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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及诗歌地域性的骨头 ——“诗方言”感想
赵卫峰
一
方言是写作者的精神母乳之一。是诗歌地域性的内核。个人的“母语”。对方言及口语因素的态度，大约能反映作者在语言之路上的位置，他来自何方，他曾经开辟，他下一步的建设与经营，这时，他有可能对语言的开始或对来路有了清醒的新的审视和评价。
在中国，普通话原则或书面语规律是写作者不得不遵循的一个潜前提。如果被动与盲从，书面语原则也像是古典诗词既定的格调，有时会成为裹脚布。中国北方几乎同属一个方言区，它目前的鲜活生命力与特色仍然领衔主演着当代汉语诗歌，比较起来，纷繁复杂的南方也是枝节丛生，每片枝叶都映照着具体鲜润的生活，但由于传播以及其他众所皆知的原因如体制要求，它受普通话大气候覆盖影响度甚大。上世纪末以来，南方式的鲜润已被重视并开始了一些实践，这缘由，与粤川港台等的影视音乐大众化普及传播有关。
川滇黔渝（鄂西）地区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系统，因历史和地理原因，它又包含了以古越（来自古江南）、古氐羌（来古西北）、苗瑶（来自古中原）等古族系语言为主的多民族语言、各个历史时期汉族先民的移民（军屯、客家）语言，由于相对的封闭和人口数量的众多和流动，这一片区的语言又在相对地自成一体的同时各有特色。
现在，作为生长和生活在这一片区的“我”要面临的是，当动笔，就有一个北京（北方）诗人所没有的潜在阻碍，它一度是一个坚硬的阻碍：“我”的生活、思与诗都来自一个具体的方言语境，但是，“我”必须先默不作声地将它们收拾起来，像择菜一样，先把它们装进普通话的篮子和锅灶，再按相应标准选择加工出来。
实际上其中收拾的内容不少，但加工中它们有所损失。能不加工吗？加工有必要吗？巧媳妇难作无米之炊，置身在一个方言语境与普通话语境之间的巧媳妇面临的却是这米——和书上讲的米有所不同！用纯方言写就的诗在一定区域看应该没有接受阻碍，并会有一定阅读快感，但别的区域看来效果就不一定。因此就方言诗而言，在其方言狂欢及意欲以方言语境（局部）印证普通话语境（大部）的努力之外，问题之一是，“这首诗”离开方言后能出味吗？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小品电视大赛里，一参赛者的节目最初是用重庆话演出，组委会一再要求他改成普通话，否则观众听不懂，为了顾全大局这位演员只好临时修改后用普通话演出，结果自然不那么预期，只能是重在参与。这里，组委会的要求值得反问，这个重庆话节目至少有三亿人能听懂吧，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三亿人在看或恰好看这个节目；只是，一个京剧节目其实又有多少人在看呢？更主要的是，组委会无意中就抹杀了什么——哪样?啥子？这也就规定了：东北三省还可以再出更多的小品明星而西南三省只有当观众拍巴掌的份！甚至，这几十年，面对大众的“星光大道”结出的名星果通常是让南方人旁观的。
但是，似乎又不能责怪什么的！似乎，能做的是在这种既定大格局里尽量保持一种清醒。一种平衡。我有一首游记性的方言诗《蓉城虚构》（1999），其中一节是：
车辚辚。路见不平，杜甫先生可知
黄四娘不死也得减肥去
万丈高楼原地起
本地蝉儿比我有精神‘从前，
有一个叫卓文君的婆娘
就在这街租门面卖酒
她男人，那个龟儿子就蜷在后头写诗
等饭吃，小日子过的巴适’！
‘巴适就是快活，就是，
感觉好极了的意思；想想李白，杜甫
为啥子老盘在成都不走
还不是因为有酒喝，有饭吃，没事弄诗
巴适！’
这段是用西南官话（贵州语调）写的。我有意加进一些原汁的东西，“择菜”时很用心也颇费力然最终仍是事倍功半。不知有多少南方写作者在这种择菜所过程中，会遇到并深思过语言选择的问题。普通话——为了“普遍”而可能将方言的原汁丢弃。
每个语言岛的自给自足都是暂时的，“岛”使其自成特色，又难免局限，在保持“方言意识”的同时，也许要做的是尽量不偏食，保持客观、自我，又须避免局限和固步自封。这需要写作中的清醒与权衡能力，在这个各方面都不得不先倾向于大一统的时代，语言的极端顺应与反对都不可行。
二
对于方言，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似乎更要注意的是对其的淡薄或忽视——虽然并非要求一个人每日三省“母乳”，在标准语实用大格局下，文学与诗歌对她的重视，相当于一种“挽留”；实际上不少作家与诗人正在做着。在大文化气候的压力下，这个问题常常会被一种公共钥匙不经意间处理过滤：日常生活通常是运用方言，进行写作时则需要“翻译”，习惯于标准化式的“公文”，文字成为通行的符号，方言则需它的“翻译”，在过程中自然有多少原本的东西被有意无意舍弃。
方言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生活的心灵史，时间史，镜子，活化石。是文学及诗歌地域性的骨头，以这个“骨头”为前提，回看所谓地域诗歌和乡土抒情篇章，那些“翻译”后的“乡土情感”和“本土精神”有时会——为什么会显得常见、雷同和空泛！？也许，很多“坚持”本土与地域的写作者其实只是种姿态，是另种精神的公文格式和“普通话”。
应该说，你的方言就是你的真话，原话，原本的自然的和真实的语言方式。很难设想生活在异地的人们在路上、在床上、在梦中……是怎么用普通话，用外语，是怎么舌头打转转去准确地表情述意的，像表演吗？至少，有一种真实是失落和过滤掉了。
一个“地方”的语言肯定又有着诸多不足与局限，它也难免拿来和借用，只是今天，拿来和借用已成常事常识，只是当这种程度严重至极时，“自身”便有可能不存在或在被动中消失。从时政角度，推行普通话是必然，从语言角度从文学角度看则是另回事。也常是无奈的事。从可能性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同说一种语言是早晚的事，而地球村同说一种语言（英语？）也像是可能的事？也许这是杞人忧天：从可能性看，至少地球同说“世界语”是遥遥无期之事，而当无数种语言合为一后，又会慢慢分散为无数。语言就是这么怪，方圆百里，十里不同天。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中国不能拒绝世界，就像“地方”不能拒绝“中国”，你不能拒绝地方，开放与文化殖民、个体民族和地域文化与外来强势文化的同化——在这种过程中，对于诗歌，我想方言意识的坚持也许已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当然，在这里坚持应同时激活，像闽南话或一个客家方言岛，会因过于内闭而具体、紧凑而干燥。就诗歌而言，写作者意识到与诗歌的“普通话”（现行及流行诗歌话语模式）拉开距离，是必要的，至少，对于一个写作者，在阶段前提下，诗歌艺术必然是尽量反时尚反规律的，必然是在语言之路上反其道而行的。
据说，大约百年前的中国政府曾研讨过举国共用一种语言的可能，结果集中在用京腔还是粤语上时，众说相持不下，民主投票方式的结果是一票之差粤语败北；假定这即使只是故事，而另种事实则是，如果没有“香港”（哄孔），没有“改革开放”，也许今日岭南“鸟语”仍是人未识，更难想的是，广东话成了国语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魏晋时，来自北方中原先进文化也曾大举南下，使以当时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以学讲“北语”为荣，甚至连哭丧也要模仿北地腔调，所幸当时的传媒太有限了，否则汉唐的长安话到今天就不只是作为一种方言存在了。但是今天的传媒却是太发达了，小点看，“妻子”几已被“老婆”覆盖，远点看，“汉堡”正取代“点心”，一个叫做“渣男”的网络词，只可意会的涵盖力大极了。方言的诸多特点特质有时就会这样在消失在人云亦云的传播链条中。
这种消失是何种性质的被动？今天公开媒体上成堆又散漫的诗歌语言（也包括诗化语言如散文诗、影视话语）又是否某种强势话语压力（物质影响）下的克隆物呢？当它克隆出来并推广后，又成了新的诗歌普通话了？！它不再原汁原味，却是那么实用和虚荣。
一个写作者可能同时、至少地面临语言方面的三座大山：方言、书面语（及外语）和媒体语系（包括影视、报刊、意识形态等复合的社会性时尚、时政话语），其中已摇摇欲坠的是方言，作为基础，它可能更长久地保鲜在生活中，但可能会被“超于生活”和对现实主义误解的诗人和诗歌摒弃。
三
口语概念的引进或重新被注意，也许说明我们对原生态语言的反思与重视。在此将方言与口语拴在一起是合适的。口语隶属于方言，口语是方言中的灵动部份，相对于一个方言系统的全面，口语主要鲜活于局部，润滑于日常生活的缝隙。方言与口语作为语言的素朴部份，形式与内容同一，最能使诗歌文本体现出生活的原生态，甚至也可说它们本身就是细节。但一些地域性诗歌倡导者注重的却不是它们。
陈忠实小说里方言似乎可以接受，山东张炜出版的一个长篇小说甚至全以胶东方言为骨架，为什么小说等文体没有、作为语言之花的诗歌却有明显的“口语”之争呢？除了诗歌文体与语言本身的特殊关系之外，是那种“雅言”或雅兴思维的惯性使然？显然，这里也暗含着一个实际问题了：重视与怎么运用确实是两回事！随着叙事手段的兴盛（实质上也是小说方式对诗歌方式的介入），对口语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这体现出写作者的思考与责任，同时争论也是多此一举的。比如现在，你能用什么标准，从一首诗中分辨、挑选出所谓的口语与非口语来？因而严格说——没有口语这种东西了，当它恰如其分地置身诗中时。
而（至今仍然的）关于口语是非的争鸣，已经开始让人大约也让口语这个词对争论者感到可笑了，对口语概念的赞成与反对，其实属审美观、价值观的差异，而他们的分歧却避开了根本，把视线集中于“工具”之上了！
诗歌中的书面语与日常用语，只要和谐相安无事，只要能产生反应即可。而写作者的一个任务则是对语言就像化学家对物质那样，不停地做着选择搭配取舍的试验。只要是能成为诗能为诗所用就是可以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内心经验当然与具体的生命、生存与生息息相关。其实从“方言”的角度来理解“口语”似乎最为合适。
口语一直仍在争鸣之中春风吹又生，我曾说过：“口语的学术和非学术的论说已经太多——那么不妨省略这个词正如说诗即指具体的文本。对口语诗的最初的不接受无非两个因由：受者的审美观、价值观及已定型的阅读习惯使然；作者的表达过程中由于个人原因而失控，文本失效。创业容易守业难，当口语诗歌在这个时代的通俗文学阵营里终于站稳，弊病也就接踵而至，也就是，口语带来的陌生与新鲜已不再，对实际的生活层面的反复亲近使它获得诗意的同时也消解了诗意……这是否表明口语诗歌一度值得肯定的某种打破、转折、催化作用已完成？”
因此也可认为口语写作者内部间的争鸣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像厨师，他掌握了一定的烹调技艺并实践过了，现在，他的不满意暂时不是烹调技艺而是菜肴原料等的问题了。而口语写作者之外的的争鸣或对口语的拒绝、反对和指责），则更多是建立在审美倾向、精神信仰之上。
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无正反方。口语，一种“我”的“方言”，在曾经大一统的中国诗歌语境里它更真实、更贴心、更诗！所以，可以这样来看：内心经验如何更好地表达和传送出来，是口语写作者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口语自身的问题，这就像我们强调方言重要，并不是泛指对特定地域里的所有习惯用语、日常话语都可以“拿来”，而是经验的，提练的，审美的并可以诉诸文字但又尽量不受已成公文式诗歌方式圈定的。
实际上方言与口语的妥当运用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更新式保存。对口语持反对意见的写作者，其实并不反对对民间语文的挖掘利用，他们也知道那是“传统”，那么，双方对峙的实质终是观念问题，就是说，坚持“言志”、“言情”传统的写作者，一般不会轻易接受世俗化的喜怒哀乐表达。写作倾向一成通常难变，但语言可以完善倾向，方言可起激活作用。方言包括口语，口语代表方言。它们是同根概念的两个称谓。它们更能来真正表现生命的本来状态，更可能触及生活的真谛。
四
方言（口语）重要。必要。这里，我指的更是一种“方言意识”，它也是一种真正对待真实生活的态度。而且，从语言角度看，这也是对诗歌地域性的真正保持。广义讲，它也是民族语言、民间俚语和有明显俗世生活气息的日常习惯用语，它是与自已的生命、生活和生存真正息息相关的真实而贴切的时间遗迹和民间语文，是本土诗歌的内核。
狭义说，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坚持自我必然要从坚持“方言”开始，诗歌实质上只有独语而没有国语，尤其是当诗歌趋于标准方向和普通方式的大一统之时，“方言”至少能让你随意说话，说自己熟悉的想说的，能说的话。当年艾青提倡“口语”，不妨认为是他看到了当时诗歌某种“公文式”的僵化并看见了民间的另种诗意。
不妨认为，如果普通话语是诗（文），那么方言则是思（想）？郑敏在《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10问》中曾问：“汉语新诗在语言上是否基本以北京口语为规范？有没有口语与诗歌语言，或文学语言之分……你觉得目前的汉语口语能承受新诗的全部需要吗？”（《山花》2004、1、），显然这个问题并不算问题，新诗的京味实则是普通话（北方）的味，由于数十年来传媒对它的宠爱，“北京”的影响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意识形态的庄严、知识分子的秀气、胡同内的日常主义腔调之外，也得肯定它的一定的积极、参照和反弹作用。
看相声，已有百年历史的它相对失败于其他曲艺形式是为必然，那代代相承不改的四相四声与小动作是比不得小品的即时性的兼容并包的，而小品的确又给我们带来另种小小的不解，农家式方言成为取乐的佐料！如果没有方言，小品是否会黯然失色，作为“表演艺术家”的本山大叔还是否本山大叔？有意思的是，赵本山式的话语方式如今又成为了中国文化娱乐圈里的模仿对象，传播的力量可以使一种方言成为娱乐里的“普通话”？！
由意识形态力量造成的诗歌主要格调曾一统江湖，如今，由经济力量及传播共同塑造出的诗歌话语方式如果不幸沾染了妄自尊大的“话语权”病毒，那另一种“普通话”又将亮相了。如果诗人也跟着不清醒乱拍巴掌，诗歌必会在喝彩中昏昏然。昔日的他们搭的是时政快车，现在的你们则跟着经济指挥棒瞎起哄，如果是这样，结果会是什么——当雄厚的经济制造出有方向的大量媒体，媒体制造出有方向的诗人、有方向的吹鼓手和读者。
诗人的前进不等于诗歌的前进，诗歌的前进不等于语言的前进，语言的前进不等于方言的前进——这个距离应该适中而不能再拉大了！要继续做的仍是用心的寻找、利用并保护作为可再生资源的语言，也就是“诗方言”；套用“老话”：它源于生活，来自民间；它是与标准格式的书面式、公文式话语抗衡的武器，是“我”的，它先让“我”有了一个“方位”的可能，并使“我”随之有了一个“方法”的可能。如此，方言不只是诗歌“地域性”的内核，同时也是“个人性”的识别标志→当“方言诗”进步到“诗方言”。
“诗方言”意识，也是一种语言自觉与清醒！一种对语言事实的态度。其实，也反映着作者对具体的现时的生命、生存、生活的认识。“方言”自觉，最好境界是无意于“方言”却到处皆“方言”，“自己的说法”，看不出方言之形却到处是方言味，这样，自己在实践中既可出新，又可能与“公文式诗歌”保持距离。这当然是个希望，“菜”对每双手都是公平的，就看怎么“择”，难度当然。
每位作家、诗人都与一个地理环境或明或暗地契合相映，每一位写作者都顶上脚下都有一方天地，一个诗人的无力最后其实是对语言的无力，精神的变异离不开运动着的生活、感觉的积累、上或下的思索……这些，需要语言来承载，更需要“我的话”→“方言诗”→“诗方言”说出→到一定程度时，“诗”，也许会更有意思更有效。
作者简介：
赵卫峰，七零后，白族，诗人，诗评家。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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