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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道路、意义与生命：乔治·奥威尔书信集》（甘险峰译），收选了奥威尔从1920年到1949年（奥威尔在这一年去世）的书信200余封，厚厚一层，注释翔实，于中可窥见奥威尔的丰盈充沛的一生。他与妻子的浓情蜜意，与友人交换对时局、政治、文学的看法，为《动物庄园》等书的出版忙得焦头烂额，等等。其中，他与中国学者、作家萧乾的数封通信，最先引起我的注意。
图书《道路.意义与生命:奥威尔书信集》 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
推荐理由： 大约20年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本书译者甘险峰翻译了《奥威尔书信集》。当时电脑尚未普及，检索资料有诸多不便，译者先在稿纸上译出草稿，随后输入电脑，后提交了打印稿。20年后，当年的责任编辑黄筑荣辗转联系上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译者，邀其对本书进行修订再版。老译本的缺憾得以在20年后被修补，新译本中还新增了数十封书信，并对书信顺序、附录等进行了重新修订，更加全面、清晰地展现出了奥威尔的思想脉络。
作品简介：
乔治·奥威尔的一生相对短暂却丰富多彩，他在缅甸当过警察，在法国当过洗碗工，在英国当过流浪汉，在西班牙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地记者，在赫布里底群岛当过农民。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一生写了很多信，部分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信特别迷人且有深度。本书选取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信200余篇。在本书选译的200余篇书信中，早的一篇写于1920年8月，后的一篇写于1949年10月，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距离他逝世只有不足三个月时间。从书信中几乎可以读出奥威尔的全部人生历程。这些书信中，有的是写给出版商和经纪人的，有的是写给报刊编辑的，有的是写给亲属的，有的是写给朋友的。从这些信中，你可以了解到奥威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到其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了解到他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在他的书信中，其清新自然、简洁明快、真挚坦诚、亲切感人的风格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相信读者读过本书后是能够有所体会的。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1903 年 6月 25 日生于印度孟加拉。1945 年出版的政治寓言体小说《动物农庄》大获成功。1948 年写成的《一九八四》更是确立了奥威尔在世界文学目前的地位。1950 年，奥威尔因患肺结核病逝。
奥威尔1903年出生在英属印度的彭加尔省（今孟加拉邦），早年曾在与中国云南边境接壤的缅北小镇杰沙做过警察。1941年8月，奥威尔进入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部，任印度处《演讲》节目助理和制作人，负责有关战争的演讲和评论，向印度和沦陷区的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播音。萧乾1939年应邀前往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英国期间，萧乾积极参加社会演讲，宣传中国军民的抗战事迹，撰写《苦难时代的蚀画》一书，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英国学界的极大关注。奥威尔当时正组织一个名为“从东方人的眼睛看”的专题计划，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报道。而萧乾是当时唯一来自对日战场的中国作家。于是，奥威尔便与萧乾建立了联系。
在本书收录的第一封奥威尔致萧乾信中（1942年1月14日），奥威尔建议萧乾赶写出一篇“关于日军暴行常见种类……关于日本人敲诈。抢劫、强奸以及从事鸦片交易方面的内容”的稿子，以便先安排播出，并约请萧乾见面商讨事情的细节。萧乾听从了奥威尔的建议，1月25日，奥威尔致信萧乾，同意采用两篇演讲稿，并请萧乾本人参与录制，商讨录制时间。在2月1日的工作计划中，奥威尔谈及“从东方人的眼睛看”栏目：
亚洲与欧洲一样，也正在为它的生存而与法西斯作战，两个伟大的亚洲国家，我是指印度和中国，相互了解得越多就越好。为此，我们也许会偶尔打断原定计划，向你们播出一些由中国播讲者所作的特别内容的节目，因为原来的计划绝大多数是根据西方人的兴趣安排的。我要请你们特别留心听由萧乾先生所作的两次谈话，他是正在伦敦的一位中国学生，曾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不同地区呆过。他会告诉你们一些生活在日本统治下的状况，以及日本人企图摧残和征服牺牲者的种种手段。
萧乾所做的这两篇演讲分别是《日本与新秩序》和《这发生在中国的沦陷区》，播出后取得了一定的反响，5月11日奥威尔在信中兴奋地对萧乾谈及刚收到的来自印度的二月份下半月广播的收听报告，上面特别提及萧乾所做的报告非常有趣。“我们从印度听到的评论不太多，所以这句话更加令人鼓舞！”奥威尔说道。
在此之前，萧乾将自己的著作《苦难时代的蚀画》送给了奥威尔，奥威尔便邀请萧乾做两次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作为栏目组当代文学系列演讲的一部分，3月19日再次致信，商讨演讲的范围和内容。萧乾所做的这两次演讲，分别题为“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中国人的看法”，按期播出。
特别提及二人通信中的一个小细节，1942年3月25日，奥威尔致萧乾信抬头是：亲爱的萧乾，在此之前，抬头都是“亲爱的萧乾先生”， “我想我们可以把’先生两个字抹掉了，对不对？”而就在这封信末尾，奥威尔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笔名，之前一直属的是原名“埃里克·布莱尔”，可见二人的朋友关系更进一步。
这次合作之后，奥威尔和萧乾仍有往来。奥威尔在1944年8月6日的《观察家报》上发表对萧乾《龙须与蓝图》的书评，认为该书“十分值得一读。要是萧乾先生不过于担心可能对英国读者造成的一些冒犯，这本书就会更好一些。欧洲对于亚洲的行为并不友好，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如此明说”。显示了奥威尔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而萧乾在1946年致信奥威尔，询问对方是否可以为《大公报》写一篇2000到3000字的关于香港的文章，在信件的附注中，萧乾问奥威尔在自己回国前，可否在伦敦见上一面。（关于这次会面是否成行，未见有明确材料证明。）
奥威尔一直持续关注中国的抗战，在收录本书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关注，对遭受战争暴行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他在公开的报道中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1942年5月16日，奥威尔评论道：
他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绝不会有投降的意识存在。对于这样的人民，领土的失败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相信还会出现这一现实，只要中国人追求自由的目标，他们就会永远战斗下去。
“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尽管奥威尔去世于今已有70年，但他的文字，他对自由、知识、专制等等的思考，仍然有着扎实的启蒙力量，尤其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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