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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拉那大撤退（节选）
次日早上，使馆的张领事主动打来了电话。说昨夜里南昌公司的建筑工地被附近的暴民洗劫一空。１５０多个工人现在无处藏身，都跑到使馆来了。使馆已向外交部紧急报告。张领事说：党中央国务院已关心此事，指示一定要保护好侨民。张领事现在要求我们要注意安全，等候使馆的进一步通知。
被洗劫一空的南昌公司是一家挂了国有公司名义的私营包工队。他们是为一家马来西亚房产开发商承包建筑几幢住宅公寓。工地在城外通往丽娜斯机场的路口。工人们住在简易的工棚里，每周只能洗一次澡，每月只发２０００列克（约１０美金）的津贴，真正的工资要到工程结束后回国才发放。那些挂着国营公司名义的包工头住在城里一座楼里，他们白天吃喝玩乐，晚上通宵麻将，还常有些廉价的阿尔巴尼亚姑娘陪在身边。那个凌晨，南昌公司工地附近著名混乱的地区康米那德的部分居民全副武装包围了工地，他们在一个当过营长的人指挥下，一批一批进入工地，上百支卡什尼拉科夫冲锋枪四处扫射，把那些习惯于光屁股睡觉的民工吓得把头钻进被窝里。他们开来了自己的车，也抢走工地的大卡车，把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搬走了，连那个塔吊的钢缆都卷走。他们进入办公室，把保险箱整个抬走，把所有的抽屉撬开。他们还洗劫了厨房，把冰箱、面粉、大米、菜、肉都拿走，连个小葱也不留。最后他们进入民工睡觉的工棚，里边的气味使得这些贫民区的阿尔巴尼亚人也纷纷退出，差点呕吐。最后，他们一手捂住鼻子，一手拿枪闯进来，让民工贴着墙根双手抱头站着。这些民工连个储藏柜都没有，所有的钱物都在地上铺位枕头下的布包袱里。抢劫者把所有的现金和略好些的衣物全拿走了。只有个别勇敢些的民工在阿国人还没进入工棚时，把一些积蓄起来的现金用塑料袋包好丢在工棚里马桶里。整个抢劫过程持续了四个小时，地拉那这时是个没有警察的城市，只要你有本事，任何胡作非为的事你都可以做。民工在暴徒撤退之后，才敢去穿衣服。好多人发现裤子、鞋子都没有了。除了个别民工从马桶里捞回几张臭烘烘的列克之外，所有人都一无所有。现在，他们要到大使馆去。他们只知道有事要找政府，在国外，大使馆就是政府。从工地到使馆有十几公里，他们没有车，只能步行。一百多个悲愤的饥寒交迫的衣裳褴褛的在地拉那的马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像是一次游行似的。他们展现的是什么东西，我不得而知。
中国人在阿尔巴尼亚被集体抢劫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全国反响强烈，因为这是发生在昔日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同志加兄弟的国度，好多人感情上都过不去。国内高层立即指示大使馆要保护好侨民，不再出现类似事件。所以张领事马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中午时分，他再次来电话，要我们马上转移到使馆去。
使馆的门厅昔日是庄严肃穆，今天却显得凌乱不堪。那些民工歪歪斜斜地靠在真皮沙发上，空气中充满汗酸味。张领事带我们去见了大使。大使说：现在使馆最大的问题是缺粮食。这么多人突然进来，一天就吃光了使馆的存粮。现在阿国的外交使团供应系统已瘫痪，无人会送粮过来。而南昌公司的工头们现在是束手无策，把一百多工人的生存问题交给了使馆。明天使馆就会断粮了。
我记得大使当时的意思是要我们自己带些吃的来，自己保自己。可杨小民却主动请命，说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多找些粮食来。这使得面有难色的大使有了笑容。我和小民德光开车直奔大街。我心里暗暗叫苦，以前看那些战斗故事片，牺牲的往往是那些去找粮食或者找饮水的倒霉蛋。小民这回真的像个侨领，勇敢无比。他驾车高速穿过红绿灯熄掉的大街，先是去了那个城东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景象触目惊心，所有的店铺被洗劫一空，有几间还被烧毁，冒着烟。路边还有几具尸体。后来我们知道在这天早上，人群冲进这家粮店哄抢，店老板和他三个儿子各持一支冲锋枪朝天扫射警告，人们不加理会，他们把枪端平了，一下就打死了七八个人。我们毛骨悚然离开这里，去了另一个菜市场。尽管局势不安全，人们还是要吃饭，所以这里还有点东西可买。我们几乎把摊子上的东西全收了，也就是些土豆、豆角，还有一些罐头。我们回到使馆把东西卸下，杨小民马上又开车离去。他就像四处寻食的大鸟似的，两小时后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一起拉了满满一车面粉回来。使馆的人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栖身在使馆侧厅的一个墙角上。人很疲倦，可睡不着。这个厅里的人都是做生意的青田人和温州人。大概也有六七十人。好多青田人我都不认识，有个很年轻的女的大概刚生了孩子，头上还包着毛巾，怀里抱着孩子，可没有男的在身边。我推推身边的杨小民，想问他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可小民已呼呼熟睡。这家伙的心理素质就是好。
我们等待着撤退。大使告诉过大家这样的事：党中央国务院已明确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安全撤出阿尔巴尼亚的民工和侨民。只是怎么样撤离还在安排联系中。当时，美国和西欧国家已开始全部撤离侨民，他们是用直升机将侨民载到地中海的军舰上，再分散回国。也有直接派军舰靠到港口，接走侨民。可中国那么远，又没有远洋舰队在地中海，怎么来撤离我们呢？大家都在猜测着。不断有各种消息传来，先是说美国已答应派直升机把我们撤到意大利。大家都十分兴奋。我都开始想着美国那些大型的直升机在哪里才能降落呢？还想着在螺旋桨的强风下弓着身子钻进直升机一定很有意思，还想着这么多人要多少架直升机呢？好多青田人时不时地跑到外边看看天空，看美国人的直升机是否来了。下午时有个眼力好的人终于在西边的天空看见一排飞行物朝我们飞来，很多人也渐渐看到了，于是他们赶紧收拾东西，想着早点准备到时在直升机上抢个靠窗边的好位子。那排飞行物原先是一字形的，现在变成了人字形。我们现在看清了，那是一群迁徙的大雁。
半夜时又有新的说法传来，我们会乘一艘希腊军舰撤离。我以为这个说法更不可信，所谓的希腊军舰大概像神话里雅典娜的战船一样虚幻吧，说不定还有海神波塞东拿着三叉戟在水面上开路呢！但是，天亮时，这个说法被使馆的武官证实了。他一脸倦容走出机要室，告诉我们：我国国防部和希腊国防部已经安排好具体事宜，希腊方面的一艘驱逐舰正在全速开向都拉斯海港，他们会接我们到希腊的萨洛尼卡城，再坐飞机到苏黎世机场。中国民航的撤侨包机会在那里等候。这个时候我真的感到很激动。不只是因为可以脱离险境，而是觉得中国现在变得强大多了，可以调动希腊的军舰，可以保护自己的侨民了。
但是问题还没解决。从地拉那到港口都拉斯还有三十多公里。几百人坐什么车去那边呢？大使馆给阿国外交部打了无数次电话，根本就没人接电话。这回是德光出了力，他的一个客户家里是搞汽车客运的。那个阿国老板答应到时派七辆大客车来使馆拉人。最后的事是安全问题，现在从地拉那到都拉斯的路途到处是私人武装人员设下的关卡，没有军警护送撤离车队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事。这回又是杨小民挺身而出。他长期供应阿国警察部皮鞋腰带等装备，和警方很熟。尽管现在警察都自动解散回家，他还是找到一个警长。那警长答应把手下人召集起来，出动两部武装警车，来护送中国人。
现在一切搞定，只等着明天一早撤离。然而这时候，我却觉得心如乱麻。要知道，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有二十多万美金的药品，在关闭了的阿拉伯银行，我们还有五万多美金被冻结在那里。如果我明天一走，那些库存的药品必定会被抢无疑。但是要是我不走，局势这么混乱，南方的起义民兵正在向地拉那逼近，安全没有保障。杨小民把我和德光叫出商量。他说他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撤离，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在阿国的成果。他已经组建了一支火力实足的保护队来保护他的公司。他建议我们去见一次新华社的杨记者。杨先生当时就住在使馆。他是个很好的人，他给我们分析了形势。说北约和欧洲安全委员会已经决定要介入阿国的动乱。他们在几天内会派一支多国联合维和部队过来，由于地处欧洲，收拾起来不会像非洲的索马里那样麻烦。今后的局势估计不会坏到哪里去。杨先生的分析让我下了决心，留守在阿尔巴尼亚。
第二天一早，地拉那的华人大撤退开始了。当时的气氛颇为悲壮。大使先生在众人瞩目下，升起了国旗。然后我们还唱了一次国歌。德光联系的七台大客车已经在使馆街排开，小民叫来的武装警车也在边上等候。这天在使馆街只有中国人最红火，每台客车的两边都插上了中国国旗，以表明这是外交车队，利于路上通行。那些民工想到要回家了，面露喜色，他们挥舞着国旗，壮烈得像当年长江漂流队的哥们。
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驶向公路。我当时就坐在开路的武装警车上，手持一支装着两个弹夹的冲锋枪。我在国内时当过兵，也当过警察，可从来没经过这样刺激的事。按照警长的指示，在我们看到前方有企图堵路的人群时，就一齐朝路上方的树冠扫射。子弹把树叶打得四溅，迫使那些人退开来。在看见路边有持枪的人时，我们就马上用冲锋枪先瞄住他们，使他们没机会举枪对准我们。如果他们还要举枪对准我们，警长说：那就射杀他们。这一路上我换了五六次弹夹，打了几百发子弹。好在都是放空枪，没有伤亡。我们的车队很大，又有武装警车，还挂着中国国旗，没人和我们作对。
然后就到了重兵保护的都拉斯港口。很奇怪，在这里保护港口的是武装精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警察在工作。很多国家的侨民都在从这里撤出。港口周围挤满人群，一片混乱。他们都想混到撤退的人群中，离开阿尔巴尼亚。我们的大使下了车，进入检查路障区。向一个官员提交了文件。核对之后，车队进入了警戒线。然后是大家迅速下车，提着行李混入拥挤的人流，向码头走去。我和小民就站在警戒线外，目送他们走向浮桥。那里泊着几艘军舰。天上有美军的武装直升机在盘旋。当时心里特别觉得惆怅，好像被遗弃在月球上似的。
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地拉那。我暂时住在杨小民的厂里。厂门口有沙袋筑成的碉堡，配备高速冲锋枪的保镖就守在里边，安全得像个中世纪的城堡。当天晚上我从ＥＵＲＯ ＮＥＷＳ看到撤退的中国人在军舰的镜头。他们都上了船。我还看到那个刚生了孩子的青田女人。记者给了她特写，一个美军士兵帮她把熟睡的孩子抱上了船，场面十分温馨。全世界有好多人都看见了这个青田女人和她的孩子。
对一只小猫的回忆
现在我想起了那只叫鲁普斯的小猫。我的心里充满悲伤。
那是在大撤退不久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司住家合一的房子。在一个早晨，有人在轻轻敲打我的门。我在窥视孔里看到是些孩子，就把门打开了。原来是邻家女孩阿丽霞。阿丽霞大概十多岁吧，碧蓝的眼睛，脸上有些雀斑，天生的美人胎子。阿丽霞好动，像个男孩，爱玩小狗小猫的。她妈妈常在门口大声喊她回来：阿丽霞……所以我会知道她的名字。这天阿丽霞抱着只小猫，后边还跟着一群小孩。她说：中国人，你把这猫留下吧。你得给它喂牛奶。这小猫脏兮兮的，黑白色，很瘦。可我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小孩要求，就收留它。
我从来没养过动物，但我想猫不会太难养吧。阿尔塔家就有只大猫。所以我觉得收留一只猫不会有问题的。我给它喝了点牛奶，洗了澡。它身上有很多虱子，漂在水面。洗过澡后，等毛干了，我才发觉这小家伙漂亮着呢，那眼睛乌溜溜的，聪明的样子，身上毛茸茸的。
我给它的食谱是，一天一个煮鸡蛋，这是阿尔塔教我的。我相信，这猫从它爷爷那一代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么小的猫，吃起鸡蛋饿虎扑食似的，一忽就完。我真怕它撑坏了。吃完了，它就躲在角落里，怕被人赶走。我抱它到沙发上，它睡了，香甜的样子。
命运这东西真是有的。就说这猫啊狗啊，生在像加拿大这样富裕又讲究动物权益地方就会过优越的日子，而生在战乱、贫穷的地方，就受罪了。动荡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垃圾遍地。那些被人遗弃的野猫野狗守在垃圾堆。每次我去扔垃圾时，它们蜂拥而上，特激动。因为我的垃圾里会多一点肉骨头。我曾看见一只大狗瘦得已站立不起，趴在距离垃圾堆不到五米的地方眨巴着眼睛等死。我想这只小猫阿里霞一定是从垃圾堆里抱来的。它突然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可能有一种很不现实的感觉。开始几天它都躲着我。只有听到我煮鸡蛋时的声音，它就会跑过来，绕着我的脚激动地叫着。有时我逗它，把鸡蛋放得高高的，它拼命地跳啊跳，那高度是它身长好几倍，真不可思议。阿尔塔家的猫是大猫，一天就吃一鸡蛋。可这才出生不久的小猫，几乎是两口就吞下一鸡蛋，还不饱。给它什么都还要吃。好像它生来就是为了吃。阿尔塔有一次看到它进食的凶狠样，惊叫着说：它是“鲁普斯”。鲁普斯，阿语的意思是饿鬼。我以后就叫它为鲁普斯了。
鲁普斯吃饱了，就独自玩，在地上打滚，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鲁普斯是只聪明的猫。起先，它离我远远的蹲着，瞪着我看。当我和它四目相对时，我就能感到那眼睛里有点害羞的神情，好像它有二三岁的儿童的智力。它爱玩，我的手指只要在沙发上一抠，发出点声音，它就会弓起腰，贴着地面潜行而来。它不是直接扑来，而是会选择一条我视线不及的路线，比如沙发的底下，出其不意地冲出来，用爪打我。可它的爪子是软软的，指甲收着。阿尔塔对这点大为赞叹，她家的猫一爪打来就是几道血痕。
那段时间地拉那实行宵禁。在大撤退之后不到一星期，由欧洲多国联合组成的维和部队就开进了阿尔巴尼亚。地上布满最现代化的坦克装甲车，天上的武装直升机一直在盘旋，很快把局势压住了。为了不让那些持枪的团伙在夜间活动，地拉那实行了宵禁。宵禁持续了近五个月，从每天下午六点到次日早六点。对于习惯于傍晚外出游玩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宵禁实在是一种苦不可言的事情。只是一家报纸说：妇女欢迎宵禁，因为宵禁后男人夜间不能出去喝酒，在家时间多了，和她们做爱的次数也多了。
在这些百无聊赖的晚上，是鲁普斯陪伴了我。它现在和我已经熟了，有时会悄悄走来，爬到我膝上，猫的体温比人高，毛茸茸摸起来特别热乎。晚上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鲁普斯趴在桌上，看着我。有个早上我醒来觉得好温暖，原来什么时候这家伙钻到我被窝里了。
鲁普斯长得很快，一个鸡蛋不够吃了，我还给它吃其他的，但从来没饱过的样子。巨大的胃口使得它长得特别快。它的肚子迅速圆起来，不相称地发胖。它的这种吃法确实有些反常，好像它是一头冬眠前的熊。要猛吃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我相信鲁普斯的父母是野猫，因血缘关系，它开始在家呆不住，往外跑，脏兮兮的回来，它照样快乐地吃鸡蛋。但我发现，它在外边还吃过垃圾。我对它有点失望。
在地拉那宵禁解除后，李明从国内回来了。他对我收留了这只小猫觉得奇怪。他不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
李明一回来，我就该回国休假了。我不知该如何处置鲁普斯。我不知道李明会不会每天煮鸡蛋喂它，会不会让它留在这间屋子里。现在鲁普斯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只极有灵性的猫好像预感到好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在去适应街头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鲁普斯一早就跑出去了，好像这家伙怕承受不了和我告别时的伤感。
我在国内只呆了一个多月，就回到了地拉那。就在我刚放下行李，和李明说话时，我看见鲁普斯影子似的从临街的窗口跳进来，直奔洗手间，无声无息地。一瞥之间，我发现它长大了些，但又脏又瘦，肚子鼓胀。过了会儿，我轻轻推开洗手间的门，看到鲁普斯卧在潮湿的地上，迷茫地看着我，似乎已不认识。在它身后，有一摊带血水的粪便，腥臭无比。
我现在知道我是错了。既然你没有能力保护一个小生命，为什么又要收留它呢？它一定是在我不在时吃了垃圾堆里脏东西得了病。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李明有没有喂它，甚至我不想问他这个问题，他能让一只拉血屎的猫呆在屋里，已经是尽最大努力了。
接下去的几天，我又开始煮鸡蛋。鲁普斯不像以前那样狼吞虎咽了，吃得有气无力。它似乎认出了我。当我向它伸出手，它赶紧向后躲避，然后，伸出爪子打了我一下。我感到，它的爪子软软的，指甲还是收着的，像小时候一样。我差点落了泪。
我清醒地知道，鲁普斯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个置于我和李明之间的问题。我不能强求他接受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况且，它拉着血腥的粪便，携带着病菌，正走向死亡。
结局的一天来了。我让鲁普斯吃饱后，抓住了它，把它放在一纸板箱里。我推出自行车，把纸箱夹在车后，慢慢地骑向地拉那街头。记得那天秋高气爽，横贯地拉那的人工河边的银杏树落叶飘零，在金色的阳光里飞舞。我一边骑车，一边望着河里的水波出神。想着这河里一定有小鱼吧。猫是喜欢吃鱼的。小猫还会钓鱼，一只蝴蝶飞来了，小猫去追蝴蝶……我沿着河边骑出好远，还过了条桥。我确信鲁普斯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才停在河边。我先剥了一鸡蛋，然后放出鲁普斯。我想让它像往常一样吃掉鸡蛋。但它显然是受了惊吓，一下子就跑得无影无踪。我再没见过它。
打那之后，八年过去了。现在当我在多伦多看到那些活得比人还优越的猫时，就会想起可怜的鲁普斯。我相信它早已死掉。它当时的内脏已腐烂，流血，谁会给它治病呢？但我更相信它还活着。都说：猫有九条命啊?选也许，猫的本能会让它去吃一种草，治好它的疾病。呵，要是它不死，它一定会变得异常凶猛健壮，它会妻妾成群，带领着它的家族，在那些连成一片的垃圾堆之间，或在夜色浓重的地拉那城的屋顶上，凄厉地嘶喊着，呼啸而过！
阿尔塔走了
阿尔塔一家出走了。她在临走前的晚上给我们来过电话，说自己一家到外地去看一个亲戚，很快就回来。可一走就没回来。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事显得很蹊跷，到底是什么事使得他们匆忙出走呢？
那个时候我其实感觉到了，阿尔塔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她给谢胡当秘书的这件事一直还在影响着她的生活。尽管现在是民主党执政，可民主党其实都是从劳动党里蜕变出来的。比如民主党主席贝利沙就是以前霍查的私人医生。劳动党时期的党内派别斗争一直还在继续，演化。那个时候关于谢胡之死的迷案常被提起。我在一份英文的阿国报纸上看到，谢胡那天和霍查吵过架后，回家后似乎心情还不错，还和家人有说有笑的。次日早晨却已死在床上。手上有一支手枪，枪打在胸口。据谢胡的卫队长回忆，谢胡手里的枪是普通手枪，如果开枪会响声巨大。可他那天晚上就没听到枪声。他相信是有人用无声手枪干掉了谢胡。他说他的卫队只保护谢胡家的地面部分。还有一条直接通到谢胡卧室的地下通道保卫权在党中央的警卫队手里。这个秘密通道的钥匙除了谢胡本人有一把，他的一个女秘书也有一把。卫队长的话暗示了这个女秘书有可能是放进刺客的开门人。这个女秘书是阿尔塔吗？我没在报纸看到明确指证，但这个件事已足够让我竖起汗毛。
在谢胡死后，霍查立即采取了清洗。谢胡的妻子菲奇里特和四个儿子都被投入监狱。菲奇里特死于劳改营里。他的儿子弗拉迪米尔原是电气工程师，实在忍受不了监狱里的生活。他搞来一段铜丝，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将铜丝的一头连到铁床，一头插到电插座。然后从容地躺到床上，电死自己。谢胡的手下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流放或入狱。阿尔塔也被调离，调到了国家的情报机构——内政部。这件事也令人奇怪，好像她是受到了某种保护。
在金字塔计划引起的动乱之后，从前劳动党蜕变过来的社会党的势力迅速扩大，与民主党的冲突在加剧，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形势变得危险。给德光当翻译的伊利亚斯是地拉那电台的播音员。在社会党得势之后，他当上了电台的台长，配了一台汽车。就在第二个礼拜，他那辆车子开出电台大门后，迎面一支冲锋枪打来几十发子弹。伊里亚斯那天没坐车上，逃过一命，那司机成了替死鬼。
大的政治谋杀案是海达里事件。海达里是个年轻的大胖子，是民主党少壮派的先锋。当时阿国的议会常打架，就像现在的台湾的国会。有一次海达里和一个社会党的议员打了起来。那个社会党人是南方乡村地区出来的，身材矮小，哪里是海达里的对手。他被海达里压在地上饱以老拳，电视把全过程直播了。这南方的社会党人蒙受奇耻大辱，当他回到南方老家时，乡人皆闭门不见他，认为他丢尽了地方的脸。在下次议会开会时，这人提早让一个记者跟着他。他找到海达里要他道歉。海达里没加理会。他就掏出手枪，对准海达里的腿就是两枪，当场让他趴下了。这个南方人后来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可乡人为他在大路上立了铜像。
海达里的枪伤一个月就好了。他的知名度大增，在民主党内的地位也提升许多。在社会党赢得大选不久后的一天，海达里在民主党部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让他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一下。这个电话大概是他的信任的人打来的，他就去了。在即将到达时，路边闪出两个持冲锋枪的枪手，将几十发子弹打在他肥胖的身上。他的血真多，从马路这边流到那边。我在一个礼拜后经过那条路，看到堆满鲜花的出事地点还有一大摊的血迹，有许多苍蝇在浓烈的血腥味里飞舞。
在阿尔塔出走之前的不久，还有过这么一件事。一天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丢了工作了。她的局长给她看了几张照片，那是她带我们去办事时被人偷拍的。局长为此要她自动离职。阿尔塔告诉我们她为此十分不安。她知道了自己这么多年了还在一直被人监视。她可能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事会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塔、米里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内迪选择出走，倒也不奇怪。他们一走就没有消息，不知在哪栖身。我有时会经过阿尔塔家的楼下，看到那窗口黑漆漆的。可有时也亮着灯，不知谁住里边。这提醒了我阿尔塔的存在。
阿尔巴尼亚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恐怖。国际舆论都认为这里是巴尔干的火药桶，早晚还会有一次大爆炸。阿尔塔的离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在找一个可以永久栖身的地方。我们最后选定了加拿大，开始了漫长的移民申请之路。
自投罗网
现在到了一九九八年秋天，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都拉斯海滨晒太阳。
那个星期天我是和杨小民、德光一家在一起。几年的战乱生活，使我们之间变成了好朋友。同时我们也明白了生命易逝，要适当享乐，比如：到都拉斯海滨游泳，晒太阳，吃烤鱼。
这个早上我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看着宝石一样蓝的地中海波浪起伏，看着穿着比基尼的阿尔巴尼亚姑娘姗姗而过，看着孩子们在阳光下的沙滩上追逐，我的心里有一种难得的放松和喜悦。两天以前，我收到了加拿大方面的通知，说我一家的移民手续已经完成。移民的签证很快就会寄给我。这就意味着，我在阿尔巴尼亚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在地中海海滨晒太阳，太阳镜是必备的东西。不光是防紫外线，而是你可以尽情地透过墨镜看沙滩上任何一个美女任何一个部位而人家不知你在看什么。现在，我就看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在筑沙堡。女人和孩子处于逆光的位置，她们的轮廓线闪闪发亮。我突然感到非常感动，阿尔巴尼亚虽然贫穷，混乱，可我觉得自己还是已经对她有了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想起了两句唐诗：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客乡是故乡。是啊，以后我移民到了其他地方，一定会想念阿尔巴尼亚的。
这天小民和德光安排是吃了中饭回去的，海滩上有一家新开的海鲜餐馆的烤龙虾做得很好。可是我在１１点时就提早告别回地拉那了。因为有个客人约好在中午要来买一大批药。我这人向来是个工作狂。尽管我知道和大家一起吃烤龙虾将会是很快活的事，可为了多做点生意，还是穿起了衣服，开车回去了。
我回到家大概十一点半，客人说好十二点来的。那是在前天上午，我听到翻译尼可在外面的办公室和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什么。然后尼可走进来对我说：这个年轻人来自爱尔巴桑，他们家要新开一个药房，想在这里买一大批药。他的父亲将和他在星期天过来。尼可是个六十来岁的人，以前在阿国驻华使馆当过参赞，汉语说得还不错的。我听他口气，好像和那人认识似的，所以就随口答应了。本来这事我也许会忘记的，可在星期六早上那个人又来了电话，说他和父亲已买好车票，专程要来这里，请我务必要等他。
那个小伙子准时出现在门口。我问他你的父亲在哪呢？他笑了起来，我看到他笑的时候牙床都露了出来。他从腰里掏出一支五四式的手枪。我纳闷这小子是想把枪卖给我吗？不好！突然一个念头闪电一样打过来，这时他已举枪对着我了。我明白上当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死去，不是气这个小子，是气自己怎么会这么弱智，上这么个低级的圈套。在目前这个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混乱时期，你怎么会在星期天独自等一个陌生人的约会呢？我并没觉得害怕，我想这小子是来抢点钱吧。我想说你小子要多少钱？他没说，举枪要我打开通往后院的门。我一开门，四个蒙着黑面具持冲锋枪的人闯进来，一下子就把我按在地上。我知道，这下麻烦大了。是绑架。
他们开始用绳子捆我。那个假装来买药的小子（后来我知道他叫伊利尔，是地拉那的擒拿格斗冠军）是个领头的，他压低声音告诉我：他们是为了钱绑架我，拿到钱后就会放了我。然后问我，那个小个子的中国人在哪里？我明白他问的是李明，我就说他回国了。看得出李明不在让他们有点困惑。他们问我手机在哪里，我说我没有手机。他们在房间里找来找去，找到了电视遥控器，当发现这不是手提电话时，又放下了。现在我已被捆得像粽子一样结实。
电话突然响了。吓了绑架者一跳。他们立即用枪顶着我脑袋。叫我不要出声。我知道电话一定是杨小民他们打来的。他们现在一定是剖开了一只龙虾，杯里冒着冰啤酒的泡沫。杨小民，你可会像那次护送中国人大撤退那样带着一群警察来救我吗？
电话响了五声就不响了。现在，他们用一种又厚又粘的胶布缠住我的整个头部，只露出鼻孔。又用一条厚毯子包住我身体，接着我就被抬了起来。我听到一辆汽车的发动机还在响着。我恐怖到极点，就怕他们把我放在行李箱里，我会被活活闷死的。车子开动后，我没有感到窒息，还好。我又感到非常生气，还是生自己的气。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呢？这一回，你也许玩完了。你还能去加拿大吗？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好像进入一个建筑物内。我被抬了下来，他们抬着我顺着台阶下去。我听到他们呼哧呼哧的喘着气，咕哝着这个中国人真的特别重。然后我被放到一个靠墙的地方，他们拿走了蒙着我全身的毯子，就离开了。我被绑在身后的手能触到地面，潮湿的，有一层滑腻的灰泥。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他们显得很兴奋，互相压低声音说话，还吃吃地笑着。他们割断了捆我的绳子，剪开了我嘴上的胶布。我痛苦不堪的躯体才算舒展开来了。我的头上和眼睛依然缠着胶布，可鼻梁的突出部分使得胶带在眼睛下方有了一点空隙，透过这缝隙，我能看见眼睛下方的地上有蜡烛光。他们搜了我的身，把钱包、手表还有钥匙都拿走了。他们又问我，李明到底在哪里，我说是在中国。他快要回来了。他们问了我翻译尼可的电话。我本来是知道尼可的电话，可被他们一捆，受了刺激，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用手枪顶住我脑袋，意思说我不说就打死我。我突然想起新华社的杨记者认识尼可，知道他的号码，而我也记得杨记者的号码，就把这告诉了他们。我知道，尽快让他们和我那边的人建立联系对我有利。
他们再次告诉我，只要他们拿到钱就会放我走。要我不要反抗，配合他们。他们拿来一块比萨和一瓶可乐让我吃。尽管我已饿了很久，也一点没胃口吃东西。但我知道我必须吃。我得保持体力，不知有多大的困难在等着我呢！
他们让我在地洞的角落解了小便。重新把我捆起来。这回比较简单，在膝盖处和脚关节各捆一道，两手反剪背后捆住手腕，用的都是结实的棉纱绳。他们让我在一块木板上躺下，还给我盖了一条毯子。然后，我就觉得周围没亮光了。他们先是关上一个木门，接着是铁门的声音。一会儿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汽车远去了，寂静。
陈河：
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现居多伦多，曾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米罗山营地》《在暗夜中欢笑》，纪实作品《被绑架者说》。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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