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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学的个人叙述（上）
卢惠龙
六十年，白驹过隙。
六十年，几乎是部编年史。每个个体生命，都在承受时代宏大的命运。
一代人都有相似的分子结构、相似的命运，少有人能够逃避历史的规定性。
然而就个体生命体验而言，我时常游移宏大框架。
借助文字，沿路返回。有亲历、有目击，没有宏大，没有传奇。其中，有些许温暖、些许乐趣、些许疑窦、些许不幸……都是个人的回忆，个人的叙述而已。
我从小是文学细菌的带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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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贵阳的新华书店座落在省府路斜坡地段，一级级石梯上去，一个不大的门面，光线幽暗，书架、书柜相连，这就是全市图书聚萃之地了。年代久远，缤纷驳落，房子日见陈旧。现在想来，多少有点像鲁迅常去的那个内山书店的模样。我那时是小学五年级学生，12岁，每天放学，不急不徐地穿行在大街小巷，路过省府路的书店，总会进去留连一番。进门时，身上背的书包无需存放，就大大咧咧进去了。那时的书并不贵，可当我把眼光落在封底的j定价时，那个天文数字就会像马蜂狠狠地蛰我一下。囊中羞涩，只得站在书店里读上一阵，站不动了，就依墙靠着。清清楚楚记得，我似懂非懂地读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啊，我的保姆。/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这是艾青1933年写的一首诗，抒写的是对贫苦农妇大堰河的怀念、感激和赞美。同时，我也读严辰、公木、邹荻帆、袁水拍、徐志摩、普希金、聂鲁达、惠特曼、拜伦，也读贵州文学，有一种无限的痴迷、向往。
书，给少年的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五十年代，我知道贵州有个蹇先艾，1906生，四川重庆人，从小在遵义生活，13岁去了北京。他是1926年开始写作，发表诗歌、小说。与巴金写作同时间起步。在北京，他结识了朱大枏、李健吾、徐志摩、王统照、沈从文等。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说到了他：“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蹇先艾成了现代“乡土作家”的先驱者之一。我读了他的《水葬》《贵州道上》。《水葬》给我印象最深：“尔妈，老子算是背了时！偷人没有偷倒，偏偏被你们扭住啦！真把老子气死！……”开篇的遵义方言，一下就把我拉近了。蹇先艾是以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想去反观他的家乡。读到小说结尾：招儿的媳妇偷偷地跑到那个老妇的门前看一看，只见她还坐在那里，口里微弱听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这时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痛，这种痛，是乡间习俗的冷酷带来的。《水葬》《贵州道上》奠定了蹇先艾在贵州文学的地位。蹇先艾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倔强的女人》《新芽集》《苗岭集》等，大都是他在30、40年代的作品。五十年代那阵，蹇先艾的《山城集》影响比较大。蹇先艾笔下处处透露着作者对于自己的故土和乡民的悲悯之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蹇先艾以其塑造的贵州这一远离文化中心的蛮荒之地的真实景象自成一家，因而成为贵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最佳叙述者和代言人。当现代史上的贵州的面影已经模糊到让人觉得遥远的时候，在蹇先艾笔下得以活生生地保存的黔北世界，更加具有珍贵的文化历史价值。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蹇先艾先生，慢慢熟悉起来。他的爱子蹇人毅、爱女蹇人华曾经与我是贵阳五中的同学。蹇老一副儒家模样，温文尔雅。他给我聊起过沈从文，朱大枏。当时，我说，就是和你一起去鲁迅家的那个朱大枏？他说你知道？我说鲁迅日记里记有“蹇先艾、朱大枏来，未见。”他说你记性好。蹇先艾还给我说，抗日那时，西南联大的200多位同学和老师，组织湘黔滇步行，前后走了60多天，沈从文经过贵阳时，他们见面，他请沈从文吃贵州菜。蹇先艾读过我写的几篇小说。一次，在人多的场合，他漫不经心地说：“云南有个李钧龙，贵州有个卢惠龙。”说得我怪不好意思。蹇老从来不提他受的磨难。我知道，文革中，他成为所谓“贵州文艺界的一面黑旗”，受到迫害。他曾经被赶到文联护国路宿舍，就住在门口很小的一间值班室，负责看守大门。半夜有人回家，他慢慢吞吞穿衣起来，驼着背，抖抖索索摸钥匙，开门，他从不叫苦。
后来，我请蹇先艾、曹雨煤等去兴义给文学青年讲课。那次培训地点是在落成不久的盘江饭店，听说文学老前辈蹇先艾来了，听众如过江之鲫。后来在曹雨煤的鼓动下，我也滥竽充数讲了短篇小说的写作。我讲课时，蹇先艾也来了，他和兴义地委宣传部长殷光林坐在下面，充当我的听众。70高龄的蹇先艾视力不好了，他居然还记笔记。他的面孔几乎凑到纸上，记得很认真。我看到这景象，内心很惭愧，很感动。蹇先艾虽然早走了，这张照片我还保留着。杜惠荣、王鸿儒写了一本《蹇先艾评传》，对蹇先艾一生的创作给予很客观、很公允的评价，这本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果是继赛先艾之后，被称为贵州第二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1951年起他发表了《石土地》《喜期》。1953年又在《人民文学》以显著的版面发表了小说《风波》。《风波》获得贵州省首届文艺奖，老作家邵荃麟（《人民文学》主编）还约请他面谈，对石果非常赞赏。《风波》写的是农村姑娘杨春梅和她守寡多年的母亲杨幺嫂，都面临婚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力道的构思，它蕴含了中国农村妇女如何突破封建宗族的乡规、礼仪、族法、家教的樊笼，获得婚姻的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写杨春梅张扬的泼辣性格，杨幺嫂一改孱弱个性，获得了自我。石果是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旧政权崩溃之后，这自然是一种对历史新的回音了。1954年，石果的《官福店》又在《人民文学》发表，篇幅不大，气势不小，曾受到沙汀等著名作家的赞扬。《官福店》的思路是沿着《风波》而来的，写的是寡妇韩彩娥的再嫁，表达的是翻身农民对新生活的一种认同心理。石果本名何恩余，湄潭人。石果这个名字属于文学——化石为泥乃结果，学生时代他就发表过长诗《穆家川上》，有黔北深厚的生活积累，出版过《浪花集》《喜风集》。后来，我也认识了石果，他就住在科学路省文联进门的右边的小平房里，他1935年参加工农红军，当过湄潭县副县长，对黔北农村非常熟悉。我90年代在出版社供职的时候，石果拿来了他的《沧桑三部曲》，赫赫百余万言，石果迭遭不幸，这是他倾注半生心血之作，很快就出版了。
如果说赛先艾是站在大都市反观、审视故园乡土，浸透对农民关怀和同情，那么，石果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审视眼下农民命运，反照他们的心灵图式。
这是当时贵州文学作品内容的一条新与旧的时间刻度、标识。
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来贵州的老作家邢立斌，文学上是内行、高手。到贵州后写了小说《在客车里》《冰雹》《小山的故事》。《冰雹》中描写那个趴在粮仓上用毡帽接雨的格老，形象非常可爱。因为是文联领导，作品不多。他离休后，有一年春节，我去他家拜年，我问他，《冰雹》里那个从山东来到侗寨的小李，是以你自己为原型吧？他微微一笑，“好多年前的事了”。他夫人何建明（她是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邢立斌听了，直接说，先叫《舞台序曲》吧。我想，他做过省文化局局长，自然有这类生活积累。没有过多久，《舞台序曲》完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知道这是他珍贵的最后一部作品。
这以后的贵州作家大抵是新一代的作家了，大多数都成为新时代的歌者，他们的作品，多为反映贵州山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人物居多，作品不成熟的症候也很明显。虽然他们不时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表达，但都相对微弱。我们同时代人，一度习惯从政治的、历史的框架中摹写人生、逼近人生。如王蒙所说：“近百年的中国人的命运主宰之神，差不多就是政治。”那么，当时文学创作的那种状态，也有其逻辑依据。
胡学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吃新集》，《铁大汉与小诸葛》我都找来看了。他还用过余力、鲍非的笔名发表小说，胡学文的《桐花开放的时候》文笔特好，他有深厚的英美文学底子。胡学文是平坝马场人，1948年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做过贵州大学老师，后来成为作协专业作家，翻译过《炮灰》。他作为专业作家，在平坝马场当过副区长，长年在乡下，白天劳动，犁地、挖水沟。半夜三更写作。食物短缺，身体一天天拖垮。衣服破了他自己补。他曾经住在贵阳护国路王伯群故居那幢圆顶的楼上，家里书很多，有英文原著。七十年代初，“一斗二批三改”，他下放到兴义，住在地委老幼儿园的平房里，与地委书记徐挹江邻居。我们常常见面聊天。上面安排他写民兵先进事迹的材料，他很犯愁，几次不过关。我想，作家哪会写“新华体“呢？他回贵阳时曾经给我来信，我第一次被称“惠龙阁下”，第一次被夸“你才华横溢”。他当时很为他女儿的工作安排恼火，让我想想办法。他从兴义回贵阳以后，带头成立了一个外文翻译委员会，翻译作品，他住的圆顶三楼，上半夜灯光不灭。门口还挂了块牌子：“谢绝打扰，有重要事不超过五分钟。”
五十年代初的《贵州文艺》是32开本的，不定期出版，纸张粗粝，套色模糊，不如我们初中生的课本。后来才改为定期的《山花》，16开本，鲜亮了许多。我是《贵州文艺》和《山花》忠实读者，经常读到维翰（胡维汉）、尘野、伯生、伍略、吴纯俭、汪炯华、钟华、寒星、程履（戴明贤）、谭良洲、汛河的作品。贵阳五中的王之范老师，在《贵州文艺》发表纪念鲁迅的长诗和小说《山城纪事》，我们一些同学反复读，很崇拜他。长诗描写宏儿和水生的句子非常惆怅。《山城纪事》的结尾是“皎洁的明月为什么被乌云吞噬呢？”这种双关，有点震撼我们初中生。《山花》新的改刊号，发了孤雁的一首小诗，题名：笔。“烟囱是支笔/蘸满了浓浓的墨烟/在彩纸般的天空中/写下钢铁的诗句。”小诗还加了框，是突出的意思。这首当时被称道的诗，却是在歌颂污染环境。当然，这无法苛求了。
贵州五十年代的文学，重量级的还有涂尘野、胡维汉、苏晓星、伍略，稍晚一点的作家是巴迅、周青明、滕树嵩、李起超、袁仁琮、戴明贤、熊正国、康后元、向剑辉、王安、刘荣敏、弋良俊、刘毅、蔡葵等。还有一个遵义的傅泽，志愿军，赴朝作战，写了有名的《零下30度》、《小姐妹们》发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英年早逝，知道他的人不多。那时好些老作家，都是写小说的，而且多是农村题材。胡维汉的《山里的声音》《艳阳天》《闷葫芦》、涂尘野的《潘阿令》《快活的三公》、袁仁琮的《打姑爷》当时有点名气。戴明贤，1956年毕业于贵阳清华中学，那时主要写儿童文学，作品有《报矿》《岔河涨水》等，《报矿》还获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三等奖。兴义专区望谟县有个张静枫，盘县人，1929年生人，1952年他是骑着马，从望谟到贵阳，去《贵州文艺》改稿。马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一个星期才到贵阳，住在贵阳中华南路的大众旅舍，他把马拴在旅舍的院坝里，他还去买包谷喂马。1953年起，他有《麻山姑娘》等几篇小说发表于《贵州文艺》。1957年3月在《山花》发表组诗《小店的早春》。后来在望谟县做了文化馆馆长，出版散文集《盘江三叠》。他在望谟时，我常常去他那里，他爱喝酒，口头禅是“老朋老友，黄豆下酒。”。李起超1956年在上海《萌芽》发表小说《山林恋》，我是在贵阳五中学生宿舍看到的，贵阳一中李起超居然印成贵阳一中李起民，我一看就知道印错了，第二期就有了更正、道歉。《山林恋》这个题名对贵州作家影响很大，后来伍略、何士光、李宽定也以此题为文。熊正国的《高炉边的彝家》，显然是描写大炼钢铁的，得到茅盾的好评，收入了高中语文乡土教材。我坐在课堂里，语文老师在讲《高炉边的彝家》。熊正国是威宁人，个子不高，黑黑的皮肤。我多年后去威宁看他，他那时是威宁草海保护所的所长。苏晓星、滕树嵩、刘荣敏是少数民族，描写彝族、苗族、侗族生活很擅长。苏晓星的《奴隶主的女儿》，伍略的《阿蓉和略刚》，滕树嵩的《侗家人》《侗寨风雨》，谭良洲的《拦路歌》，刘荣敏的《苗家村的斗牛节》《忙大嫂盘龙灯》都是能代表当时贵州民族文学水平的。
维翰的《艳阳天》，对农村人民公社化中，农民吃“大锅饭”委婉谨慎地表达了一种隐忧。
周青明的《大树脚》，描写的是农村市场经济的雏型，写了生猪市场原生形态的热闹繁荣，写了一个当了40年的贸易经纪人“牙口”的何二公，写了奸诈的商人陈少华，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小说乡土语言运用特别娴熟、出色，生猪市场的种种行话、暗语，信手拈来，写买卖可以在衣服袖筒里把手指头一摸就成交……活灵活现。小说就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独具新意。却受到想不到的尖锐批判，批判檄文上纲上线，铺天盖地。
滕树嵩的《侗家人》生动地表现了侗族妇女龙三娘的多重性格，也折射了侗族的善恶有别，是非分明。十八年前，龙三娘带领撵山队拦路杀了恶霸伪县长胡忘义，欲杀县太太时，太太怀里滚出个婴儿，龙三娘揩干手上鲜血，抱起婴儿，把自己的乳头塞进她的嘴里。龙三娘，敢于杀老虎，却细心保护山羊。她的后人，不打喜鹊，却杀野猪。不摘板栗，是给松鼠留食过冬。如此优秀的小说，也招来横祸。小说因为发表在《边疆文艺》，云南日报竟然在几个月内，用了八个版面来围剿这篇五千多字的小说。
《大树脚》和《侗家人》遭受的批判，不仅是对周青明、滕树嵩的打击，对作家是一场无知和疯狂的捉弄，也是对贵州作家的打击，使贵州文学遭到重创。
我再见到滕树嵩的时候，他一脸忧郁，没见他笑过，他是在凯里监狱任职。周青明从安顺来时也见过，也失去了往日的开朗。
刘毅是我同学，在《四川文学》《山花》发表了《云岭寨纪事》《刺梨花开》都受好评。他在花溪气象站工作，自从他的朋友周青明、滕树嵩小说挨批以后，他也搁笔了。
康后元是我挚友，以一篇漂亮的散文，1965年参加了全国青年创作积极份子大会，后来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绿芽知春》，小说完稿，文革来了，小说受到烈度很强的批判，作者经受不起种种不实之词，愤然将小说付之一炬。他心有余惧，不再提笔。退休前才重新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写出长篇小说《山国烟云》、短篇小说集《世风品说》、散文集《旅次抒怀》、诗集《红丝线》、《奇石恋》等共130余万字好作品。是兴义文学前辈，很有威望。
这些，大体就都被文学史家囊括在“十七年”的文学之中。贵州“十七年”文学下限的标志是1965年《山花》被迫停刊。围绕《山花》的作者，有如鸟兽散。
五十年代，贵阳五中在黔灵西路，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延安路9号，它们之间就隔了一段合群路，相距是很近的。我在贵阳五中念初中，知道出版社是出书的，但出书和我没有关系，心理相距十分遥远。有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去，说出版社的夏祥镇老师来组稿，要见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我也不懂什么叫组稿，就懵懵懂懂去了。夏老师是个年轻人，不过二十多岁，戴了一付度数很深的眼镜，皮鞋贼亮，听说是从重庆出版社调来贵州的。他要我们写写身边的事，一个简单的故事都行。后来，我和同学蔡道耕一起，写了篇《我们把钱还了》，班主任看了觉得还行，就叫我们去交给夏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出版社的门。传达室的人要我们就在下面等，他给夏老师去了电话，说夏老师马上下楼来。我往靠窗边的沙发坐去。那是一张黄皮沙发，我一坐下去，它居然陷了下去，这可吓了我一跳，以为把沙发坐坏了，连忙站起来。因为我从来认为沙发都是硬的。夏老师来了，进门就说你们好快呀！那个故事就八九百字，夏老师很快就看了，说不错，就把稿子留下了。他说：以后写了什么就拿来。这个故事很快印在一本书上，我们得了11元5的稿费。我们五中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块5，这差不多可以管两个月了。我第一次走进出版社也就十多分钟。
我第一次见苏晓星，是1956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四楼小会议室。是出版社文艺组召开的一个“儿童文学作者座谈会”。会上，除了夏老师外，我认识了龙光沛老师，他也是编辑，个子大，嗓门大。还有一个叫苏晓星的彝族青年，是作者，原名李德祥，彝族，赫章人。他的发言多是说彝族地区孩子的趣事。听介绍，他过去在毕节中学读书，当过赫章县粮库会计。他头上还包了方格子图案的头帕，这是最突出的印象。后来他是《山花》杂志编辑，《南风》杂志副主编，省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末代土司》、《无敌头帕》。会上，龙光沛老师叫我发言，我一个初中生，没说什么，怕说错。不久，反右了，龙光沛老师遇到麻烦，我有一次看见他拉了一部板车，走在延安路上。我知道他命运不济。多年以后，我们成了同事、朋友。
诗坛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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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贵州诗坛，不能不先说吴纯俭。五十年代，我读过吴纯俭写的小说《瞎虎》，是1951年发表在《贵州文艺》上的。他更多写铁路建设的诗，因为他在铁道部门工作。还出版过一本《娄山笑了》的诗集，是在修建川黔铁路期间写的。吴纯俭是1943年进的贵州大学，从那时起，就有相当多的诗文问世，与当时文坛名流端木蕻良、艾芜、熊佛西、方敬、凤子、臧克家、沙鸥等有不少接触，受到相当的浸染，也得到他们的器重与好评。他的诗作，当年分别发表于蹇先艾主编的《贵州日报》“新垒”副刊、方敬主编的《贵阳大刚报》“阵地”副刊、端木蕻良主编的《汉口大刚报》“大江”副刊、艾芜主编的《重庆大公报》“文艺”副刊、胡危舟主编的《贵阳力报》“文场”副刊、熊佛西主编的《南京大刚报》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黑暗、压抑、抗争、较量的年代，那个年代的诗作，几乎都是针对现实政治危机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精神生活不能不被这巨大磁石所吸引，而形成特定、集中的思想主题。吴纯俭和其他诗人一样，正是在这种思想主题中，获得创作冲动和艺术活力。吴纯俭在《忧郁》中写道：“我们并不是没有耕种/但是我们是挨饿了/我们并不是没有纺织/但是我们是挨冻了/自己用血汗堆积起来的房子/我们自己不能住/自己开辟起来的道路/不准我们自己走/我们说话有罪/我们不说话也有罪/笑了有罪/哭了有罪/，说黑是黑的有罪/说黑是白的还是有罪。”这些诗，是战斗的，是对压迫的呐喊，对光明的憧憬。他退休后，在凯里定居。1997年，来出版社找我，拿来他在四十年代所写的近百首诗。对他半个世纪以前的诗作依然如此珍爱，这至少说明诗歌创作在他这一生中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我为他写了篇《相去有多远》的评论，发在《贵州日报》上，对他表示致敬。
写诗的人，大体都从少年时代发韧。正如李贽说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1955年，贵阳五中几个14岁的同学，加一个贵阳六中的廖国松，出于对文学、绘画的爱好，也出于无知、好奇，常常聚集到何永刚家——公园北路一间小木屋里。读诗、写诗，一时兴起，居然成立了一个所谓新生文学组，自己掏钱，办了个油印刊物《帆》。初中学生哪来钱啊，都是节省早点钱凑起来的。
何永刚显然是领头人。1955年底，他与陈实在《贵州日报》“乌江”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继母》的小说，在同学中造成影响。他常常用他浑厚的男低音朗诵他喜欢的诗。他幽默地朗诵普希金的“蝗虫飞呀飞，飞来一切都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信。”我们也朗诵起叶夫图申科、泰戈尔、普希金、惠特曼、戴望抒、蒲风、流沙河的诗，大家都喜欢叶甫图申科的“诗人是祖国的眼睛”，喜欢普希金的“祝太阳万岁，黑暗永远隐藏！” 戴望书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读到流沙河的《草木篇》，少年都脸红心跳。
我们疯也似地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自己刻钢板，校对，油印，全在小木楼里操作。这是1956年的事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风险。
这时候，廖国松的才气有点儿掩抑不住，儿童诗高产优质，捕捉细节和形象的能力特强，明显高出大家。他写的《牛背上的笛声》，拿出来，我们都说好，尤喜那句“八哥在牛背上，一跳，一跳”，说他观察细致，这不是谁都能捕捉到的。我问他：“八哥在牛背上跳啥？”“找牛虱子吃。”他的常识比我丰富，观察力可见一斑。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夏祥镇老师来学校组稿，把我们发展成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儿童文学小组。不久，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儿童诗《牛背上的笛声》，收集的都是我们的作品。
1959年2月，黔桂铁路通车，这是通到贵阳的第一条铁路，在当时是盛大的喜事。贵州建省五百多年内，没有一辆汽车，没有一条铁路。周西成执掌贵州后，才买进了贵州第一辆汽车。现在贵州第一条铁路全线贯通，从而结束了贵州没有铁路的历史。时间上而言，它比1881年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虽然大体晚了80年，但这回贵州交通也要扬眉吐气了。那天，2月7日上午，晴空万里，两万人汇聚在新建成的贵阳火车站，黔桂铁路通车典礼在彩旗、气球、锣鼓、鞭炮包围的热烈氛围中开始。会后，有两百多名各界代表参加通车典礼，从贵阳坐火车到贵定。这些代表当然很有荣誉感。我这个高中学生，在典礼的前一天，也收到了出版社的请柬，邀请我作为嘉宾参加通车典礼，回来要写几首诗给出版社。这令我兴奋不已。觉得出版社还真不错。我乘上通车典礼的彩车，回来遵命写的一组诗，收进了他们出版的诗集里。两个月后，一本叫《幸福路》的诗集出来了，大红的封面，图案是铁轨和鲜花。全书收集了29组抒情诗和一篇特写。我打开一看，有当时贵州一流诗人田兵、张克、氓歌、石永言和陈廷瓒教授的诗。热烈地歌咏，由衷地赞颂，是这本《幸福路》的主题。这本诗集印数是5224册，定价一角四分。
1961年，我在花溪区麦坪小学教书，却关注我省叙事诗的创作。我把分散在当时《山花》《红岩》《边疆文艺》《萌芽》《少年文艺》刊物上，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所有贵州的叙事诗集中起来，认真研读。
我读到沈耘的《一双彩虹》《红年布告》《安成香》、蔡圃的《红军坟》、廖公弦的《安成香》、廖公弦、李云飞的《管万珍》、放平的《一个老人的叙事》、伍略阿养悠的《阿蓉和略刚》、阿永的《特丹与竹山》、沙金的《高飞的鹰》、曲学山的《刘大娘》《马山红花》、滕树嵩的《侗寨风雨》 ……等。从作品的数量来看，固然不少，就作品的质量而论，不管在反映生活方面，在塑造人物方面，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尝试，但也有不少明显的短板。总的说来，这些叙事诗还不算出色。《一双彩虹》中的娄黛德露奏祖摩，《红军布告》中的杨云峰、《阿蓉和略刚》中的略刚，《一个老人的故事》中的老人、《侗寨风雨》中的哥黑，经过两个作者塑造的安成香，……这些人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刻划得如何鲜明，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精神面貌，描写得是有欠缺的。
为了表达我的理解，我1961年底起笔，到1962年4月完稿，写成了《试谈近年来我省叙事诗的创作》。
我那年20岁，是一名乡村小学的教师。入夜，我在给学生批改作业之后，又拿起笔开始写作。夜深人静，隔壁农家的推磨声，牛栏那边水牛的嚼草声，隐隐约约。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写《试谈近年来我省叙事诗的创作》，这是我一生最初的阅读笔记，写完是20页，用学生练习本写的，每页大约500百字吧，那么，就是一万字左右的篇幅了。我知道这个题目是不好写的。而且，那时还是一个饥馑的年代，我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半夜时分，分明听得见自己饥肠辘辘之声。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题旨，于今想来，执着耶？苦役耶？匪夷所思。完稿后，我寄给了《山花》。很快，理论组的鲁令子老师用毛笔写了封信给我，约我面谈。我去了《山花》，鲁老师一付老派知识分子感觉。听了我简要的自我介绍，他以一种悲悯的目光看着我。夸我年轻热情，有刻苦精神，有文字能力，读过不少书。他说稿子要发也未尝不可。只是上面通知最近要集中理论版面“讨论”一篇叫《亮油柴》的民间故事，要引起争鸣，究竟有何深意他也不清楚。《试谈我省近年来的叙事诗的创作》自然没见天日。他约我为《亮油柴》写篇评论，我没兴趣了。
五十年，半个世纪哪，我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迁徙，这篇评论的手稿居然一直在我乱七八糟的书刊中隐藏。以后，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它。这20页泛黄、脆薄的纸片，居然完整无缺。五十年前纸质本来就粗糙，长期的存放，那稚嫩的字体有的褪了色，难以辨认，钢笔、毛笔、补丁以及钉书针的铁锈，全有。斑斑驳驳，羸弱得很。敝帚自珍，我赶快扫描保存，深怕得而复失。
偶然，戴冰来电话说，杜应国先生需要这类死于母腹的幼婴。于是，我费劲把它打出来，原样面世。
1956年，贵州诗坛上钟华是活跃的一个诗人，有“高原诗魂”之称。他的《红军坟》好评如潮。我知道，他曾经是刘邓大军一员，是从大别山打游击起来的。在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时还受过伤。他有诗集《一片杜鹃红》《乌江歌》等。他在中华中路的贵阳人民会场，举办“抒情诗的写作”讲座，我和廖国松都去听讲。贵阳人民会场当年地势很高，要爬许多石阶才上得去。在期盼中，钟华来了，穿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是一杠四颗星的大尉军衔肩牌。一介武夫，却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说起抒情诗，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竭。记得说到比喻的美感，他说，比如说，杜鹃花开恰似红云一片，高粱结籽宛如臭虫一串，很准确，也形象，可是后者就无美感可言，引得会场一片笑声。我和廖国松商量，递了个字条上去，请他说说红军坟的构思，他笑了一下，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了抒情诗的构思技巧。后来，钟华出任《苗岭》文艺月刊主编，辅导了李发模等一批诗人。钟华是令贵州诗坛许多人怀念的。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半段，贵州诗歌界活跃着“三廖一张”。这四位诗人是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他们的诗是当时的审美主流。他们的诗作多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山花》，在贵州赢得了广泛的瞩目，拥有足够的粉丝。
“三廖一张”的诗歌现象，有较深的地缘、人文、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也受诗人们阅读视野、知识结构、文学修养、艺术造诣因素的制约。他们都孜孜以求地经营他们的诗歌王国，他们的诗，又几乎都表现出他们所处年代的直接影响。这种诗歌现象的出现是时代的，局限的，因而是短暂的。历史大潮创生了它，也淹没了它。
“三廖一张”中，年岁大的张克是1930年的，最小的廖国松是1940年的。廖国松家当时住在中山西路交通部门的宿舍，门外，有长长的廊桥，行人走在那一段，不会被日晒雨淋。中学毕业后，我仍然爱去他家玩，常见他母亲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里卷烟、看报什么的。每去，都与廖国松有长久的摆谈。他每有新作都让我欣赏。六十多年过去，他朗读时的神态，以及眼里透出的得意，我至今历历在目。“红蜻蜓在秧尖吸着水滴，苞谷林飘出泥土的香气”，“一双脚踏陷了灶边泥土，数不尽的围腰磨成破布”等等。这些诗，有他自我的观察，也有跟风应景之作。后面一首就是写城市也要公社化的，这无可避免。晚上，我们会在大西门一带散步。《山花》的沈耘老师很器重他，连续给他发了许多诗作在“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里，《来访》《小病》《午后》《七夕》《鞭声》《河边》《雨后》《夜渔》《笛声》《雪夜》《村中》等等。引得我十分羡慕。
他的《间歇》：
梯田上薄雾像一层银纱，
田坎边横着卸下的犁铧，
八哥儿在牯牛背上跳蹦，
逗得它边叫边甩甩尾巴。
下放的姑娘托住腮想呀：
为啥牯牛偏不听她的话？
老大爷砸砸烟笑着来了，
春雨润湿了田边的山茶……
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他在许多诗中一再表现开满“紫色的蚕豆花“的旷野，”月光染白了房上的丝瓜“，”插在白云里的黄色篱笆“，浓淡渗渟、诗意郁郁，初具风格。这可能与他以后的绘画有内在关联。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首《耕》：”蓝色的细雨间飘着透明的薄雾，弯曲的小路缠住了翡翠的山谷……“，也在《山花》发表了。
其实，这个时期，天边已有雷声，狂风眼看乍地而起，我们懵然不觉。没多久，廖国松对我说：沈耘说以后不会多发这类田园诗了。
廖国松到山野去了，当了一名地勘队员，悄然潜行。诗，还在写下去，是隐态的、抽屉的，他唱着独自的歌。深海下的冰山，是孤独者的沉潜。
廖国松较早坠入爱河，他的爱情诗，一叠一叠出来，他也念给我听，可谓瑰宝，可惜没有面世。我于今想来，有无尽的遗憾和自责。
我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去了兴义。八十年代了，一次，来省作协开会，散会后，张克说第二天坐我们的车去兴义，我当然欢迎。张克，关岭人，个子魁梧，我们是一起开会认识的。他说他要去看兴义泥凼石林，然后和云南路南石林作个比较。他那时对旅游很投入。我知道，张克写诗几十年了，《喜雨》、《贵州乡情》、《黄果树观瀑》、《贵州的山》、《脚踏贵州道》都有影响，还有《行云》、《征程集》等诗集问世。他解放初期就在军区《连队生活报》当记者，以后又在《贵州日报》写报道，时日熏染，他有了“行走诗人”印记。
贵阳到兴义那时是360公里，在北京吉普上，我们一路多谈文学，打发时光。我说：“张老师，我背首诗你听？“
从大山的底层扬起头来，
沿着山路登上七十二拐；
大自然在测验人的毅力，
将世界的弯路重叠在一块。
我在这里看见劳动人民的意志，
笔直地突破天上的云彩；
一种喜悦豪情顿时闯入胸怀，
我们挥手宣告作大自然的主宰。
哦哦，远近高山大峰都变得低矮，
而人升腾着：上一拐，再上一拐！
“快三十年了，你还记得？“我看见张克的激动状。作为诗人，有什么比读者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诗更感动、更欣慰呢？
——这是他在五十年代末期发在《诗刊》上的《登凉风垭七十二拐》。我因诗的气势而记住了。
我说，你刚从部队下来，写了首“战士回到家乡，一只袖子空荡荡”，遭到非议，说是散布“和平主义”，这有点过了，才少了只胳膊嘛，战争中死的人还少？一将功臣万骨枯嘛。你后来写了《采棉姑娘》《饮马乌江河》，我也记得。
没想到，两年后，我调贵阳和张克在一个单位工作。
张克的诗，政治激情饱满，苍劲沉雄，在新诗与民歌的结合上下了功夫。也有些诗，构思比较平，语言不够精炼，偶有捉襟见肘。
记得调来贵阳，在延安中路38号上班。一天下午，廖公弦和戴明贤不期而至，同时来了我办公室。他们是贵阳文学界泰斗级人物。那时，他们分别是《花溪》杂志主编、副主编。他们叙述了杂志遇到的一点麻烦。我知道《花溪》来路并不平坦，风风雨雨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一起来，可见他们的重视程度。
廖公弦，绥阳人，1956年，他18岁，在《贵州文艺》发表了处女作《乡亲！多谢你们的邀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深山笛声》《望烟雨》《山中月》《细雨春风时候》《那棵阔叶树》《汗珠》《秋耕曲》直到《关于长城》《过虎门》、《海思》等等。
我说：让你们做领导，也难为你们了。老廖，你想想，你1957年就写了《壁中的太阳》，就表明了你的立场，说明你很真诚哟！也很“歌德“哟！
廖公弦写这首《壁中的太阳》时，年近20，写的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布告，多年以后在墙壁中斑斑驳驳显露，引起诗人种种联想：
昔日老人们走过这古老的土墙，
总一步一回头把土墙频频回头张望：
这平凡的墙垣有何值得留恋呀，
老人们偏说古墙壁中藏着太阳。
如今擦开墙皮，一排大字闪闪发光，
哦！我的前辈，这就是你们壁中的太阳；
在从前，我还久久地久久地遐想，
原来是红军长征留下的宣传字样。
把刊物交付给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廖公弦的诗，当时被人称做“涧水清流化诗情”，是不为过的。他的诗，的确有一股山寨溪乡的泥土气息和蓊郁的生活色彩。诗中妙语佳句，俯拾皆是。
戴明贤曾经说过，有一年，广州的《羊城晚报》搞短诗征文，临近颁奖，没有得到廖公弦的诗，认为是绝对不能缺了廖诗的，就急急催稿，廖公弦只得用电报发去《夜的稻海》。此诗获得《羊城晚报》首奖。这在当时、现在都是令侪辈艳羡的新闻。
又一次，素昧平生的廖涛声从凯里来找我，自我介绍说在黔东南州文联工作。我说不用说了，又是“格老”，又是“火塘”，又是“米酒”，黔东南的大诗人啊，当年你上《诗刊》频率很高啊！《侗村短笛》啊、《劝酒》啊、《苗岭春晓》啊、《都江堰抒情》啊！
我还说起了他的《春耕》：
汪汪田水，无际无涯，
水面卷起细微的浪花。
水上，插入第一架犁铧，
水下，惊起第一只青蛙。
“那时年轻！”他清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羞涩。
廖涛声来，是向我隆重推荐云南大学中文系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甚至音信渺无。
曾经在贵州诗歌界活跃过的“三廖一张”现象，并不长久，各领风骚，都拿出了绝活。以后，张克转入传记文学、旅游文学，行色匆匆，足迹遍布贵州山山水水，出版了《贵州真山真水行》，他2000年去世，终年70岁；廖涛声歇笔最早，远离诗歌，转入中草药研究，2005年在凯里去世，终年74岁。廖公弦受任贵阳宣传领导岗位，2003年6月病故，终年66岁，我去景云山向他道别。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精彩。“三廖一张”，与早先的艾青、田间、公木，与后来的舒婷、顾城、北岛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存在煮酒论英雄。他们，前前后后的诗人，都只是诗歌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他们的不足，不是个人功力不逮，而是一种“时代病“。如果三廖一张保有多一些自我，多一些独立运思，多一些自己的声音，多一些精神自由的自觉护持，那么，在文本的语境里，无疑会具有较深的内涵。
作为贵州当代诗歌史，“三廖一张”不可遗忘，不可忽略，他们蠕行于诗坛的沙滩，他们的成绩和局限，毕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诗歌创作不需要偶像，但他们让人铭记，让人警醒。
贵州诗坛，陈绍陟、唐亚平是很有成就的诗人。一雄一雌，还都靠近现代派。当然还有黄翔、周琪。
陈绍陟，纳雍人。1984年首次在《诗刊》发诗，有长诗《西部大书》《黄果树大瀑布》，诗集《生命的痛处》《哀我中国》，组诗《穿青人》《赶马人》《还乡》等。陈绍陟以阳刚之美取胜，以浓重遒劲取胜，他的阳刚并没有走向桔硬，他的浓重遒劲没有走向奥涩。他在恢宏处透出精微，在雄健处透出隽逸，把阳刚之美衬托得极妍尽美。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有担当的汉子。他说，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还是一位诗人，担当是基本的素质。他笔下的乌蒙，是他内在意气的象征。他还认为，说到底是我对诗歌一贯的认识和始终的不认识。在我看来，诗歌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就在万事万物之中，它就是生活的本身；对于生命而言，诗歌是灵魂自由的状态，也就是灵魂本真的状态！
第一见他是在1991年，周琪带我去云岩区医院看牙齿，我才知道陈绍陟是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毕业的。记得周琪有句诗“摘下口罩，他是个忧郁的诗人”。以后在中山东路他的诊所见过几次，他说你们写作的人，都一付烂牙，那个廖国松，牙齿简直乱七八糟，每次来我这里，都是捧着脸来的。一次饭局，听陈绍陟引吭高歌，也很雄浑。这令我想起一句话，血管里流出的是血。
唐亚平，四川人， 1983年毕业于川大哲学系，有诗集《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黑色沙漠》《唐亚平诗集》等。“我要始终微笑，用微笑的魅力屠杀黑夜， 世界啊！我因为爱你而成为女人”是最具她风格的诗句。她用富于现代意识的笔触，真实的揭示自我、展示自我，透露出一个女性的灵魂对生命、对土地的深刻感悟，把最深沉的一面展现给读者。我给唐亚平编过一本《唐亚平诗选》，才集中地领教了这位出生四川的了不起的女将。她把一篇篇凝聚着自己体验的、富有生命体温的、五色斑斓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出于职责，我将她最女性化的几段诗，忍痛割爱。我读她的诗，直觉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领略一生中唯有的醉心。她的这本诗，与其他的《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一样，表达的是生命的底色、本色，大胆，犀利而且现代。她内在的丰润，外在的富丽，达到情辞俱美的化境，令人神往。这样是诗人居然毕业于川大学哲学系，还去铁五局党校教过书，真是匪夷所思。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怎么在她那里并行不悖？我和唐亚平一起参加过在珠海举办的“石虎诗会”，住在银海酒店，每天闲聊，喝咖啡，一起度过了十来天。我才进一步了解了她的真性情。这是一个剔透的人，一个睿智的人。获得庄重文学奖，于她小菜一碟。
致于黄翔，相似陈绍陟。周琪近于唐亚平。
黄翔1962年写了《独唱》，以后有诗文选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总是寂寞》、散文随笔《梦巢随笔》等。2003年有自传体小说《自由之血》，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日文出版。
周琪的诗集《三十岁女人的悄悄话》，机智，灵动，才气。周琪给我说了个笑话，一位男士给她妹妹写的情诗，居然是抄袭她的诗。这很好笑，但从另一面看，说明周琪的诗很有读者，让人走心。周琪写的大峡谷，气势磅礴，力道苍劲。以后，去了广州，她做了《看世界》杂志主编。
遵义诗人李发模以他的长诗《呼声》在全国一鸣惊人，他反血统论，政治正确，切中社会神经，因而大受欢迎。1993年，我和出版社的同事，去遵义看过李发模。谈创作之余，他给同事看相，他说他是根据《易经》分支象数，观察分析人的形体外貌、精神气质、举止情态，可以评判人的禀性和命运。他还要给我看，我婉拒。李发模是绥阳人，多年写诗，颇有成就。成为黔北诗人领军人物。他著有诗集《呼声》《偷来的正午》《魂啸》《散淡之吟》《第三只眼睛》《李发模诗选》《李发模叙事诗选》等30余部，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贵州还有个散文诗的代表人物徐成淼，贵州民族大学的文学领袖，195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1年由沪入黔，著有散文诗选集《星星河》、爱情散文诗选集《燃烧的爱梦》、散文集《在季风中感觉雨》、散文诗体长篇小说《爱海情潮》和诗理论研究专著《散文诗的精灵》等，发表小说、散文、散文诗200多万字。作品被选入《中外散文诗精品》、《20世纪中国散文诗大观》。2008年，我有幸获得他的评论《漫步在如歌的行板中》，他对我的散文集《陪你散步》作了中肯的评述。
黔西南也出诗人。
兴义教育学院的吴厚炎就是突出的一位。我们初中时住同一寝室，头对头睡觉。他1963年贵阳师院毕业分配去兴义，一直当老师，我们交往密切。七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在《贵州日报》《儿童文学》《花溪》《山花》《诗刊》等发表小说诗歌，有作品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画家》、《桃林曲》、《在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上》《三峡吟》都是好诗。他的《长城》在1984年国庆的《诗刊》上突出地推出，被冠了无名诗人的称谓。他散文的文笔也很好，何士光曾对我说，吴厚炎的文字是全省一流的。
陈明媚有《黄昏的翅膀》等三部诗集，我们曾经同在一所学校工作，她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她心地尤其细腻，笔头很精致，她的调子是“你的所在晨露坠落蕉叶的声音，滴响逝去的哀伤”，曾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奖银奖。
牧之是黔西南、贵州诗坛的奇才。几乎一两年出版一部诗集。《山恋》《心灵的河流》《魂系高原》《心灵的遥望》、《风在拐弯处》《纸上人间》《牧之诗选》。牧之对诗歌的敬意无可置疑。他是贵州大山里成长的布依汉子，贞丰珉谷人。他几乎为文学而生。牧之毕业于兴义师专，我调入这所学校时，他毕业走了，我们失之交臂。我听学校的老师夸奖过他。
他新的诗集《心灵的遥望》来到我的案头时，我知道这是他个人的第六本集子了。他的诗、散文诗在全国铺展，在文学评奖中获奖，盆满钵盈，不可胜数。我怀疑他的血脉中奔腾的直接是文学的元素，他生命的密码、生命的基因直接是由文学代码编程。
我第一次见到牧之，印象与贞丰珉谷镇那里的布依少年完全吻合。他浓眉，厚唇，面庞稍宽，也透着红光……他是典型的布依汉子。
那么，文学又是怎样在他那壮实、敦厚的身躯生根、蓬勃呢？是大山的艰辛，抑或盘江的曲折？还是听听牧之怎么说吧：“文学是人学。可是当文学涉及到人学时候，在旅途中的文学者会感到很孤独，很痛苦。可正如此，才出现了文人们所说的———孤独是诗人的情人。在过去的岁月里，有太多的喜怒哀乐让我忘记；有太多的真情和友谊，在渐渐离我远去。而文学却叫我欲罢不能、欲理还乱。回想这些年来自己所走过的文学创作和人生之路，一切都充满着无法预料的变化，不敢说是波澜壮阔，但其中的希望与失落，成功和失败，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总是感慨万千。生活的沉重和挣扎在不断洞穿我生命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夜。因为诗歌，我珍惜生命里的每一天。我真诚地敬佩人类的劳动与创新。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诗歌，创造了人类无与伦比的美。“在黄昏的古榕树下/安置灵魂的身影/有一种声音/正释放封尘的阳光/乡村的亲人们/踩着民谣的鼓点/将布谷鸟的歌声/还给森林“，这是牧之的《古榕树》。这就是可爱的牧之。
赵雪峰，兴义人，他的《父亲》1989年获得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2000年赵雪峰出版散文集《娘在唤我》。2007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缪斯八部》。《缪斯八部》，总计1000多首诗，涵盖乡情、亲情、友情、爱情，清新又亲和，受到《文艺报》等报刊好评。2008年赵雪峰迅速推出长篇小说《皇天厚土》，约40万字然后有诗集《好人是时代的良心》出版。赵雪峰的作品频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亮相，并斩获各种奖项。
马仕安、杨远康分别在哈尔滨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岁月之恋》《弧光》，还有一批如黄健勇、郑望春、黄志才的诗人也拿出不少好诗。
文学像个魔方
3
文革的“十年浩劫”，用现在的常用语说，一粒灰尘，落在作家的头上，都是一座山。它给贵州文学带来的重创，上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至暗时刻》里有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时间来到70年代末，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的春天来临，全国的文学创作，似乎翻了过个。众口一词的合唱弱化了，一口一词的独唱强化了。探索性、实验性作品轰轰然面世时，所有曾经在世界上摩登过或者正在摩登的表现性作品、观念艺术、行为艺术，都拿出了绝活，被称为文学的爆炸。一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儿的朝地球蹦了起来，像墙壁似的堵在你面前。但是。来得快，必然去得快，就像一个人不会红得太久。与全国不一样的是，贵州文学的高潮来得慢，也去得慢，这属于正常的文学现象。文学不可能老在中心闹腾。文学就是文学，应该待在自个儿的位置上。
我依然关注着这种变迁：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充满功利、追求成功时代的到来，一个追求多元化的历史语境的形成，文学创作上的个人化写作也就越演越烈。
这个时期，何光渝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1945年生于重庆，既是作家、文艺理论评论家、还是著名文化学者。他却自称是无师无门的野狐禅！
何光渝在贵州日报做文艺编辑时，我们就常有书信往来，他给我发表过《静静的病房》等小说。1976年春天，他与陈麒麟、余未人、伍元新、陈彭年等来兴义写小戏，准备参加一个全省的汇演。我邀约他们去兴义南盘江边的巴结镇观光，江边有个巴结糖厂，规划中的万峰湖一旦修建，巴结镇和整个糖厂都会掩没、消失。我问他们，这是不是很像阿斯塔菲耶夫笔下《鲍加尼达村的鱼汤》的题材？这是请他们来的钢性理由。那时，何光渝在《山花》发了一些小说，我都读了。在南盘江边，我想起他小说中的一句话，指着江边的浪潮问他：这就是你写的那句“他说话浪打浪尽是水”？何光渝笑道，哪个看小说像你看得这样细？后来余未人、何光渝的剧本都在安顺搬上了虹山剧场的舞台。我都去看了。记得何光渝的那台戏，舞台布景很亮丽，不时有精彩的台词蹦出来，观众很入戏，剧场效果很好。
不久，他的“贯城河系列”小说面世，赢得好评。他的小说，特别注重对人的观察研究，笔头犀利，思想深刻，还讲究艺术技巧。他在这个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往前奔跑的时代，努力贴近那种最细致微妙的感受。他追溯历史，批判现实；但从未“忘却自己的当下”，也没有忘却社会、人生的“当下”。
同时，报告文学也连篇累牍发表。打捞人物微表情，回望地方大历史，已成为他著述的“标准配置”。1993年，我们出版了《何光渝报告文学选》。
我的《守望书城》，我儿子的《第五次征服》出版，我都请何光渝作序。这是一种信任。
后来，何光渝的文艺理论评论文章多起来，他的文艺批评，由于他的功底、目光，总能把错综复杂、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剖析得丝缕分明，他独辟蹊径，靶向明确，深刻犀利，常常一语中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比如，在对贵州诸多作家的评论中，他一个人提出，对廖国松小说的认识、估量是不够的。这是一种文学警示。他在《“文化”很疯狂 岁月很锋利》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犹太人的格言，其实正是对生命和人类世界感悟思索的结果。我们可能无法摆脱“被”上帝笑话的境况，但是可以使上帝的笑少一点。这是他对浮躁文化的一种提醒。
何光渝先后出版了《20世纪贵州文学史》《贵州文学现状与构想》《贵州人文精神读本》，主编《贵州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贵州省志-文学艺术志》。再后来，他转向以“贵州”为中心，多维度、跨学科地构建地方文化谱系，体现文史贯通之后的哲学追求，主张以人为核构筑地方文史叙事，发表各种著述700余万字以上，堪称著作等身，成为贵州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书写者。
曹雨煤也是这个时期的突出代表。他有长篇小说《雾山之恋》、《原情》；中篇小说《夕阳红》、《山乡女》、《召唤》、《月光，淡淡的》、《人依旧，情依旧》、《啊，川军》、《墙外》、《老屋》、《乡土恋》、《小镇恋歌》等10余部，短篇小说《水妹子》、《啊，人……》、《下楼》等30余篇等。一个上海人，到贵州以后，深入了解、体验贵州山川、民情，以现代意识加以关照。他擅长小说故事结构，作品故事性很强。他在文化厅创作室工作期间，对贵州作者多有扶持。他对我的工作、创作很关心、很支持，让我铭记。
李起超，则是70、80年代文学的高产作家，我是去文联、作协开会认识他的。他长得斯文、秀气，眼睛细细的一条缝。听说他曾经爱唱歌，爱绘画、雕塑，走路上坎蹦蹦跳跳的。进文联，是因为雕塑特长由贵阳一中推荐进去的。他曾经去云南，师从画家袁晓岑。以后，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后来在《山花》做编辑，看小说散文稿。1976年，我写个短篇小说《温暖的雪夜》寄给《山花》，是李起超回的信，提出修改意见，后来经他修改发表了。1983年，我写了个中篇小说《缪斯追随者》，李起超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我的小说就像对自己作品一样认真，小说第四节的小标题，原来是“绘画进入交换领地，与艺术本质相抵牾么”，显得太直露了。起超从文中选了一句“那空气是紫蓝色的，这有几多压抑呢“作题，这原本是指梵高的《奥拂斯教堂》而言，他这一换，品位不一样了。他还在封二配发了我的照片，他给我说，题目改为《追随缪斯》，这样比较有动感。其他文字上他也作了润色。后来，这篇小说，入选了《贵州新文学大系》。1987年，我写了部中篇小说《艺术部落的后院》，八万字，准备拿出去，因为一般情况下，刊物很少发这么长的小说，我先给李起超看，希望得到指导。李起超看了，说《山花》发个节选吧，这不影响你在外地发完整版。节选是很费劲的，李起超在熟读之后，选了四万字发在《山花》上。篇幅虽然只有一半，故事却是连贯的，我知道他费了大力。这部中篇完整版，后来在鹭江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李起超自己的笔耕从没间断。《欲望码头》《真幻世界的原色扫描》《裸像》，都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极为敏感，也充满骚动。《欲望码头》是带着他的艺术精神和气质的佳品。他从容地勾画了无极河山水人物的长卷。这幅长卷不求几何框架，而致力于生命律动的意境。动与静，虚与实，远与近，升腾为一种具有力度的生命状态。水手们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体验和发挥自身的力量。海明威之后，硬汉形象就不多了。现代人的自我救赎，成为世界性主题。他笔下的水手的心态和性格，有一种超越意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魅力。《真幻世界的原色扫描》依了活跃的情感体验、动情的生活片断进行布局。这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通晓人物情感辩证法的必然。他一下写了8位美术家，他的情感和灵智，渗入美术家情感中。美术家转瞬即逝的情感跃动，被他捕捉到了。你以一种不完备的叙述方式，用墨如泼，大肆铺陈，形成一股真实、充沛的“情感流”。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他对哲学、美学、艺术、历史的种种见解，他的真情和炽热，他的哲理和诗情，他的隽永和典雅……他的文字在贵州绝对一流。他写《第一钢琴奏鸣曲》，携带着生命的灿烂光环，芬芳四溢。他写明亮、雄浑而又神秘的音乐体积，托起生命之虹。他写音乐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式的俯瞰，音乐又源于现实的精气血脉，文辞之潇洒，色泽之浓郁，气势之浩荡，很难得。他这么写的钢琴演奏：“白色的大地上，凸突着黑的群山，黑色凹下去幻成茫茫一片白，太极生阴阳，浩荡孕万千。36个黑键，52个白键下边就蕴含着那无有穷尽的生命密码……”。
他的报告文学集《血腥的街头流行记》，差不多与他的小说集《裸像》同时在80年代末面世。这两个集子汇集了他的15篇报告文学和4部小说，这是他80年代创作的重要成果。如果再加上他早些时候的《鹤舞集》，那么，三点成面，构成了他苍劲沉雄，彩繁理富，美仑美奂的艺术世界。
李起超最后任《山花》副主编，文学史上，许多人的文学实绩高于他的文学地位，李起超也是一例。他退休后，受聘于深圳龙岗一家艺术公司，无论是创意还是策划，都回到他少时的钟爱，绘画和雕塑。我去深圳时，我们见面聊天，他建议我出一本龙永图散文随笔，我回来，电话告诉龙永图李起超的提议，龙永图很感激，我照做了，出版了龙永图的《纽约杂记》。李起超病重住院时，我赶去看他，说了些他感兴趣的话，他高兴地摘下氧气罩，与我谈笑。他夫人送我出来，说他住院以来没有这样精神过。第三天，他就告别了人世。我无限惋惜，写了篇悼念他的散文。
70、80年代，贵州作家有了新气象。何士光异峰突起。叶辛是一个上海知青，在贵州写了《蹉跎岁月》《拔河》《孽债》许多长篇小说，《孽债》搬上银幕，影响很大。这时期出类拔萃的作家还有李宽定、余未人、石定、吴恩泽、曹雨煤、潘年英、姚晓英、和国正、张永龙、谢赤樱、苗月等。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天生聪慧、幽默，贵州出版了他的《我的雪天》以后，20多年，他疾行慢行，走的是一条艰难而独立的文学之路。1994年获庄重文文学奖。从《边地行迹》《寂寞银河》《伤心篱笆》《故乡信札》《木楼人家》《西南笔记》，到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解梦花》系列，（获得韩少功、刘再复等人的联袂推荐）都引人注目。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走出家门的。” 它远不只是属于自己的叙述和表达方式，而是在书写“一个人”的灵魂，是边缘人群在现实挤压之下演绎的命运。潘年英出书38本，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文学存在。这些书结构了他一个人的文学帝国。潘年英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实践着侗族、侗乡、个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播，颇有魅力。多年来的笔耕不辍，使他愈加坚持“原生态的文学”。在他心目中的原生态文学，即：“一种客观的、直接的描写和记录生活事实的文学”，他试图通过对日常意义的提升，来消解大家习惯的“典型”和“诗意”。他大张旗鼓地活着，大张旗鼓地前行，努力把日子过得炊烟缭绕，努力把生活写得风生水起，他的“后故乡三部曲”，最后已成功杀青。
何士光是我同班同学。50年代，我和士光都住在正谊路、会文巷交汇的地方，就是他的《城市与孩子》描绘的那条低矮、破旧的小巷。士光从小聪明，调皮，不安份。记得中学时，他坐第二排，常常回头来和同学讲笑话，一付调皮模样。记得大学时，他满脸愁容，却精力过剩，与环境隔膜。在贵大校园里，他拖着一双木履，对我说，钻进名著中去，就是另一个世界。这期间，他啃了大量俄罗斯文学经典。
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凤岗的琊川，做了乡村教书。聪明才智有加的他，自然不甘。他在琊川煤油灯下写作，自称在稿纸上“巷战”，以此为敲门砖。《飞吧，蓝雁》是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我读到这篇小散文时，我意识到此文不同寻常，作者是很有功力的，而署名“邹乐碧”却很陌生。以后的《风雨乐陵站》寄给山花时，署名依旧是“邹乐碧”。山花请邹乐碧来贵阳修改稿子，才弄清作者其实是她丈夫何士光。此时的何士光，缺少的不是文学自信，而是政治自信。《秋雨》起，何士光才正正堂堂署了真名。
何士光的文字，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视线。终于，1980年，他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在《人民文学》发表，《红旗》杂志迅速转载，这在全国文学界是件轰动性大事，就影响而言，贵州至今没有出现可比的作品。《乡场上》获得了全国小说奖。四川文艺出版社给他出版了小说集《故乡事》。中央领导陈俊生接见了何士光，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莫贵阳也来到琊川看望。不久，何士光入党，成为琊川区名誉副区长。不久。贵州作协秘书长鲁令子，持调令，去琊川把何士光接来省作协。
《乡场上》写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从政治角度表现农民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而确立主体价值。政治正确，这是当时评奖的主旨。那时文学很热，但很快冷却。当年获奖的作家谈及得奖那些事儿，会有不屑的表情。其实，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吗？从社会层面看，农民还弱势呢，脱贫任务还重，腰杆还不硬朗。
《乡场上》之后，何士光扬眉吐气了，他像冯幺爸一样，腰杆挺起来了，他信心满满，说“事不过三”嘛，他要拿三次全国小说奖。是的，他有实力和智慧。《种苞谷的老人》《远行》又两次获奖。我与士光说起《乡场上》，士光仿佛不屑。说那只是一种策略。我说，我欣赏《种包谷的老人》的稀薄叙事，以一种清冷的笔调，把与世隔绝的寂寞、苍凉写出来了，其实呢，种包谷的老人没有什么故事。士光得意地说，淋一瓢粪水，写三千字，这要点功夫。这不夸张。其间，他的短篇小说《喜悦》《城市与孩子》等陆续问世。我私心以为，《城市与孩子》是一篇难得的纯文学作品，优势是营造的艺术氛围，以及那种萦绕在叙述中的情愫。我认为完全可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可是我不是人教社的编辑。罗强烈说，何士光小说那种对乡土的人文审视，以及文字叙述中呈现的独特情愫和氛围，也就是文字的才华是独步于贵州乃至全国的。我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湖南写《白色鸟》的何立伟，文字功力与何士光不相上下，可惜后劲不足。
何士光的中长篇小说也有面世。《似水流年》《青砖的楼房》等。我曾经给他说，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不像小说，没有故事情节。他说，汪曾祺也写得平静，从容，淡雅，也号称小说。这很难划分。我说，汪曾祺没有写过长篇。士光还说了这样的意思：我历来不囿于讲故事，当然，会讲故事是幸运的。他注重自然散淡又不乏张力，这样反倒韵味十足，无论以哪种手段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终极是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1996年，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作代会，同住一室，我们捏着烟卷，谈兴起伏。话题很广泛，聊得最多的是“充分的文学”。
他说，高尔基曾经把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比喻为秋天的阳光，明亮，温和，有着淡淡的忧伤。契诃夫真诚的灵魂，使人景仰，情不自禁地想靠近他，满心希望像他那样地去爱，去思考，去创造。我说，契诃夫的小说实际写得很放松，他不像莫泊桑、欧•亨利那样看重结构，在这种轻松、潇洒中，他写得很充分，很文学，这就超越了结构。他说，《恐惧》像一篇小说吗？欧•亨利技巧的痕迹太重。我问，你也写了许多文字，能留下来的，依我看还是几篇散文。你写的一些小说，准确说也是散文化小说。
说到这份上，他有些激动起来，从沙发上站起，说，你还记得我们念中学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小册子？我说，记得，全都是世界文学名著，淡红图案的封面。对，我们就是从那套小书走向文学的。
他建议我考虑一下这种选题。
《如是我闻》《今生》是何士光接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与写《城市与孩子》《种苞谷的老人》《远行》已经判若两人。
《今生》主体是“烦恼与菩提”。我参加了他的新书《今生》发布会，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活着仅仅是因为活着，找不到理由活着，也找不到理由不活着。正在被这种迷茫悲伤笼罩时，机缘巧合下接触到道教文化，一下子被吸引，一头钻进去，才发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过，他书中那些儿谈佛讲道的部分，我始终膈膜，对他篇幅浩繁、絮絮叨叨的诠释精神倒也钦佩。
1994年，士光在我的散文集《独自凭栏》序的末尾说：“法者筏也，就让文字为我们作筏吧，惟愿只在今生今世，即能把我们渡过去。到那时候，比如舍船而登岸，这文字也就是要舍去的。”《今生》的副题是经受与寻找，是的，无论上了几重天，我们最终都要舍船而登岸。
另外，余未人的小说《道是无情却有情》、《玫瑰情思》等构思新巧，讲究结构美，人物刻画也有自己的特点。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滴血青春》《梦幻少女》《成功女性》《星光闪烁》《冬泳世界》，以后“转身”于民间文化、非遗领域。她的作品与姚晓英的《来自这个世界》《快乐祈祷》《照片时代》，都是贵州女性作家的硬通货。
吴恩泽，松桃县人，1980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热乡热土》。1987年到鲁迅文学院进修一年。1994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洪荒》，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伤寒》。我们见面，他话不多，我觉得他是贵州的陈忠实，作品透露的是大山一般的坚毅、挺拔，石沉，是贵州文学扛鼎之作。2002年他出版51万字长篇小说《平民世纪》。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写散文，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300多万字，作品十分厚重，《伤寒》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长篇小说奖，《洪荒》获贵州省政府奖，也让他拥有德艺双馨荣誉。吴恩泽的文学分量，在贵州几乎是独有的。
贵州新闻图片社的谢赤樱也是我同事，机灵，聪慧，他的《黑水河畔》《杜鹃谷》《乌云盖雪》《雾雨蒙蒙》分别发表在《十月》《上海文学》《作家》《北京文学》上，名气远扬。
黔西南作家中冉茂荣、赵范奇、王文科、董朝阳、赵治顺、袁欣和后起之秀张国华、王仕学、廖飞雪，都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记得，1984年，我在黔西南州文化局供职时，恢复一度中断的文艺刊物《原上草》，编印了《黔西南州小说选》。冉茂荣原是兴义军分区的宣传干事，爱读书，肯思考，勤动笔，有才华，有实力。他的《一墙之隔》《试点连队》《兴屯之围》《黑山箐》《界河》《二雷接站》《一抹桔红 》《腻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广西文学》《红岩》《贵州作家》上，呈现了一种很强的文学探索精神。赵范奇一直在文化宣传部门，他与老作家胡学文是老乡，属鸡，他自嘲“大种公鸡叫得晚”。他的《西去无车路》发表于《花溪》杂志，被《小说选刊》选中，《大路拐弯的地方》又发表于南京的《雨花》杂志，还有《地磁》小说集出版，都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晶。我给冉茂荣、赵范奇写过评论、推荐文章。王文科，布依族，兴仁民建人，作品有中篇小说《夏天的故事》等，199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儿女们的事情》。赵治顺的第一本书《旅行在成昆线》，问世于六十年代末期，他七十年代在《贵州文艺》《四川文学》《湘江文艺》发表《告别滇黔线》等组诗。董朝阳一度以诗为志业，有《闯滩》等佳作问世，1993年出版诗集《高原潮》。董朝阳八十年代与张长江主持《黔西南报》文艺副刊时，团结了黔西南一大批作者，刊发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对黔西南文艺创作推动很大。袁欣1978年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从那时起在《贵州日报》《山花》发表散文、小说多篇，后来有中长篇小说《黑山汉子》《青年何应钦》多部出版。袁欣结构故事能力强，思路清晰透彻。袁欣笔下金三角的神奇故事，曾经让我惊心动魄。袁欣在《黔西南日报》工作期间，也把副刊办得风生水起。张国华的长篇小说《长天秋水》发表在《十月》杂志，后改名《盘江道》，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散文《迷失的二十四道拐》发表在《花城》，相继还出版长篇小说《二十四道拐》《铜鼓密码》，他原著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引起巨大反响。王仕学的散文集《峰林絮语》、《山地乡愁》由贵州科技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王仕学笔墨以凝重见长。兴义女作家廖飞雪，初识于1991年的安龙改稿班，是个高智商的女性。她在《山花》《广州文艺》《黄河文学》《天涯》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500多篇（首），2012年参加鲁迅文学院学习，出版《无处分手》文集，她的《夜也迷茫》《桃花诉》《有眼泉水叫间歇》《姑爹》都显示她很强的创作实力。她的作品多以淡雅为主色调，细腻飘渺，忧郁惆怅，孤寂奇幻，真诚老辣，艺术感觉不可多得。
1983年贵州文坛上冒出一个31岁“小字辈”作家蒙萌。1983年10月，他的《小阁楼》《泥水工的爱情》两篇短篇小说在《山花》发表。1984年10月又在《花溪》发表了《搭在马凳上的擂台》，着实引起贵州文学界的普遍关注。1985年2月，蒙萌赴北京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培训班学习，1987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高原奇事》。戴明贤以《向着真实、单纯与朴素》为题，热情洋溢地写出评价文章，赞扬蒙萌“在创作上刚起步，但艺术趣味相当高，找到了自己的笔调”。戴明贤拍案“我敢为我省文坛得人贺”。我读蒙萌小说也惊讶，我以为，因了从小的种种苦难，才铸成他忧郁的乐观主义，铸就他同情同理心，作品才处处流出强悍、宽厚和怜悯。正当他大展才华，大步流星时，不幸患了肺癌， 1989年9月在普定家中去世，时年37岁。贵州文艺界陨落了一颗璀灿的星星。
很长一个时期，我与贵州一批文学编辑打交道，鲁令子、艾莎、刘仰向、沈耘、陈佩云、何锐、文志强、杜郁、何光渝、尹柏生、彭钟民、龙光沛、彭晓勇、周琪、苏丹、张玉华、杨兴成、李缨、舒畅、姚曼、陈艺、兰岚、王莹、马琼芳、肖嬿、袁欣、牧之……，我们之间信任、单纯、友好，他们都为贵州文学的发展默默贡献，付出心血。我尤其难忘的鲁令子老师，解放初期在全国人大从事《民法》起草，后来《民法》起草叫停了，他被下放到贵州省委的理论刊物《团结》杂志做编辑，再由《团结》转到《山花》。他做文艺理论编辑，极为细心，对来稿特别负责。他曾经请我帮助他看稿、改稿，我体会到他的敬业。我来贵阳，住金桥饭店，他安排一丝不苟，对我改稿大加称赞。我说，主要是你心太软，压缩作者的文字下不了手。他做作协秘书长以后，对具体的事务也一码是一码。我们很久没有联系时，他居然来兴义看我，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小饭店，有很长的夜谈。对这样一个儒雅的学人，工作怎么没有安排更好一点呢？我忍不住问他，他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我说，潘汉年不是平反了吗？他说，那是82年才平反的。我懂了，不再说。《山花》的何锐，从编辑部诗歌及理论编辑组长干到主编。我们是同时期被放到军垦农场劳动的。他在602部队，我在7578部队。他戴了一付深度眼镜，不修边幅。1980年起，有学术专著《画梦与释梦——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现代诗传达与技巧》出笼。他平时总绷着脸，喉咙里唔唔两声就算打了招呼，握手也松松垮垮，似乎并不热情，可走路却像一阵疾风，做事风风火火。他的组稿、催稿从来是直奔主题，咄咄逼人，从不放过拖踏的作者。他能把全国一流作家的稿子组来《山花》。他说，编辑这个活，手可以低，但眼一定要高。担任《山花》主编后，与同刊物相依为命，包括拉赞助，办企业家论坛筹集经费，不惜身段。他坚持文学的先锋性和前卫性，突显文学的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把《山花》带入了纯文学刊物的黄金时代，成为全国一线文学期刊。《山花》上去了，他身体垮了。累到走路气喘吁吁，双手发颤到拿不起杯子。直干到65 岁才退下来。他是尽最大的努力向自己认定的文学和诗情致以最高的敬意。2019年3月他离开了我们，浓郁阴云追撵进人们心里。还有彭晓勇，那个长着恩格斯一样的大胡子的思南人，苗族，山东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师从田仲济先生，出版过几本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他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做编辑，认真对待稿子，热情对待作者，勤勤恳恳为他人做嫁衣，谨记编辑职守。有个笔名叫帕尼的作者，在大南门开了一间帕尼书屋，彭晓勇觉得他的文字很有个性，常常向他约稿。帕尼那时经济窘迫，稿子才送来就不断催促赶快刊发，还要叮嘱及时支付稿费。彭晓勇爱才，有仁慈之心，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帕尼成了著名社会学学者和多产作家，写了很多优秀，出书38种。再后来，我们都成了朋友。
（未完待续……）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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