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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上床睡觉时，正好是晚上八点半。我在客房坐着看书，不一儿会，一阵咳嗽声从她卧房中传来。我内心翻腾，一股股时光的浪涛击打着沉重的岸。
母亲二十四岁时与小她四岁的父亲结婚。今年已八十九岁高龄。时间与她，真的像两条向前延伸的铁轨，从不交错。花白的头发，与年龄的衰老速度成正比，讲话的语速已经慢下来。虽没念过书，但故事情怀一簇簇。我从小就在母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长大。
我觉得，母亲是我童年的守护天使，冠以这样的称谓，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我印象中，她就是实体的天轴和可以触摸的地球之心。
婚后，我父亲根据国家要求，去到贵阳修铁路。去时，母亲已经怀上了我大姐。生下我大姐后，爷爷奶奶负责带我大姐。母亲每天必须出工，少一天出工就没有饭吃，就分不到粮食。家里的大小事儿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着。正值六零年代初，是全国性大饥慌。“稀粥和草根就是救命的主粮。”母亲平时和我讲这句话时，脸上显现出一阵酸楚之感，仿佛那段艰难的岁月正爬过来，剌激着疼痛的胃。
在那段荒寒的年代，一个人再勤劳也根本无法满足几口人的生活。怎么办？母亲每天边劳作，边趁别人不注意，把苞谷或者红苕之类的作物藏在地里。收工后，等太阳落山了，趁着月光的影子，她又一个人爬到山上，在地里拼命的刨啊刨。又不敢照亮，只能想象着白天藏在一个大概的地方去翻找，几乎找到半夜才找到几株苞谷。这是救命的苞谷，神性的红苕。
那时也是全国性的大跃进，到处办钢铁厂。母亲被派到离家二十里的一个钢铁厂去做饭。她每天做饭时，抓几粒米藏在口袋里，做完饭回到房间，用一个小布袋将米包好，又放在墙壁的缝里，一个月后，差不多有三四斤了。母亲向厂长请假，说家里有点事，得回去看看。提着一小口袋米回家时，爷爷奶奶早都饿得不行了，脸蜡黄蜡黄的，已经许多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我大姐倒是健健康康、欢乐无忧。原来是爷爷奶奶有好吃的都给我大姐吃了，他们在吃草根充饥。看到母亲提回这么多的米，爷爷奶奶都哭成了泪人。
爷爷曾经是国民党的一名连长，不知犯了什么命案，跑到现在这个地方安家。瘸腿，走路不方便，靠帮人捡瓦维持点小生计。一年夏天，不小心掉到粪坑里去了，被母亲发现后，硬是把他拉扯了上来。人受到这样的臭粪水淹和惊吓，自然就病了。我母亲天天帮他换衣、擦身、喂饭，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我爷爷身体恢复后，逢人便讲：“王明芬是程家的大孝子，今后会有好福报。”
母亲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永续的关爱！
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前，她出家了四年。她心中一直带着佛家的修为。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甚至弄得身上看不到什么个性的东西。因为活命成了当前最主要、最核心的事。私心，或者说占点小便宜，在母亲看来，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事情，而是为了成就完美生命的延续。如果没有为生命活下去的努力，大公无私这个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父亲辞掉工作回乡后，在队里当会计。他的算计知识远不如打牌输出去的钱多。日子穷得我六岁懂事，像干旱稻田里的秧苗倒逼自己成熟一样。
自记事起，母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地里家里，她都任劳任怨，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记得有一年大干旱，粮食几乎颗粒未收，往年的存粮已经吃完，别人家也同样无粮可借。母亲眼看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跑到我舅舅家去要了五升苞谷来接应。可是这五升苞谷也只能缓解一时，与庄稼的成熟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母亲会打算，她也经历过大饿饭的年代，知道粮食要怎么搭配吃才能接上新季庄稼。她把苞谷磨成面，到山上把蕨根挖回来洗净、晒干，然后用石磨推成粉，加一点苞谷面在里边做成粑，当主粮吃。如今看到城市餐桌上有一道蕨根的好菜，我就觉得又回到了苦涩的年代。
母亲也做得一手好的针线活。无论布鞋、鞋垫、棉衣、衬衣、裤子、寿衣等，她都会做。布鞋的底料是竹笋的外壳，先用来压平，然后用烧过的木炭棍子，根据脚的大小画上线条，用剪刀剪下原型，再用一些废弃的布料将面糊糊粘上。晾干后，用麻线从边上开始一针一针穿过去再穿回来，拇指上得戴上顶针，不然手会被戳伤。鞋底做好后，再做鞋帮，面料通常都是灯草绒。一双新鞋做好后，一般要穿两三年。
衣服的裁剪是一门学问。我有时想，母亲不知道几何原理，怎么一裁就刚好呢？原来人的大脑有凭直觉的先行经验，不管学没学过文化，这种经验来自于实践。单衣好做，棉衣可没这么简单了。先是将外层里层布料的尺寸量好，然后将棉花弹得松软膨胀，拉扯成一块一块的接上，平放在面料上。先从衣服的领口开始缝，正反两面的缝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边角冒出虚线来。经过几天或者更长时长的缝衣，一件漂亮的棉衣就完成了。读五年级时，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衣，穿到读初中二年级时还好好的。
村里大凡有人去世，都是我母亲去做的寿衣。有一年，邻居一婶娘去世，母亲半夜去做寿衣，灯光又暗，邻居们都回家睡觉了，我母亲一人在那去世的人面前缝衣，一只猫突然从里往外跑出来，把母亲吓得一身的冷汗。回家的路上，又遇一条狗从坎上往下一跳，更是吓得母亲回家后不停地说：“今晚吓着了，吓着了。”第二天黄昏天去园地里浇菜，老远的听到什么东西在叫。她就问另外的邻居有没有听到？那邻居说没有。她心里一阵慌乱，像疯了似的跑回家来，躺在床上一病不起。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全身无力，每晚噩梦。请了不少的阴阳道士来画符念咒语。许是心理安慰或自我暗示，后来慢慢恢复了。
家里山地多于田地，稻田通常是雨水好的时候收成就好。当然，如果没有农家肥作基础，再好的田地，秧苗也会枯萎、泛黄。我父亲属于那只管耕地，不管过程和结果的人。后续事项几乎由我母亲和姐姐去管理。
记得1983年夏天，由于家里无钱买化肥，母亲和姐姐便担粪去淋秧苗。淋完后，又割了许多的草料顺着山路往家赶。天空忽然一片乌云从山头翻过来，闪电也跟着翻过来，接着风雨模糊了我的想象。盼母亲于黑暗来临前回来，可母亲非要背一篓草料回家。泥泞的山路，沉重的草料，把母亲压倒在荒野之上。小腿被锋利的石头划开一条大口子，时间在血流中一秒秒喷出。由于我们不懂医学常识，便用冷水给母亲洗伤口，破伤风开始在母亲身上萌发。母亲紧闭嘴唇，对尘世无语。
妈妈没病之前，我每天想到的是学习，自从病了后，我每天想的是她会不会因此离开我？走在十多里的上学路上，每走一段，就会忍不住要哭。还怕别人看见，边哭边用衣袖角把眼泪擦干。到学校，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他们都问我：“程勇，你眼睛好红，怎么回事？”我都沉默不语。那时我的心处于灰白状态，感觉时间俱碎，孤苦寒冷，怕母亲在我幼小的世界消失。
那哭，是一个未成年人在尚未明朗的世界，愈发不知道来路和去路的一片茫茫然。对于母亲的意外受伤，我思想上并无准备，觉得她年轻，承担着家庭和我说不清的梦。可是这突然的一个结果，让我产生了绝望、惊愕、悲伤。
那时的乡村赤脚医生也在忙农活，他把针和药放家里后，便教会我打针，一天两针。在慌慌日子中，从死亡线上把母亲拉了回来。生命是挽救回来了，但恢复得相当慢。每天只能一点点的喂食，每次一喂食，母亲几乎不动，动的只有泪水。我感到日子很空，很疼。她偶尔会说：“别喂我了！”眼里充满企求。大概是不想生存下去的意思。好在经过我们姐弟精心的护理，母亲的生命从一个边界回到了她温暖的家。
母亲从不管钱，因为她算不来账，一切运作全靠父亲。但母亲有四年佛门修炼的信仰作铺垫，世间的繁事与苦难，都是心如净土。严格管教子女，她要求两个姐姐八岁后必须能做针线活，能上得了灶台，能把家里的活儿担当起来。她要求我和弟弟必须在九岁后也要担当起家里的事务。读书第一，做人第一，其他根据能力来学习。这是母亲一贯对我们姐弟的要求。现在两个姐姐都会针线活，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能操持得好。我也同样受到熏陶，自小就勤奋好学。从能干活起，拾柴、割草、担水、背粮食、犁地、挖地等样样会做。早上做完农活还得赶往十五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因为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如果每个人不努力，结果将是无衣穿无饭吃。
1984年初二暑假，因家里拿不出读书的钱，我不想上学了。那时深圳刚开放不久，家乡去那里打工的人貌似能挣到很多的钱。我便和另一个同龄的好友商量，出去打工挣钱养家。出去，怎么出呢？没路费啊。左想右想，家里也没值钱的东西，瞧了半天，才找到有半口袋菜籽。第二天趁父母不在，我偷偷地将那菜籽背去卖了。卖了二十五元钱，黄昏时，我们俩悄悄走了。走了将近五十里山路，到了一个镇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坐车去到遵义的叔叔家。叔叔见到我们后，感觉惊讶，问明情况后，把我俩骂了一通。“这么小，打什么工，回家好好读书才是出路。在这里玩可以，但一定在开学前回家。”叔叔说这话时非常的严厉。
回来那天是黄昏，我不敢踏进家门，怕被父母打骂。我躲在苞谷地里，夜幕降临，月亮从天边升起，各种昆虫开始鸣叫，引得无数的蚊子在我脸上开始翻飞。我听见父亲说：“程勇和王从辉出去这么久了，也没个影子，到哪里去找他们呢？”母亲在边上说：“你一天把家弄成这样子，他怎么待得下去？他早懂事了，出去不会有啥事。”母亲带着自信的口气责怪父亲。离家也快十五天了，知道母亲急，既然回来了，我得面对现实。想到这儿，我大着胆子走出苞谷地，向他们走去。
与我想象中的被打形成反差，他们亲热地问长问短，肚子饿没饿，要不要去做饭吃？其实我早饿得心慌慌的了。母亲赶紧去给我热饭，我边吃，她边说：“你下次出门要给家里说一声，免得我们着急，还到处托人找你。”说着说着，她开始轻轻抽泣，然后哭声不断的往高处扬起。我看见她用手一把一把的抹眼泪，那种伤心，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位母亲的无能与疼痛。我觉得自己像是混世魔王般，内心不停的谴责。同时也给自己一个承诺：一定要为母亲争光。
天下父母啊，他们不在乎儿女们有多大的出息，他们在乎儿女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
十八岁，我当兵离开故乡，离开父母。自此，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与他们永恒的分离。偶尔回乡，总是被时间和距离跨越。早年也接他们到城里住了两年。但母亲总是牵挂那些日夜走失的蔬菜。其实母亲喜欢苍茫，这里没有；其实母亲喜欢暗下来的村庄，那是她追寻生命完美尽头的地方。后来，母亲执拗地回到故乡。
回乡后，她又把自留地种起苞谷和蔬菜。每年到了收获的季节，她都会做些豆瓣酱、辣子酱、干豇豆，酸腌菜寄到部队，我转业后又寄到昆明来。每次还特意吩咐要怎么保存，怎么吃。母亲一年一年的老了，却还如哺育婴孩般把体内的汗水与营养输送给我。我的内心最羞愧和恐惧的了。我知道，她给我做的这些食物，都是她平时舍不得吃节约下来给我的。要命的是，我多次阻挡，叫不要给我寄东西，她硬不听。母亲也是最了解我的，她知道我的口味，因为我的脐带还连在她身上。
自当兵离家后，每年也只是象征性的回家待几天，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走了。每次离开时，母亲都依依不舍的样子，又每次都要封个口给我：“挣一百万，做很大的事，要保重身体！”我心里明白，她想我过得好，挣不挣大钱，做不做大事，只是她的一种口语而已。她希望我身体好才是她的最大愿望。我何尝又不是这样对母亲的祝愿呢。
2017年5月10日，弟媳打电话来说，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我那时在西藏有事，打电话回去问，她总说没事的没事的，就一点小病。母亲为了不给儿女们添乱，多么难受都不轻易告诉我们。她总是说，你回来一趟花不少钱。后来是两个姐姐弟媳照顾她住院出院。去年国庆回去看望母亲，她身体明显已经苍老了许多。本想再次接她到城里住，但已经没法坐车出远门了。
我在想，或许在某个时刻，母亲会挡不住强力岁月的收容。像小区里盛开的樱花，花期一过，又不知哪一瓣先于时光中飘落。
作者简介：
程勇，籍贯贵州仁怀，现居昆明。西藏从军二十余载。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散文诗》等。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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