在那个按下快门之后，停滞的那个瞬间，才能准确捕捉，然后一个恍惚，它又消失到无影无踪。
优秀的文学作品，优秀的作家都在讲述人是什么？
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晚年曾被人问到，你是如何用镜头捕捉真实的影像。
这位目光深邃的俄罗斯人，方方正正的脸上顶着一头像切菜刀剃的浓黑头发，看上去很像新疆农民，他讲述了一个他眼中的真实。
一个人走在街上，他刚被电车碾过，轧断了一条腿，然后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墙靠墙而坐，他独自坐着等待救护车到来，那条流血的腿引来行人纷纷注视。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直接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这是一个无比伟大的瞬间。
这个男人没有选择袒露自己流血的腿，来博取路人的同情。他反倒因为不想让路人看到自己的不堪，体面地选择了遮盖。
在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里面，我看到一个人顽强维系着自己全部的尊严。用手帕盖住自己受伤的腿，就是这样一个比针落地面还要细微的动作，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伟大。给我带来的震撼不小于一次极具破坏力的 10 级地震。
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故事里，我看到了人。
还有一个故事，讲述者是西班牙作家哈维尔 · 马里亚斯，他讲述了一个女孩自杀，五分钟前，她和父亲，还有父亲的三个朋友正在餐厅吃饭。随后女孩走向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的心脏，一声巨响，女孩倒在血泊中。所有的人都冲向浴室，女孩的父亲冲进浴室，他手里还拿着一个餐巾，嘴里还含着一块没来得及下咽的肉，因为恐惧，父亲呆滞不动。
直到他察觉有胸罩丢在浴缸里，这位因为恐惧的父亲，松手将手里的餐巾覆盖在胸罩上面。
就是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让我震撼无比。他展现了父亲的真实，当他看到女儿胸罩，他感到羞愧，这羞愧的故事里，依然有人。来自人的洞察，来自眼睛的真实，内心的真实。
还有一个故事，我尽量模糊时间、地点、甚至任何故事具备的要素，我都想尽力模糊，让你感受到这个故事是一直都在发生着，而且还会发生。
一名叫肖贤友的武汉市民因感染肺炎病毒不幸去世，临终之前，他写下遗嘱，从字迹上可以辨别，这个遗嘱一定是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写的，因为歪歪扭扭，就像他早已散架的身体。这份遗嘱只有短短几个字：
" 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前一句是他内心的崇高，一个市民，临终之前，还心念国家，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词可以形容这种品质。后一句是他内心的真实，我老婆呢？这四个字，也足够让人痛心，他带来的震撼程度，比前几个字更大。
然后这个遗嘱在登报的时候，愚蠢的编辑只选用了前半句，抹去了后半句，这让这句遗嘱充满了政治感动，却少了人味。
这个故事的衍生故事让我震撼到目瞪口呆。
它向我们展示的现实真实远比一个人的逝去更加真实，并意义重大。
塔可夫斯基和哈维尔 · 马里亚斯讲述的故事都是遮盖，呈现的却是敞开。遮盖的动作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往人性深处的道路。他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真实，远超过死亡和灾难的真实。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和恐惧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的讲述和洞察，我想第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不会是成为伟大导演的塔科夫斯基，第二个故事的讲述者也不会是著名作家哈维尔 · 马里亚斯。
武汉的那个故事讲述的也是遮盖，呈现的依然还是遮盖。这遮盖的真实比死亡的真实更令人惊心动魄。
我还是不知道人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前两个故事里都有人，而这个故事就像高尔基的故事一样，没有人。
前两个故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而后两个故事却决定了我的闷闷不乐。同样是悲凉的故事，前两个故事因为增加了细微的动作，让人看到了伟大。而后一个故事的讲述机构因为舍弃了生命，让人感到寒冷；前两个故事因为描写了细微，让人看到了尊严；而后一个故事，却因为追求了宏大，舍弃了细微，让人看到了廉价的抒情；前两个故事因为故事的讲述者触摸到了生命，让看客都产生羞愧。而后一个故事却因为对生命的轻视，只让路人看到了欺骗。
这依然还是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但显然我已经不想追问人究竟是什么了。
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作家都对人，做了太多的阐释，但每一种阐释都不准确。不过我知道人不是什么，人肯定不是猪。估计很多人会笑，但这是实话。猪的死亡是抬上肉架，而人的死亡是通往天堂。
灾难之中，或许离别的人，不能给予他们体面的送别，但依然可以给予死难者以文字上的仪式，这就是人和猪的区别，因为人的死亡是无比神圣而赋有尊严的一件事。
我还想说的是，马路上两辆奔驰的汽车相撞，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紧急的救援，还应该看到因为两车相撞发出的巨大声音，振落了一树的麻雀，它们平整躺在地上，现场无人关注它们。但它们逝去的现场同样凄惨而凝重。因为它们平整躺在路面之上，我们在那里依然可以看到命运。
我还想说的是，那些麻雀的命运其实和一个国家命运同样宏大，它们正在遭遇的创伤，不会小于任何一个国家战争现场，它们曾经栖息的那片森林，也会因为它们的离去导致生态失衡。麻雀中的幸存者，内心重建的难度也不会少于任何一个国家大型工程的修建。我还想说的是，这些麻雀的命运，其实都跟它们栖息的森林有关。
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森林应该具有悲悯之心，即便在灾难中，不能给予每一个亡去的麻雀以人性的怀抱，但依然可以给予他们文字上、言辞上的怀抱。
我还想说的是，当魔鬼访问森林，傲慢也会访问森林。当森林恢复往日宁静，但傲慢还在，怨恨也会滋生，唯有爱，也只有爱才能化解怨恨。
我还想说的是，真实的生活里，人可以去世，但记录者理所应该让他们在文字端复活。
我还想说的是，这些故事，终会被遗忘，但故事给我带来的内心震撼，永远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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