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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奶奶上山砍柴，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我们走到柴山，她砍了一颗有“农夫山泉”般大的一截木柴叫我扛着，她砍了一挑柴跟在我的后面。下到一个小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哗啦”一声响，我回头一看，奶奶摔倒了。心里一惊，丢下肩上的木头，跑上去大声问：“奶奶，伤着哪没有？”奶奶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不小心踩滑了跌倒，没伤着。”我一看奶奶那挑柴已甩到一边去了，就说：“你这挑柴太重啦，你把柴捆解开，拿掉一些，等到家了再回来捡这些柴。”奶奶挥手说：“不用不用，我能挑得动，休息一下就走。”
砍柴这样的重农活，本来是男人做的。可是我爸妈和哥哥这些主要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而爷爷对家务事根本不管，他养有一只画眉鸟，一有空就提着那装有画眉的竹笼，去村里和他的鸟友听鸟叫、观鸟打架，仿佛那画眉就是他的魂，被勾走了。奶奶说他就骂人，以后再重再琐碎的事都是奶奶一个人扛着。
那时候奶奶52岁，已是步入老龄行列的人了，她单瘦的身体，穿着粗布衣裤，方便做活路，挑的重量有一百二十斤，超过了她身体所能承受的重量，一双粗糙的手操劳着家里锁碎的事情。家里养着两头肥猪，她每天都要剁猪菜、煮猪菜喂猪、还要煮饭、炒菜、扫地、抹桌……一天忙不停，她劳动习惯了，从来不见她休息，好像休息就不自在似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皱纹，仿佛记载着她这几十年来对这个家庭的辛勤付出。
奶奶的一生是很辛苦的，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的成长，她付出了毕生的劳累。我有一个爸爸和五个姑妈。奶奶起早贪黑地做农活，把他们养育大直到成家立业。她以为可以轻松一点了，但我的父母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打工，只有春节才有机会回家来和我们相聚。过完年后，他们又出去打工，只能把我们留给爷爷和奶奶照顾。
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日子感觉是快乐、幸福的，没有什么烦恼。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我小的时候真的很不懂事，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和奶奶争吵，给她增添许多不愉快和麻烦。平时奶奶去山上做农活，回家来还要忙着做家务事，同时还要管调皮的我们。
到了秋天，地里的玉米成熟了。在农村每一家都养有各种家禽，所以种的玉米也比较多，我家也不例外。就在这个时候，爷爷提着他的画眉鸟出远门，去亲戚家帮忙修房子了，家里就只有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哥哥在县城里读书、我在村里上学，弟弟妹妹年纪还小，爷爷不在家，所以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我和奶奶。
奶奶看着阴沉沉的天气，转身对我说：“地里的玉米该收了，你爷爷不在家。听说过两天要下雨，再不收就烂在田里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一听到做农活还是会头疼。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拿着麻袋跟奶奶上山。我边走边在心里默数着：“一、二、三、四、五”，我对她说：“奶奶，这里五坵田都种有玉米，光是我们两个背不完，等爷爷回家再一起背”。奶奶笑着对我说：“没事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收的玉米比这还要多，现在这点不算什么。”听到这里，我只有沉默了。
父母外出工作，我再累也要跟奶奶把地里的玉米收回来。本来我准备自己把玉米苞掰下来放到袋子里的，可是我还没有玉米杆高，根本弄不下来。奶奶看我垫脚在弄玉米特别艰难，就对我说：“这些我来弄，你把我弄下来的放到袋子里，我们再一起背回家”。奶奶负责把玉米撇下来，我负责把玉米放到袋子里，就这样，我和奶奶来回背了两三次。
背玉米的前天晚上下过雨，地下湿漉漉的。奶奶就对我说：“你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我自己慢慢地收”。最后奶奶一个人把五坵地的玉米全部收回来，算起来她总共跑了十趟。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奶奶当初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来背这些玉米。后来她就对我们说：“我做的农活太多太重，没注意休息，现在才驼背成这样，你们都要注意点，以后做农活不要蛮干，都是慢慢积累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奶奶教我们唱苗族歌谣。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在空闲的时候跟着奶奶学唱歌，她还会讲很多老故事给我们听，这时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奶奶平时买来的东西都会马上分给所有的孩子，而我们分给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会悄悄藏起来，并对我们说：“我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吃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奶奶留着这些是等我们晚上哭闹的时候，才从床头拿来哄我们，奶奶的床头总是藏着各种糖果饼干。
按照苗族的风俗习惯，姑娘长大要穿花衣裙、戴银链项圈、银手镯作装饰才漂亮。我家没有钱，买不起这些贵重的装饰品。那时候奶奶还不到老年，她到菜地里采摘回来各种蔬菜，挑到城里去卖，把多部分的钱拿做家里生活开支，留下少部分积存起来。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送给她的零花钱，她也舍不得花，日积月累，共积得五六千块钱，全部拿去买了银手镯。总共买了五副，每副两只，送给我们兄弟姐妹，她给妈妈买的那一副是最重的，共有六两。我问奶奶：“姑娘戴银制手镯，为什么男生也戴？”奶奶说：“男孩子也是我的孙子，以后他们长大成家就送给媳妇，等我老死去以后，你们看着这些银手镯就像看到我一样”，我又问奶奶：“你买这些银手镯的时候，怕不怕买到假货？”奶奶说：“我认识一个银匠，我请他去帮我参考，是真银我才买。”
特别幸运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奶奶，可是我从来没想到奶奶年轻的时候命运非常悲苦，过着非人般的生活，受尽了凌辱。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无人对我讲过她的遭遇。后来知道这些都是我舅公告诉我的。
舅公年轻时参军在云南，在边防部队当一名排长。有一年他请假回来探亲，听说我奶奶经常被丈夫打骂，他就约一位熟悉的朋友---一名政法干部到我们家来看我奶奶。一进门见我爷爷他就气昂昂地说：“听说你打老婆成瘾，她是你老婆，也是我妹妹，你打她不过瘾，我站在你面前，你来打我嘛，随便你打，打过瘾再停手了。”我爷爷看见舅公是一副雄赳赳的军人形象，害怕了，连声说：“我不敢，我错了，我有罪，实在对不起！”舅公说，你还知道是错，打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去想这是错的行为呢？我看你是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特别严重，把老婆看成一条狗都不如，想打就拳打脚踢。赶场天你去馆子喝酒吃肉，也不给老婆吃，把老婆看成一条狗看你吃，吃完就回家。你还是不是人？我舅公越说越气愤，恨不得揍我爷爷几捶，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说：你犯了什么错，自己说。我爷爷说是我随便打人，是我的不对。舅公说，仅仅是这样的吗？请法院这位干部对你说。舅公的朋友翻开《婚姻法》指着其中的条文说：凡是以暴力虐待妇女者是触犯了法律，严重的要判刑。舅公说：判刑懂不懂？就是抓你去坐牢，这不是吓你。你识几个字，自己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爷爷连声说是我错了，下次不敢了。我舅公说光听你说错了不行，去把你村的大队长和小队长喊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大队长和小队长来到后，舅公说：“你们村的这个男人打老婆很凶，你们怎么不管？”两个队长都说：“这件事听说过，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还以为是别人的家务事不好去管，所以没有过问。”我舅公说：“你们也有点责任，但不怪你们。”说罢对我爷爷说：“看在你还有一群孩子面上，这次原谅了你，但你必须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以后不再出手打人。”我爷爷说：“我没文化不会写。”舅公说：“不会写我帮你写。”保证书还提到如果以后再发生打人的事，请生产队长要出面干预，如果不管，队长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保证书写完后，我爷爷和两个队长盖上手印。
这时饭也熟了，我爷爷和奶奶说：“吃了饭再走。”我舅公说：“气都气饱了，还吃你那顿饭。”拿着保证书，说着提脚就走了。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很受苦，她这段受爷爷打骂的事从来不对我们说。现在舅公老了，爷爷去世了，我们也长大成人了。奶奶这段受苦受气的事，舅公才拿当故事讲给我们听。
因为之前爷爷不在了，父母放心不下奶奶，只有留在家里务农。农闲时在附近工厂挣一点钱补贴家用。可是现在我和妹妹还在读书，还需要学费。离家近的工厂办不下去了，父母如果都在家里务农，就供不起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所迫，父母不得不又选择外出打工。疫情还没完全结束，父母就踏上了远行的谋生路。所以奶奶以后的生活，只能劳烦在附近的姑妈们多关照。现在的我已经读大学了，有空我会经常回家，帮忙奶奶做一些家务，多花点时间陪伴她。
奶奶的一生都在辛勤地劳作，现在已经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因为她年轻时候劳作过多，腰杆已经直不起来了，佝偻的身躯还在做家务。我从小都是她带大的，如果以后没有奶奶在，生活该多么难过。我和奶奶相处的时间，超过了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现在我长大了，奶奶却慢慢地老去。这是一种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住。我多么希望时光的流逝慢一点，再慢一点……
作者简介：
潘雪梅，女，苗族，1999年10月出生于贵州黄平。现就读于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2020年先后在《贵州民族报》等报刊发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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