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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学生态新变成为可能
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逐渐回暖，这是文学的规律与力量使然更是时代所需，网络兴旺、传媒勃兴，文学生成与传播已渐进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及创作方式和文学接受方式都发生变化的“数字化”时代。就贵州文学而言，诗歌应时茁壮，散文随笔、各类小说及非模式化写作、网络写作、非虚构类及报告文学、儿童文学也在宽敞的传播时空自在而激情涌现，传统纸媒之外，多代作者通过网站、博客、微博、民刊、手机等多媒体表现生活，传递心声，雅俗并进，“大气候”之下虽非意味着全盘适应或顺境，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学生态的新建。
笼统看，“数字化”对于贵州文学变革性的影响基本有二：文化文学信息的地理区隔的打破、文学阅读与评判相对闭塞和单调的打破。这意味着“贵州的”创作既能便捷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作家、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产生更可能的互动式交流。
有比较就有自省和进步。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贵州文学部分成熟且突出，肖江虹、王华、冉正万、曹永等频频出击，小说方面初现有“经典气质”的篇章；散文一改往昔基本没有整体发力和难以出山的局面，完般代摆、安元奎、刘照进、孟学祥、杨村等中青年作家成绩显著；一向活跃的诗歌更是虾鱼泛浮，在网络时空各行其道并与全国接轨。这些现象给区域文学的翻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
数字化环境对新时期的写作者的影响和要求是显著的，它使生命、生存、生活的质量、目标、问题与往有别且更加多样，地方文化改良性建设的内在要求也应时而变，即“数字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阶段性的新“精神环境”。过程中，全球、全国化背景下的影视、音乐、美术和旅游文化等广义的物质文化“信息”的渗入更为有力和直接，它丰富了作家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识与想像世界的方式，作家们的自我调整于是也迫切而主动，富于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层出不穷。
而可以肯定和进一步预期的是，数字化环境使贵州文学在百花绽放的同时，又同步地存在去粗存精的态势。“数字化”使区域文学不仅相对地丰产，且从“多出品”到“出精品”的转变已渐现。
◇区域文学内部的辨识
数字化时空的到来也促使了区域文学内部的辨识。贵州文学在上世纪后20年的全国文学视域曾引发注意，它是特定时代环境里区域文学值得保养和借鉴的传统和资源。辩证视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作品更多影响的是一代人同时代人，一个地方给文学的印象，按理也不可能总是过去的与旧时期相关的“成绩”上。地方文学队伍的新老更替是必然的，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之外，新时期具有杂食性和现代特征的文学表达，与时代风貌及精神图景息息相关，和当下的贵州当下的身心最近，更需支持和肯定。
若以90后及00后的诗歌写作略视之，有些现象是值得牵记。一是诗人分布漫山遍野，这改变了往昔的区域诗歌格局。笼统视之，黔省诗人之同龄相对集中呈现（诗人数量、代表性、人数、文学环境及氛围等）按区域看大约如此：A，泛50后→遵义与贵阳地区；B，60后→遵义地区及贵阳地区；C，70后→贵阳地区；D，80后→毕节地区；E，90后→铜仁地区及全省；F，00后→盘江上流及乌蒙山区及全省。
——以上当然是简括。而其波动与历史与文化传统、经济状态、地理区隔的变化明显相关，如黔北遵义2千余年来一直是东亚大陆主文化入黔的主要窗口或通道，起点自然高，地灵人杰得天独厚。不仅是诗歌文化，它同时作为贵州小说大本营的情况也很能说明这种先天的地理优越性；上世纪后期，贵阳作为省城或中心城市的文化与文学位置后为居上，它包括不只包括媒介、评介等的权威性。显然，中心城区起着众所周知的体制文化杠杆作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巴黎与莫斯科，长安、洛阳与杭州，上海与北平。而数字化网络的出现，在一定层面对这种地理距离及人为区隔有所改变；譬如小说已是全省星罗棋布不再黔北地区独领风骚。
亦可看到，在70后遭遇“社会转型”及文学边缘化而人数始终寥寥之外， 80后一代及之后几与数字化环境伴生；“人多”则可形成一种有效氛围，如再以诗歌看，毕节地区80后诗人相对较多，除了数字化传播环境原因外，也与区域人口基数大（平均每个县都是百万人口）、多代汉移民文化传承作用（黔西北山区后来成为明清江南及中原移民最集中区域）有关。
在现今大传播及“共享”的时代环境里，90后及00后的写作在主题及题材、观念与语言表达、审美趣味等多方面都发生了移变——换言之他们其实是“跨界”的，很难准确地以地区、题材等常规标签规划。相对而言，贵州90后更多集中或出自在乌江中下游（高校）及黔东地区，值得期待的这些年轻写作者起点都较高，大都有少数民族身份，这，大约也是数字化传播环境的一个良性作用，运用汉语写作的多民族写作者的涌现，使“贵州意识，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个人才能”得到同步揉和与实践，区域文化、文学与诗歌也因此易于获得更新参照、比较、完善的可能。
也要看到，在“数字”统率的现时空，全国一盘棋，与省外始终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贵州文学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贵州”需要处理更复杂的生命与生活经验，同时还面临在全国性文学大格局里保持独立和可识性的问题。由于传播的兴旺，贵州文学要像上世纪那样阶段性地挺身抢眼虽然貌似便捷，其实又更具难度，仅从这个层面说，每一步前进都值得鼓励。我们也看到，来自“内部”的鼓励、奖励、评价体系亦不断重识和完善，重心适度倾向年轻一代与网络文学创作。对于当代贵州文学，这些举措无疑是及时和有效的。
◇乡土标签的审视
“乡土文学”长期来成了贵州文学代称，虽然理论界仍在不断拓延其内涵，相关诗歌、散文诗在省内长期被沿袭理解为相关文体的主流，或将乡土味视为贵州小说的优势。2013年，《人民文学》主编接受黔地媒体采访时亦再指出“贵州乡土文学成就突出”，可见贵州（文学史）“乡土文学”的对外印象何其深刻。但这种局部的肯定是否也意味着对整体或另些局部的忽略或不肯定？
“乡土文学”的贵州链条通过蹇先艾、石果、何士光等前辈之手之后，后进将如何更好更新？是个长期性问题。除了极少数突出的优秀的作家、散文家、诗人外，世纪之交以来的网络传播大面上，贵州式乡土文学仍呈基础性、安全式、发表体的庸平生产，不少文本被动地置于或针对于“三农”环境或背景，成为略有叙议佐料与抒情意味的文字农家乐或时令游记。
在一定程度上，评论界却也是如此划分的！如果“乡土”文学相对更具文化和人文意义，“三农”类型的文学则多含广义的现实主义意味？从诸多方面看，不仅此后及现在的贵州文学与“乡土”已有实质上的疏离，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三农”主题与题材的文学划入“乡土文学”范围，本身也值得商榷，这种惯性划分的原因，是这一时段的贵州区域文学因多种因素而暂时地欠缺鲜明的识别码？当然，并非是说贵州写作者就没有对传统乡土文学的适当反思与参照性疏离。
其实“乡土文学”的开始本身就隐含了深切的反思与审视，上世纪30年代受到鲁迅、胡适肯定的蹇先艾、寿生们“寓居”当时的中国中心大城，“走出”或“换位”使他们能更好回望“老远的贵州”并作出新的价值与审美判断，这是进步的。但上世纪后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却更多体现了徘徊及复制。
如果说昔日前辈需要以“寓居”来达到换位思考，那么数字化时空里的当代作家的“寓居”则可灵活地迈过地理空间位移这一环节。在新的体验基础上他们可以通过更丰富的阅读资源、网络信息、时代环境变化的综合认识来理解并完成任务。即数字化时空一方面使当代作家能方便和及时换位思考，同时又使思考及对外的比较参照更加积极、主动和深入。而今，当代贵州文学的乡土内涵和观念已然有变，仍将三农题材文本划归为“乡土文学”范围，会对区域文学总体面貌有一定遮蔽；也就是说，数字化传播环境其实给“乡土文学”带来新的重组机会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也是同步的。
进一步说，对概念化模式化“乡土文学”的心理暗示和依赖，会使区域文学的现当代生成事倍功半也浪费过多。从上世纪至今，相当部分的贵州乡土诗歌及散文诗对乡土风情、生活的单纯描绘、对自然环境的简单美化，明显悬空失真，与当代文明和时代精神保持了距离，它们回避了文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存在模式化、同质化和非文学性等症结。我们可以把“乡土文学”标签当作数字化时空里区域文学多元化的表现之一，而非独秀更须随时的辨识。
对“乡土文学”的审视并非否定，而是提醒和要求不能只守成不创新，同时这也是区域文学生态更丰富多样、自然和谐的需要。近百年的贵州基本以乡土文学为主，作家们大都生活和熟悉农村，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作家们，身置现时的物质生活环境，心里又固守其乡土记忆和经验，习惯性地安身于城市文化的对立面，作为地域文明的创建与聚集平台的城市环境就易被忽视，对诸多类似写作者，数字化新环境好像只意味着传播工具变了而已？！
显然，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工商业化、城市化、数字化种种迹象，以及在此新环境里众生的理想、躁动、不安、平常生命与生活状态和人性的复杂性，应该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反映，欠缺至少表明，本土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迈进，对城市环境及城市文化的认同、包容和介入度仍需加劲。当然，有为的实践者仍然可观仍有诸多特色，或说在新时期，“多彩贵州”亦可谓数字化时空里的本土文学貌状。
其实，“多彩贵州”之“多彩”亦指神态与花色品种，譬如欧阳黔森、袁政谦、谢挺、戴冰、龙潜、杨打铁、何文、王剑平、林吟的广义的城市小说，“新一代”之西楚、李晁、夏立楠、田兴家、罗霄山、木郎、徐源、西水、韦忍等的多主题小说及个人性诗歌写作等都呈现出与往不同的从容气质。如今，成长成熟于现时段的城市文化环境中的年轻作家，其文学观与创作实践与现时同步对接，他们在贵州文学的“城乡”之间无意地保持了“中立”，在生命生活和现实之间遵循了基本的真实和实在，并且直接检验着新历史条件下固有的文学话语体系的打破和更新；对于“地域文学”，这种新气象无疑值得新的评判和肯定。
◇地域及民族文学的可能
地域与文学的特殊关系自古存在，万水千山自然是贵州永远的现实环境也是与生俱在的精神背景，它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应该的文学生态。贵州“地域”及“民族文学”与“乡土文学”界线并不分明，又有其复杂性。
就阶段成绩而言，贵州地域及民族文学可圈可点，在早期伍略、吴琪拉达们的“蔓萝花”、“好花红”鲜明盛开、“火车开到苗家寨”之后，吴恩泽、戴绍康、韦文扬、潘年英、欧骁、龙建刚等对“黔地”曾有非凡表达，新世纪以来，禄琴、罗莲、孟学祥、袁仁琮、喻子涵、马学文、罗漠、魏荣钊、徐必常、王鹏翔、郑吉平、牧之、李天斌、龙凤碧、刘兴华、杨汝祥等均贡献了关于地域及民族文学的特色文本，苗、布、侗、土家、仡佬、水、彝、毛南、白、和黎族等贵州世居民族基本都出现了有成绩的作家、诗人及散文诗人，且多呈代际承继。近年来如《仰阿莎》、《奢香夫人》《云下的日子》《花繁叶茂》等有影响的影视和戏剧、音乐作品及“多彩贵州”文化系列的诸多优良作品，体现了多种文艺的互动，也为本土文学新一轮前进提供了有益参照。
也要注意到，由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原生性相对较弱，民族民间“故事”与现代“文学”表达仍有含混和纠结，相关“文本”尴尬地形成以文学为外壳、以民间传说故事为内容，将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价值观、审美观当成单向的诉求方向，或只为呈现文化差异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人物的同质化颂扬，或多留连于相对小容量小地块小视野的风情民俗展现，这导致了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与融会始终未达到更深度的意义之境，文本形式及表达简单，主题及题材大同少异欠优化，馈乏应有的文学性艺术性。
文学能促进区域文化印象与形象的建立且经久不衰。远远看，如赵树理们贡献晋味，陕西作家唱出秦腔，沈从文建设“湘西”，白族“五朵金花”塑造“大理”，阿凡提、阿诗玛的故事以及“敖包相会”“康定情歌”“刘三姐”等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均为特定地域长效增色。相较而言，最能代表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苗乡侗寨、茅台，似仍未有公认的经典性的相关文学作品出现。
而有关“贵州表达”的情况虽然总体不容乐观——却也表明有相当的空间与潜力可挖。今之时代，“数字化”意味着多层面的全球全国联通，城乡一体，地理文化的差别已不明显，而自然环境却是独有的，可以继续挖掘。文学史也是地方文化史，更是一代代人的心灵史，“数字化”提醒着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文学层面的地方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然地理及其基础之上的地方文化的常规迹象只是表面，在数字化时空里重新发现和探索“本地”与“本地人”的文化心理关连，或许是保持创作主体性、使文学的地方性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之一。
综上，贵州地理给文学带来的影响自然而然同时又有局限性，民族文化、乡土传统、自然山水风情在充分地体现和承接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同时，又容易导致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复制性和偏安一方的守旧倾向，易与时代脱节，欠缺现代感。而新生的数字化环境，则可以、并正促进着本土文化生态的新的建树与完善。
数字化时空正催使区域文学产生新变，它源于并与现实构成新的“现实”，它要求我们改善介入现实社会及切入真实人生的方式，在承接本土文学传统优良营养的同时，突破模式化思想艺术观念，挖掘异质文化，保存和发扬区域文化多样性、丰富性，妥善解决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内在关系，达到民族性、地方性、文学性的有机结合，如此，数字化传播环境与区域意义上的贵州文学新面貌或会更多出新出彩。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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