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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进步体现于审美。何为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大约四个意思，美丽好看；使之美丽；美好的事物、（作为方言的）得意，如看他美得不得了。类似解释当然有些简单，而其实，美，一开始、本来就是简单的。它的出发点是味觉，古人对可口的食物类的形容多为甘美、美味、美滋滋，甚至是渐渐延伸出的成语类也是从可口——可乐这个轨迹行进的，如秀色可餐。
或说“美”是一种感觉，先味觉，后视觉，再上升到综合的心理感觉。这上升是肯定的，正如“天地有大美”，弱不禁风也是。而人们一般不会称赞一个相貌靓丽的妓女为“美”（不指古代诗人），这是说“味”如何，又与对象的特殊性相关。曾有研究说“羊大为美”似乎不对，因为作为动物的羊一般是小的、嫩的或如羊羔之类才可口，身体越大肉质越老化。《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这意思也就约定俗成下来，在古代就比如唐代，妇女之美，丰硕是必要的前提。杨慎在编写《说文解字》时，据考有添油加醋的习惯，便也会想当然。
现在来看“羊大为美”，估计还有两层已然主观的意味，一是指成熟，丰满，丰腴；二是指整体上的匀称、平衡与和谐，这也是“天地有大美”的潜在意味之一。显然的是，到汉代，虽然仍以感官为主导，但审美观已很成熟和“体系”了，而且它已从无形的味逐步转移到指涉具体可感的物事了。其时的“美”主要还是实在地、并多体现于现实中。所谓现实是什么呢，今天看也就是“大众化”（感官化、欲望化就寄生其中）。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汉代，中原人看到一些西域人时曾有“貌状甚壮美”的说法。瞧，数千年来，关于身子、面貌的形容从“美”出发，越来越多，至今仍然。
今天的人们遇到异性动辄美女帅哥叫个没完，究其原因，是物质、时政与传播环境变了，娱乐、享受甚至是乐观幽默的心性与本能也渐浮出水面。这个变异的过程是由实到虚，这正好是给想像力预留空间的过程。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代表了古人关于美女的“想像”，它最终仍是不具体的——原来呵，就像幸福、极乐这样的词汇，美的高境界是一种感觉、一种想像？！
现在说人美，多为笼统而称，已不强调丰满与纤细，五官如何，这似乎又是一个“上升”：即最重要的是平衡、对称，一种和谐感。和谐感应是一种相对论，这样，才有可能产生多样性、复杂性——它的归汇点是：人性。这样，由审美延伸出的，有审丑，有不美不丑。审丑意识这一概念似乎是提醒我们，要换位思考，要理解异质异样异物的存在。实际上，今天，至少在传播领域里，“变态”这个词的逐渐少见少用，正表明人们的思考与理解在进步。正如，诗歌先锋、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之类，已渐呈中性意味。
那么，对于诗歌而言，如果“美”是一种既有思想（体系），在此相对稳固的前提下，诗歌的写作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呢？显然是两个大的方面，作为工具的“语言”，和作为将语言与审美有机联系的中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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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审美需要落实到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最数字化的经典口号，其中的“语言美”的内核是“礼”。这似乎有些吊诡，完善与有序的礼仪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相对和谐很必要，对于文学创作它所起的作用又是相反的，模式化的语言方式和诉求，会制约文学及诗歌更新的可能性。
从某种层面说，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本身也是种特殊的语言方式，但五字、七字的规定使写作像“填空”，这限制了想像力的可能的边界。从风、诗、词到曲，表面看似乎是形式渐渐拓展了，但另些限制又出来了，比如平仄、词曲牌等。这样的写作规定，限制影响着一代代的古代诗人。这样的限制从哪来？
应该来自实践者或当事人的审美观。被传播冠以“国学大师”的季羡林自然是写作古诗的，他的诗观应该也是。前些年，他曾对中国新诗状况发出异见，总体上持不认可意见，这一时引起轩然小波，众说纷纭。其说姑且不论是非，争鸣却反映出了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如今的审美评断已渐失标准化或说话语霸权了，百花齐放的关键是放而非齐；这很好。二是审美这东西，对于很多很多的人，竟然是一种一成难变的东西？！它有时甚至与年龄、经验、学历、学位及学识保持了距离？
以语言为工具的诗歌的进步体现于审美，落实于语言，二者都有一个观念更新的共同前提。
评论家曾总结道，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贵州文艺曾出现两抹亮丽的色彩，分别是小说上“崛起的贵州作家群”和为中国美术界所称道的“贵州现象”，其时出现了一批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小说“达到了贵州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被喻为“高原神话”和有着“贵州帮”、“西南风”等赞赏性命名的贵州美术一度达到“一种方向意义的高度”——这似乎又有些吊诡！其时贵州小说、美术与诗歌同样以“山水”或说广义的乡土、地域、民族民间、三农现实等为最主要的“内容”，甚至是“形式”，后者因何难以同步“出山”？
我后来想，这可能是黔地诗歌的被动与夹生，毕竟诗歌文体的自身限制相对大得多了。自然山水、地理环境是现成的，诗歌写作者如果不变通只对山水环境进行简单写生，效果自会低得多。
当然，本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中的传统——的“诗”要有一个大的超越出新，相对很难度！同时诗歌文体的特殊、诗人具体情况、作品数量与质量、诗歌传播的限制等等也是导致诗歌相对落后或不被认识与认可的客观因素。另外，不准确地说，这两抹亮色总体上仍属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老远的贵州”范畴或是对其的深化与延伸，其优势是文字叙述和图像摄制与想像，这种方式及其形成的陌生、可观与神秘的冲击力，恰好是以主观抒情、着力于凝固意象并且文体形式紧凑固定的“诗歌”所不能比拟的。
最大的原因，当然在于自身。一直以来，贵州诗歌多合唱于、拘束于大同的山水气象和意识形态抒情写作的模式化的、传统的、封闭性的话语体系内，这样，在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观念”或社会“思潮”此伏彼起之际，本就不与省外同在一个起跑线上、并以散步和漫行态势自在的黔地诗歌及其初具特色的山水抒情风——尚未形成规模与力量，便被山外诗潮掩盖或排斥。随后的它在近20年来便多紧贴全国诗歌势头被动行进。
即是说这首先是观念问题。观念的创新与成效，是很复杂且难以细化和量化的，它涉及的东西实在太多。曾居黔地的清代诗家赵翼说过：“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此说表明开放的创新的观念（思维），实是基础中的基础。正如发现美重要，发现美中不足同样重要。须注意的是，说创新并不是指本土文化与思想资源的落后，就像黔地之煤，它只是沉默与静待，需要的是寻找、认识和发掘的渠道、方式和效果。
我在此所指的创新，也不是要生硬地否定或割断传统与现当代、城与乡、今与昔的联系，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寻找并实践于更新更合适的途径。事实上，对于“传统”这株源远而复杂的大树的修理与剪栽，是为了它更加的常青与茂盛，使其年复一年结出的形态大同的叫做“乡土文学”的果子更加美好和营养，和各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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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涉及的东西和要解决问题很多，对贵州诗歌最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城市观，或说现代感。广义地说它可以不是具体城市，是一个大的有时是想像（并且能锻造想像力的）时空环境，是当代数字化、文化全国化及全球化、物质化与人的精神趋于复杂性与异化的代名词。但是贵州的写作者对此多不是宽容与兼容（虽然他们实质上置身并如鱼得水地享受着这个变化的时代环境），而是单纯地抵抗。
常见的抵抗方式，是退守，安全式发表式写作。这样的写作结果显然是失真、功利与浅显的，这是一种“伪审美”。这在贵州的散文诗、散文与诗歌里较常见。
学者苗四妞对上世纪30年代“寻根文学”研究指出，其时的作家们“虽身处闹市却魂系乡村，以‘乡下人’、‘地之子’自居，天然地拒绝欲望城市的‘异化’和‘压抑’。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敦促作家们把乡土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大文本，把乡村作母体，用农民作终极语汇，用温馨诗意作基调，构筑一个个高山流水般的理想世界”。这原因当然较复杂也持续已久。
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在一般情况下所有中国人都被归属于某一个被认为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村庄，通过多愁善感的同乡和血缘联系，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仍属于其家庭和他出生的村庄，那里立着其祖先的宗庙，他也一直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结果之一是“城市”从来就不是“故乡”，对于其大多数居民来说，只不过是典型的远离家乡的一个地方而已。其结果是本土的市民性的文化相对不成熟，制度性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力明显，这使文学及诗歌创作显出被动。一个人不把自身当成“乡”、不把立足地当成“乡”、不把理想、梦、现实……归为“乡”，总有世俗层面的漂泊感，总不安心，让他如何从容下来，集中精力去审美去思考呢。
其次是对本土的认知局限。这直接影响了审美向度的茫茫然无措。地理与历史的差距众所周知，虽然这并非一个地方及其子民的过错。从“牂牁”、“僰道”、“夜郎”、“蛮天僰雨”等字词可知，因远离东亚大陆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黔中接受的文化信息辐射自古便断续不匀。于此贵州诗歌主要以自然地理背景中的山水画生态、移民文化或文化的移民性、在上述两种向度基础上的增添了本土民族文化因素的“贵州性”三个特征呈现。实际上处于不断的融会、中和过程中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不断变化聚合行进中的“黔文化”。
而正由于“黔文化“的原生性、自发性和自主性相对较弱，在移民文化多为事实上的“主文化”之边缘部分的前提下，近现代贵州高原区域的文化图景长期欠缺一个自在的主心骨，这使它必然要对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发达区域的文化（传统文化的主体、封建文化的显要部分、移民传递的其他剩余部分）信息以“奉承”、或“被动”的姿态进行阶段性整合滤收。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文学不是“人”的而是制度文化的产物。结果是，随时随地存在的山水的大美，被人间的鸡毛蒜皮小是小非耽搁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却未看到看清自己——诗歌本来是与自己、自我最贴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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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审美”这个话题上去，这就相当于：你所知道的美，是前人发现并摸索过的了，你之所以认为的美，是别人有意无意附加给你的，你所得到的美原来早已不算是美……诸如此类，即说，你的写作不是通过自己的想像、或把瓢画成葫芦，而是人云亦云地依葫芦画瓢。如果多如此自想自悟，写什么，怎么写之类的被动情况会有改善吧。
几十年来，我看多数的贵州诗歌、散文的形式与内容，或题材，一个像一个，文学写作及其稍微的变化，也往往地源自外来的剌激或示范，如此，黔地怎会不持续落后？另种落后是开口闭口直接铺露“道德良心正义良知关怀”之的在大词，其实，这些大词本来就是一个常人、正常人生活、知识者写作的精神基础，如果一首诗的写作就是为了强调或强度这些标语式的“基础”，它就不那么诗了；更别说忘了祖传的“婉约、含蓄、留白”要求了。
审美观回到自我，祛除艺术过程的被动与依赖有一个过程。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文化充实与自主，有一个过程。就贵州而言，自古，山水直接铸造一方人的性格，也夯垒出一个地方性文化环境，面对如今信息化、数字化、城市化现实，我们或许更须一种高远宽泛和现时又恒久的“大环境”意识。换言之，有必要坚持我们的“山水抒情传统”——但并非要重复、摹仿一茬茬花鸟虫鱼各种家畜题材的“山水画”；有必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的普适性的部分，但并非是要闭目式“拿来主义”。
如果一个地区、如果贵州诗歌的行进是一个成长史，那么它应该不再是孩提豆蔻而已面临而立之时。在种种变化叠加动态的新的时期，立足本土与自我，更新文学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更好地把握语言，是很——是一直都迫在眉睫的。
（2015年）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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