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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最珍贵的记忆应该是自己的童年。我从两岁起就有了懵懂的记忆。记忆最深刻的是红卫兵斗“走资派”——斗我爹。红卫兵们把爹被抓到大队部（申家晒谷场），发动革命群众开斗争大会批斗。娘背着我去大队开批斗大会，我看到爹的胸前挂一个大木牌子，当时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字，后来才知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幼年，我不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涵义，一个农村的支部书记也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多年后我仍百思不解。资本主义对于一个基层干部究竟有什么联系？爹咋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几个人年轻人上台控诉爹：一是在过难关那几年，鼓励群众搞自留地，搞资本主义；二是在几户群众家里吃了几个烧包谷（火烤包谷）；三是擅自卖了集体耕牛买红薯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罪孽深重，足以让贫下中农踏上两只脚，让爹永世不能翻身！爹一直保持沉默，任凭红卫兵们揭发批斗。
“红卫兵”刚宣布爹的几大罪状。坐在人群里的娘听不下去了，一个健步冲上去，从爹的身上扯掉纸牌子，娘大声吼道：“各位贫下中农，你们都是明白人，你们说我老公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如果他是走资本主义，是哪个最早把解放军带到我们这里？是哪个最早在石桥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放你娘的些狗屁，他是走资派！如果不是他当年回乡，几爷子早就是黄土堆堆啦！狗日的些，你们可要讲良心！”不知娘从哪里来的勇气，像一只发疯的母老虎，从台子上拉下爹，牵着我飞快回家。一些社员跟着起哄：“狗日些龟儿子，瞎了你们几爷子的狗眼！向书记咋是走资派？不是向书记，就是过难关那几年的你几爷子的骨头打成鼓响！人不能忘本啊！”
红卫兵们被骂得莫名其妙，悻悻地看着娘把爹从批斗会场劫走。
娘从会场上拉下爹的场景在我两岁心头若隐若现。娘成了资本主义的“保皇派”！这是几个红卫兵给安的罪名，但是他们还没敢动娘一根毫毛。
从此，红卫兵再也没敢找爹的麻烦。听说那几个 “红卫兵”被他们的爹娘骂的狗血喷头：“人不能忘本啊！当年要不是向书记让我们种自留地，你几个早就死逑鸡巴了！你们还斗么子走资派！”
“如果当年不是你，那几爷子早就饿死逑了，莫得良心，起坏心整你！”娘气愤填膺对爹说。在台子上斗争爹的周某人，过难关时差一点饿死了，爹在黑獭场给他买了一碗面吃，看到那个人狼吞虎咽的样儿，还嘱咐饭店老板娘给他喝几碗面汤。
“人怕恶人，鬼怕苗汉！由他几爷子乱来，不整死你才怪！”娘愤愤不平地说。
“想不到你这个狗日的婆娘还有恁大个胆量！”爹看着娘笑笑。
“你就是一个运动员，运动来了斗你，运动去了又用你！” 娘揶揄爹。
“文革”后期，爹又恢复职务，当上大队革委会主任。昔日的向支书，又成为了今日的向主任。
小时候，我听到一些人斗争爹，说我爹在某家吃了一杯水，在哪家吃了一个包谷粑，占了贫下中农的不少小便宜。爹回家，我就反复问爹：“爹，你真的是不是吃了别人的包谷粑啦？喝了别人的水啦？是不是啊爹？”
爹笑而不答，隔了一会说：“狗日你也想斗争你爹！老子今后不给你买粑粑了！”
“狗日的，你也当造反派？也斗争你爹！”娘和二孃都骂我。
大人用稻草搓绳子，我也学着搓。“噗噗噗！”我吐了一泡口水，又继续搓。搓好绳子，将绳子往爹身上绑：“走资派，不老实！”大人们都看着我笑，幼时模仿革命群众斗走资派，现在想起十分可笑。
“狗日的，你还敢绑你爹！”爹笑着骂道。
“我我！”我说。“爹，你是走资派！”
“狗日的，你知道啥子是走资派！别打胡乱说！”
“童言无忌！”婆给我打了一个圆场。
红卫兵找不到爹走资本主义的把柄，就把爹当年驻队的吃一些农民的饭拿来支吾。娘说：“你爹从来不让别人吃亏，他吃了别人一个红苕，他就千方百计给点东西补上，斗你爹，群众们主要是想转移话题，弄有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搪塞！目的保你爹过关！当然，其中也不乏几个人起坏心，想把你爹赶下台，他们想当官！”当时我没有听懂其中的含义，现在终于明白其中的奥妙。
小时候，一家人拿我当宝贝。平常爹让我骑在脖子上，打马马架，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事情。我被爹厚实的肩膀驮着，有一种骑在马上起伏的感觉。生产队干农活时，爹总是用一条背带把我背在身上，形影不离。
二
我满周岁时，爹在我面前放着书笔、鸡蛋、粑粑，对我未来的人生进行预测，而我却拿了鸡蛋，说我将来一定是个好吃货，让爹娘多少有些失望。
幼时，我真是一个吃货。爹小时候跟改猪匠师傅学过阉猪。平常也给农民家阉割小猪，常常拿回两个肉蛋蛋。我好奇地问：“爹，拿的啥？”爹说：“是猪卵子（公猪的睾丸）！”爹笑着在猪卵子上切开一个长口，蘸上食盐，用菜叶子包着放在火堆上烧一会，掏出来拍掉灰给我吃。这是我小时梦寐以求的一种美味，不亚于当今城里小孩朝思暮想吃的肯德基。凡是爹外出回家，我就吵着叫爹要吃猪卵子。他就莫名其妙地笑我：“听话！明天爹就去骟猪，给你弄两个猪卵子……”听到爹这句话，我就会停止哭闹。有几回，我受委屈哭得收不了场时……爹就哄我：“不哭了，爹明天拿猪卵子给你吃！你再哭，爹就不给你拿了！”听爹这么一说，我再伤心也会不哭。如果说猪卵子是当年乡下小孩心中属于诱人的食物，那么牛卵子更是他们难得的美味佳肴。我三岁那年，婆给生产队喂一头公牛，生产队长领来一个骟牛匠，把牛捆在我家门外的橙子树上，用弯刀割出两个牛卵子，被爹切成片炒给我吃，我吃得意犹未尽。我多次央求爹：“我们以后多望几头公牛，多吃一些牛卵子！”爹看着我笑笑说：“狗日的，你想得很美！哪里天天有这等好事！”第二年，婆又给生产队养了一头小公牛，社员们叫烧牯崽，当时我就渴望烧牯崽快点长大，我好吃牛卵子，为此，我常帮婆到山坡上打草，婆还夸我说，我家剑波变勤快啦！她不知道我心头的小算盘。大约半年之后，生产队长领着骟牛匠到我们家，心想，又有吃牛卵子啦，可是这次，我没有上次幸运，骟牛匠、生产队长和几个社员一起将烧牯崽捆在我家院子的那棵橙子树上，骟牛匠用锤子锤击牛卵子十几下，砸得牛哞哞地叫……我看到牛的那个部位在流血，一滴一滴地流在地上，骟牛匠说了几句“又肥又肯长”之类的话，敷一包面面药给流着血滴的牛卵子上，嘱咐婆注意牛的伤处，不要让水打湿。然后就把解开牛，走啦。此时，我想，为什么他们今天不取出牛牛卵子？我有些失望，我曾经幻想了很久美味顿时化为乌有。婆就把牛牵到牛圈，我看着被牵走的公牛，无语，我去用手指蘸着地上还有余温的牛血，泪水夺眶而出。长大后，我才知道，骟牛分为开骟与锤骟两种，开骟就是从牛的生殖器中取出睾丸，而锤骟就是将睾丸用锤子打碎……我家的烧牯崽被锤骟了，让我半年的等待一顿美味在骟牛匠的锤子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让幼小的我曾在梦中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水。
山里孩子很少吃到山外的水果。我们吃得最多的是茶泡和牛奶子。茶泡是油茶树上结的果实，每年春夏之交，寨子的土边田坎上的茶树长一些红白相间的果实——茶泡，酸甜而脆。除大人打茶泡给我们吃以外，我还和几小伙伴拿着竹竿站在茶树下拍打，从地上捡起打落下的茶泡，用手抹一下就吃。当时家乡不少人家喂不起猪，吃不起猪油，吃猪油一般只有过年，或者有亲戚来串人户才吃。吃的是生产队榨的茶油，而按现在营养标准却是吃的是天然而又降血脂的茶油。吃茶油就是当年一般人家生活无奈的选择。
牛奶子也是武陵山区一种夏季的野生水果，农历四月间成熟，牛奶子像牛的乳头，有淡黄、青黄、红黄几种颜色，味儿甜酸甜酸。吃时很合口，一不注意就吃得放不下嘴，几天吃不下别的食物。小时，爹和娘常上山给我们打（摘）牛奶子吃。牛奶子成熟的季节，我就邀约小伙伴们上坡打牛奶子，用桐子叶子包着回家，吃得牙齿都酸败了……为此，还常挨爹几声激烈的呵斥：“狗日的，吃东西都要知饱足啊！”
三
大人喜赶场，细娃想过年！是我家乡的一句谚语。究竟表达什么意思有多种诠释。大人赶场是劳动之余的放松，小孩过年是吃好的玩耍。
黑獭堡场已由原先五天一场调整到十天一场。上级的目的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黑獭堡自古就是每逢农历五、十赶场。我和姐姐都希望爹或婆去赶场，给我们带几个酥食（糯米面与糖用模子做的一种食品）或泡粑。小孩家，根本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反正只知道想吃。一般而言，爹只要去赶场，我和姐姐都有粑粑吃。有时爹赶场也是空手回家，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就吵着爹要，爹就对我们说：“乌江昨天发大水了，从沿河下来卖粑粑的人全淹死了！”于是，我和姐姐就只有大失所望，为什么乌江会发大水呢？我反复自言自语。又有几次爹去赶场，没给我们买粑粑，我又要，爹又说：“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我又很失望，卖粑粑的人都死了，意味今后就不可能再吃粑粑。一次，我对三大爷家的咪毛说：“我爹说黑獭堡卖粑粑的人淹死了，莫得卖的了！”，咪毛和我一样大，他说昨天赶场他爹才给他买了泡粑，咋卖粑粑的人都死了呢？我不相信，咪毛说：“那是你爹哄你！”我才不相信爹会哄我。晚上我问爹：“爹，咪毛说三大爷昨天给他买了泡粑，他说卖粑粑的人没死啊！”爹听我说这话，看了一眼娘，他们彼此笑笑。爹一本正经地说：“爹还会哄你？二场我去看那些卖粑粑的人活了没？听话，如果他们活了，爹一定给你买！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卖粑粑的人死了这句话是特殊时代，不少父母亲哄小孩惯用托词，包含父母无奈与窘迫语境。生产队劳动，一个劳动力一天值一两毛钱，买几个粑粑相当耗费一天的工分，他们才想出这个哄子女的招。
小时候，我和多数乡下所有儿童一样，盼望过年。“红萝卜，咪咪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又放火炮（鞭炮）又煮朒（肉），又吃葵花又好耍……”这是我童年喜欢唱的一首儿歌，是大人教小孩唱的。记得有一年过年，爹给我买一个红白相间的花皮球，像过年的包子大小，我爱不释手，连晚上睡觉都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天，大人们上坡劳动去了，我好奇地用菜刀切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打在地上一抛抛的。我一刀切开见皮球瘪了，我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婆和爹娘回家，见我的花皮球破了，我在哭，他们就笑我：“傻小子，只有你才干出这傻事！”二孃孃常拿这件事取笑我，二孃本不是我们家庭成员，是大伯在黔江马喇湖教书带回家一个孤女，与我们同姓向，因没爹娘，当教师的大伯将她带回老家，原本要和大伯娘住一起，但伯娘是半边户，劳动力少，又有几个堂哥堂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二姑只好到我家认我爹当哥，与我们做一家人，给我们当二孃。走亲戚串人户，二孃总是带着我。二孃用她挖中药材卖的钱又给我买了一个和原先一模一样的花皮球。她再三嘱咐我不要再切开，球里装的气，气跑掉就不再抛了。我长大之后，才明白自己小时做过多么令人忍俊不禁的傻事。到现在，二孃仍然开我的玩笑，小时候，你讨嫌得把皮球划破了，还哭好久呢？你还想得起来吧？
爹每次在外开会回家，他总会用菜叶子包着一两片肉，放在火上烤热给我吃。因为当时只有会议伙食才会有肉吃。见我吃得津津有味，爹的脸上露出笑容。有几次，我问爹：“爹，你为啥不吃肉啊？”爹说：“我没有长饿舌头啊！”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饿舌头，只知道想好吃的！认为爹给自己带好吃的是天经地义，不知道这是爹口不吃舌不吞留给他的儿子美味吃食。
四
一场运动波及到我们生产队。生产队成天开批斗大会：斗地主，斗牛鬼蛇神。坡上的粮食没人秋收烂在地里。爹惴惴不安说：“老这样搞运动，又怕要出现难关啊！”
一年辛苦种粮食眼看就要报废，我爹却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安排社员秋收。“要吃了几碗，才有力量斗争！粮食都不要了咋过冬啊！”爹说。
每天放活路一收工，娘带着我到坡上的地里搧（捡）苞谷黄豆。作为从过艰苦过来的娘，把粮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秋收后的玉米地里，每一棵玉米都要抹抹，生怕有玉米粒遗漏。就是蔫败败的玉米也要抠下来放在衣袋里。她对我说：“一颗汗水不得一颗粮食！粮食是宝中之宝的武器！”不识文化的娘把毛主席语录演绎在她平常的生活话语之中。
有时，娘还会在坡上烧起火，放几抓黄豆角在火上，噼噼啪啪一阵炸响之后，从火堆里捡烧熟的黄豆给我吃。很香很脆，有一种乡村纯粹的香味。至今我仍也找不到恰当词汇表达。无法形容那种味道，让我感到自己文学语言的贫乏。到现在，我再也无法享受到那种味道。
我两三岁的时候顶着一个锅铲头，像在头上撒了一把萝卜丝，成天飞上飞下。看到红卫兵敲锣打鼓，我在后面跟着兴奋不已，吵着要跟着他们去远方。当时的远方在哪里，我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家里来了很多陌生人，听爹娘讲，是贵州沿河指挥部与司令部两个派线的人。一帮人是我的姑爷（姑父）带到我家里躲难的工人。姑爷是贵州沿河县综合厂工人，他们属于的组织叫指挥部，二十多人，主要是他们厂的工人。指挥部的人在我家的楼上打起地铺，吃住在我们家里。从这时起，我家就开始用甑子蒸饭，婆与娘忙得不可开交。每到赶场天，指挥部工人都用贵州粮票，爹就带着堂哥去贵州黑獭堡粮站给他们买口粮，除了帮指挥部的人们采购粮食以外，还要为他们购买烟酒。一天晚上，堂孃（堂姑）翠娥悄悄带着另一波人来到我家，属于沿河司令部，所谓司令部就是一些被“红卫兵”批斗的下马干部。文革之前他们却是沿河台面上的人物，是 “红卫兵”与“革命群众”的批斗对象。他们为躲避红卫兵的批斗，暗地找我的堂孃帮忙悄悄来我家，目的也是躲避批斗。指挥部和司令部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人物，而在我们家相安无事，两个派别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火拼。文革结束，彼此还成为好朋友。司令部里领头人叫张伯伯，也是沿河刚解放就参加工作的土改干部，与爹有一样的人生经历，他们之间可谓惺惺相惜。张伯伯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了不少惊喜，做得一手好菜：红烧肉、土豆丝、菜豆腐。我特别喜欢他做的菜豆腐，清香可口，常吃得我肚子发胀。
张伯伯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大队的代销店卖水果糖。我只要拿到了一毛钱，吵着要二孃同去给我买糖。张伯伯开我的玩笑：“猴子胯下离不得蕬栗子！”直到很多年后长大懂事，我才知道这个十分形象而具有地域性的话语含义——有一个吃一个不懂得积蓄的意思！
张伯伯很喜欢我，常逗我玩，带着我上山采蘑菇，教我认识了松菌、青杠菌、荞粑菌、黄丝菌等野生菌种。到现在，我仍然认得这些野生菌。多少次在梦中，常常还闪现我童年与他在一起的快乐情景。
张伯伯喜欢吃（抽）毛草烟，他手里常拿着一支两三尺长的大烟杆，有时故意向我吐烟雾逗我，呛得我无法忍受。他给我讲 “汽划子”（小轮船）与乌江，让幼年的我产生不少好奇心。长大我才知道，他叫张珍祥，是沿河城关区委书记。还有一个叫张建汉伯伯，沿河县副县长，后来当沿河县长。他们两人都打成沿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被红卫兵挂着牌子游街，受不了红卫兵的皮肉之苦才悄悄逃离沿河。在我家生活半年，司令部的人们陆续返回，他们都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不久，指挥部的人也相继离开我家。“文革”两派在我家里的热闹日子就走入曾经的历史。
爹在“文革”也是靠边站的人，面临被批斗，但他还能保护那两派躲避的人，确实需要一种勇气与胆识。爹说：“癞子门前三种客，瘸的跛的都交得！”
张伯伯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沿河县革委副主任兼农工委主任。他并没有因为职务升迁放弃与我家的联系。相反，他经常还邀请我们一家老小到他家去玩。他只要到黑獭公社检查工作，他总是抽时间到我们。
因为张伯伯，我才真正认识传说中的沿河县城。
他家住在沿河县城郊张家坝，离县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第一次到沿河，是爹带我去的张伯伯家玩。我第一次坐汽划子，从黑獭到沿河船票只要一毛五分钱。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之后一定要开汽划子，当戴盘盘帽和穿着白色衣服的水手。那就是我童年滋生的第一个梦想。
张伯伯下乡开会，把我带在吉普车上，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汽车。有人问他我是谁，他说是他的亲侄儿。从沿河回家，我曾向几个堂弟们炫耀，我坐了张伯伯的小包车（吉普车），让他们羡慕得干瞪眼。
张伯伯逗我：“剑波，剑波，张伯伯将来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好媳妇！”我不知媳妇内涵，我说：“我要表姐！”
爹给我取名剑波，政治语境浓郁，源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少剑波。也许他希望我像少剑波那样有勇有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那个时代的不少父母，都给自己的子女起名“红卫”、“文革”、“卫国”、“建设”等具有时代烙印的名字。我名字也是时代的产物。爹给我取名也是与时俱进。
“要得，剑波要哪个，张伯伯就去给你找，一定要满足我们的革命英雄剑波，就是将来你张伯伯老了，杵着大烟杆也要吃你的喜酒，看你结花姑娘！”但张伯伯终究还是没吃到我的喜酒，一九七六年夏天去天津小津庄参观学习，归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魂落异乡。
早晚一有空余时间，二孃常和娘捡拾生产队遗留地里的黄豆，每一次见她们提着黄豆回家，我都说：“你们偷生产队的粮食！”
“狗日的，我们做菜豆腐，看你吃不吃？你还说偷不偷？”二孃常骂我。
此时，我顽皮地笑着跑开了。说归说，吃归吃。可到晚上，吃菜豆腐时，我一碗又一碗接着吃，乡生活在物资匮乏年代的乡下孩子，吃菜豆腐实在是一种享受，只有一个劲地吃。吃得肚子胀痛了，还依依不舍端着碗，恨不得把锅里的豆腐吃得干净。。
“狗日剑波，你不是说我们偷的吗？狗日的你还敢吃！”二孃看着我的吃相，假装要抢我的碗，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尽管埋头狼吞虎咽。
在幼小的心灵难以释怀。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小时候，我被爹狠狠打过一回。
“叫你吃，叫你吃！”起因是我喝了几口临死前喝剩下的红糖水。我二弟四清病危，想吃糖水，爹到公社开了一个证明，去公社供销社买了半斤红糖，满足二弟的愿望。二弟是一九六六年春出生，小我一岁，正是共和国“四清”运动时期，爹也给他取一个具有时代语境的名字。他在人世间活一岁半。他患了在当今不是什么大病的病。时公社医院在闹革命，已无人上班，爹只好请“土医生”来家医治。土医生一个劲地给二弟发汗，本来就发烧的二弟，被发虚脱而死，拿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行医或者医疗事故。爹心焦无语，痛苦好一段时间，人们只有安慰我爹娘：“不是你的儿女，咋也留不住！”
爹怕我的魂魄被二弟的小鬼勾走，请一个“土老师”（端公）给我“杀铧”喊魂，烧纸钱送牛王菩萨，抱着公鸡喊魂。在我身上拴了七条黑线。但我知道一定是为我……我不知事喝一口不该喝的糖水，给一家人造成一个可怕的阴影，爹娘特别担心我……家乡人说：人小鬼大，未成年的小孩死了，鬼特别厉害，要找人取替胎！
很多年我不喝糖水与此事有关。
糖是那年月十分奇缺的供应食品，一般人家庭可谓稀缺的奢侈品。只有过年时每人才供应二两白糖一两红糖。作为农村的人而言，过年用红糖芝麻包糯米包子那是一家人年终最大的愿望。一般人家，只有生病与贵客上门才会冲糖水。生产队有一个娃儿，他爹得了（患）重病，家想方设法买了一点红砂糖，他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撑开柜子拈一点放在嘴里。他的娘晓得后，悄悄将砂糖掉包，放了一碗辣椒面，那小子放学回家，重复他的动作，吞不下吐不了，差点被辣椒面呛死，还被他妈揍一顿。成为我们当地流传到今天的笑话。
家有客人冲糖水时，给我和姐姐大有区别，我碗里的糖比姐姐碗多点。多年后姐姐总是拿这件事情挤兑我，开我的玩笑。
到了读书年龄，爹没送姐姐读书。姐姐帮婆在家给生产队放牛，给家里打一些猪草。集体生产的年月，家庭喂一头猪，年底杀了，一半上交公社食品站，一半留给家里吃。那时，我想不开也想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喂猪，要公社食品站。
五
五岁的时候我患了一次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周身长了不少的红点，奇痒难耐。
爹到处给我找药方，爹还托张伯伯在沿河的人民医院给买了当时比较贵重的药油青。擦了几次好了之后，又复发了。爹心急如火，到处掏民间药方，终于在一个老中医那里得到一个方子，就是用三年老腊肉、硫磺、扬尘（农村火炕上烟尘）用白布包着烤热，往痒的地方擦。夏天，这种味道十分难闻，爹每天坚持给我擦三次。结果在一个星期之后，开始好转，坚持了一个月，我彻底好了。后来，我一直在分析我生皮肤病的原因，可能是爹给穿虎皮背心的引起起的，虎皮火重，我人小背不了。我穿的虎皮背心是解放初期，我爹分到一个地主的浮财。爹一直舍不得用，我在四岁之后，爹叫在沿河县综合厂工作的姑爷给做了一件背心，让我穿在身上最里面保暖。爹不知道，毛皮衣不能穿在塔身。虎皮还没有消毒，皮毛不消毒就穿在小娃子身上，会受到皮肤感染。
一九七一年春，我上小学，正是我们国家学制要缩短的时代。学制比较混乱，一个学校一年级有从春季开始也有秋季开始发目。张伯伯得知爹娘没有送姐姐读书，把爹叫沿河上了一堂政治课：“兄弟，你是共产党员，咋还重男轻女？一定要送碧鲜（姐姐名字）读书，不然我要亲自到你们家里去闹！”因受到张伯伯的批评，爹才勉强答应送姐姐上小学。姐姐读一年级时，十三岁。而我已上三年级。姐姐对爹娘不送她读书之事颇有怨言，一辈子都放在嘴边。她出生在难关时期，缺乏营养，死里逃生，本身就很不幸，发育不良。而爹娘又不让她读书，不亚于伤口上撒盐。姐姐读书的成绩并不差，成绩在班上常常前几名。三弟和四弟相继出生，她又帮娘带两个弟弟，她少女时代就这样不幸远去。娘当上大队妇女队长后，带领生产队群众学大寨，还经常外出开会，带弟弟的活就自然落在姐姐肩上。很多年后爹说：“对不起碧鲜，没让她好好读书！”姐姐说：“过去就过去了，说起来也没意思了！”但我知道姐姐的心头永远对爹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成见。姐姐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她绝对不会有伟人般宽广的胸怀。
从我家到麻布坨，得走十里左右的山间小路。上一年级时，我就和其他高年级娃子们一道上学。二孃还说我读一年级时，把裤子都弄掉了，对这件事，我的记忆有些模糊。只记得一年级的上学期，我的书被学校旁边寨子左家的一个娃子拿走了，爹打夜三更去把我拿了回家。
我从来没有旷过课，无论下雨，还是风雪交加，我都是风雨无阻。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被一个挑桐油的人浇一身桐油，而且还把我的书包全浸了。我急忙跑回家告诉爹，爹听了二话没有说，就去红花土找到浇我桐油的青年人扯皮，要那人赔我的书包。爹为我出了一口气，那人赔我的书包。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曾在“文革”中斗争过爹，后来被打成了管制分子，他认识我，故意用桐油泼我的书包，是为了报复爹。
那时，还没有矿泉水一说，学生在上学路上，渴了往往在路边的水井埋头喝几口。进入二年级，常是跑跑停停，有时忘了拿雨伞，碰到雨天，常常被淋成落汤鸡。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患上一场大病。我到麻布坨（楠木小学）上学的路上，在吊颈岩路边的水井里喝水，患了水急病（结核病）。我渴了，埋下头在路边的小水塘猛喝了几口水，当时还觉得十分解渴。当天晚上就高烧不退，咳嗽不停。娘起初还以为我患了感冒，请几个草医生开几个民间土方，没丝毫效果，相反越来越严重，奄奄一息。娘就带信给在公社莹石（多晶硅）厂上班的爹说我生了急毛病。爹得知后立即从公社莹石厂回家，看到我的状态，冲娘发一通火：“崽子这么病重才给我说，再不到医院就要拖死啦！”
爹第二天打早（早晨）背着我黑獭公社医院看病。黑獭堡是一个很闹热的乡场，位于乌江东岸边上，一脚踏两省。同一条街上，一边贵州，另一边四川（现在是重庆），一家人兄弟之间属于不同省份。黑獭堡是乌江两岸物资集散地，赶场天人潮涌动，非常热闹。在黑獭公社医院没看出什么名堂（问题），爹又只好背着我回家。
儿子生病着急的永远是自己的爹娘。爹着急得整晚上都睡不着觉。盼着天亮把我送到医院治疗。
爹和娘商量后，决定把家里唯一的母猪卖了，送我到酉阳县城看病。表孃（表姑）秋香孃（冉从学）在酉阳县人民医院当护士。她读书的时候，当大队支部书记的爹曾资助过她十元钱。她工作后一直与爹有联系。爹每次到县里开会，都要到她家里走动。
娘陪爹背着我去丁市坐客车。
当爹与我上车之后，娘才泪流满面离开丁市。
这是我第一次到酉阳县城。
县城当时在我这个乡下娃子心中十分神圣。酉阳是古代酉阳州府所在地。县城不大，一家人吃啥东西，全城人都会闻到味道。卵子大一个县城，两个男女晚上在床上媾合响声，第二天也被县城其他人拿来当茶余饭后的笑话谈论。县城一家有事，大家不请自来帮忙，延续着农耕时代的土家习俗。以前还有土司衙门，可惜在“文革”期间当成“四旧”毁掉了。
四十二公里的路程开了差不多一半小时。
我第一次坐班车，尽管我咳得厉害，但我还是对坐车充满好奇，在车上东张西望，向爹问这问那。同车人都说，细娃不装病！
爹带着我到表孃所在的科室，对表孃说一下我的病情。表孃说：“可能得了肺结核，抓紧治啊，这病拖不得！”
表孃急忙带着爹去门诊部，开单子缴费，亲自陪我去照了光（放射）。一问住院费需要两百元钱，爹身上只有一百八十元，急得他六神无主，问道：“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二哥，笔群的病住不住院也没大关系，开药去家里治疗也没问题，关键是需要时间。慢性病，最少要打一年半针，吃一年半药。弄不好还要影响他一辈子的智力！” 表孃宽慰着爹。
表孃在医院帮忙买几盒链霉素针剂和异烟肼等药物：“二哥，一定不要停药，一旦停药就会前功尽弃。如果有什么困难或买药，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帮你解决！别怕！”
听到表孃的话，爹的心才稍安，说：“麻烦你啦，表妹，以后要经常麻烦你！你是我儿子的救神啊！”
第二天一早，爹就背着我赶车回家。因我的一次过失，家里的一头母猪就无声无息地进入医院的账户。
在县城，我第一次吃到大肉面。所谓的大肉面也就是面条上面飘着几片肥肉，红红的辣椒汤弥漫着诱人的香味，反复萦绕在我的味觉里。
从县医院检查一回家，我就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治疗。吃药倒不要紧，主要是打针，从来没打过针的我，刚被捞起屁股，吓得一阵阵惊恐，死活都不肯打针。爹在我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狗日的，不要怕，打针就像被虫咬一下，打一针，老子就给你五分钱！”
见爹的架势，我就不敢吱声，打针便没想象那么可怕，只是瞬间像小虫咬了一下。
爹请生产队的冉瑞月咪公给我打针。冉瑞月是一个年轻人，当过大队赤脚医生，虽然年纪虽小，在冉姓之中辈分高，爹叫他咪爷，有时也叫老伙计。他始终叫爹向支书。瑞月咪公家生活比较困难，常在我家吃早晚两餐。他很准时，一年半时间，早晚从没出过差错。一方面出于感恩，过难关时候，爹曾悄悄送过他妈三斤粮食，救过他们一家人的命。另一方面他为吃饭。从爹从公社回家开始，我家就没缺过粮。我家住比较单衬，周围有很多空地，爹和娘种了不少五谷杂粮，解决了我们家一年半年的口粮。每年家里多少还有一点余粮，生产队不少人受过我家接济。当年我家给生产队望了一头牛，牛被人牵去集体耕田犁地，铧牛的社员总是将牛在山上喂饱给我们牵回家。我家一般管牵牛人的饭吃，不少的乡亲为吃一顿饭，总是找借口给我们家放牛牵回家。
生产队的冉隆杰帮我们牵牛回家，爹娘请他吃饭。他说：“三爷三娘，我倒没有什么，就是我的儿子饿得不可开交，要我吃，我就把饭带走！拿去儿子吃！”我爹一听说，拿一个口袋舀了几碗米给他回去煮给他儿子吃。后来，冉隆杰逢人便说：“如果不是向三爷，我儿子早就饿死了！”从此，他一听说我家做什么事，他总是带着儿子，不请自来帮忙。每年他家杀了猪，也会送一快肉给我家。爹说，这个人还是吃草晓得回嚼，懂得起感情。
我长大后对瑞月咪公说一些感谢话。他说：“我当时要不是给你打针，那一年半的饭我咋吃啊？”也许是发自他内心的实在话。生产队有一个小孩叫土狗崽，和大人同吃树皮草根，拉不出屎，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爹见状，与娘商量，给他们家一升米熬稀饭吃，孩子却奇迹般地好了，这家人至今还对我家充满感激，只要我家干啥活，一家人主动来帮忙，那孩子他爹至今还说：“要永远感谢向家，特别是三公！他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啊！”
打针吃药的日子，爹娘为我开小灶，所谓小灶就是用茶罐给我煨米饭和炖蛋。炖蛋用点猪油与鸡蛋调匀放锅里蒸熟。姐姐和弟弟们很郁闷，见我吃好的，常常不满：“还是生病好，顿顿吃鸡蛋！”
秋香孃给爹说过几次：“结核病除吃药打针治疗之外，营养还要跟上！”当年农村，没有特别营养的食品，最好营养便是每天吃一个鸡蛋。
爹还听别人说，水急病人要常到树下呼吸新鲜空气才有益于治疗。每天天粉粉亮，爹就叫我起床，到院子里的橙子树下做深呼吸。有时我实在不想起床，爹就帮我抱起衣服，带我到橙子树下做深呼吸。
“经常呼吸新鲜空气，你的病才好得快！”
“知道啦！”早些康复，与同伴们上山砍柴、放牛，去黑獭赶场，还可以去沿河张伯伯家玩。一个生病的孩子总有自己的梦想。
六
吃肉成为我在那年月的日思梦想。我做梦都想吃的刀板肉。只有过年或过端午时才有的口福。刀板肉即是腊肉煮熟放在刀板上切成小块，手拿着吃。现在想来，别有一番风味，甚至还有一些流口水。过年或端午，我和姐弟们守在灶后刀板前，盯着娘切着刚从锅里捞出散发出香味的腊肉。每每这时，娘会我们每人一小块，吃得我们发馋，仍看着不想离开，要是什么时候天天有刀板肉吃多好。爹见我们几个孩子如猫盯着肉的神情，便对娘说：“啥时候也是吃，平常吃与过年有啥两样？娃崽们想吃就让他们吃够吧！免得他们盯着！树子砍了免得老瓦（乌鸦）叫！”听到爹发话，娘恨了我们几眼，给我们每人又拿了几块：“慢慢吃，酒吃香甜肉吃味！吃快了就吃不出肉味哦！”听到娘的话，我们便拿着几块发着微热的腊肉，慢条斯理咀嚼着，像在品尝什么人间美味。
农业社时期，肉相对一般人家而言很珍贵。除非家里有人在公社食品站杀猪。一般家庭杀不起猪，即使杀了一头猪，其中一半要交给公社食品站。为什么自己喂的猪还要交给食品站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肉是国家统购统销食品。逢年过节，人们才能供应每人半斤肉。食品站杀猪的员工很牛气，地位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之上。党委书记还时常巴结食品站站长。公社还出现 “中共万木食品站”的笑话，一个食品站杀猪的站长，在黑獭堡场上贴出 “中共万木公社食品站”的通告，严禁私宰毛猪，成为家乡很久笑话。大队一个周姓社员的娘生病想吃肉，晚上悄悄将家里一只半大猪杀了，不知是被谁告到公社……被武装民兵押着被挂上私宰毛猪木牌子，在黑獭堡场上敲锣游街。爹那天正好去赶场，他就跑到公社党委找田书记说情，解释周某宰杀毛猪事出有因，老人病了想吃肉，在大队开证明到食品站，食品站没有卖肉给他，他才出此下策。爹求情，党委书记才动了恻隐之心，释放周某回家。
爹是一个良心人，心头时常想着当地群众。若不是爹出面给周某说情，周某有可能被扣上破坏分子的帽子，或许要送去劳改。
吃肉，吃肉，吃肉……家里杀一头年猪，除了交食品站外，也就剩三五十斤肉。熬油，亲戚往来，还要招待客人。爹娘都是大队干部，常有公社干部到我家，也需要接待，娘恨不得把一块肉分成三块吃。：“千斤肉不下刀！”娘常说。意思就是说肉再多，只要分了也不经吃。
经过一年半打针吃药。爹带我到贵州沿河县人民医院复查，复查结果是完全盖化，“水急病”彻底治愈。差不多压在爹心头一年多的石头终于落地。我在治病的过程增强了免疫力，我从此就再也没生过啥大病。
儿女是爹娘的冤家，花的是爹娘钱财！
父母身上好安钱，儿女身上好安钱！这是爹的一句口头禅。
好在当年我生病的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头母猪可卖，若是农村一般家庭，后果可想而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一般人家生活过得巴紧，一旦家人生病，便是雪上加霜。我家没落下任何债账，还“丰衣足食”。这与爹娘的精打细算有关。现在，一谈起我童年时代生病，我还有些庆幸！
一九七三年春天，公社发展五小企业。爹被抽到公社五小企业莹石矿厂当支部书记。
我爹到何家沟厂里食堂吃过几回饭，都是民工打牙祭的日子。白菜里和煮着白色肉片，飘着诱人味蕾的香味。我多央求爹带我去莹石厂玩，目的就是想吃厂里的伙食。在物质匮乏而饥饿的年代，肉是对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我也非常想爹从莹石厂回家，当时不止我而且还有姐姐与弟弟们都和我有同样想法。我们常常算着爹回家的日子，他回家，会用一个洋瓷缸给我们带回几片肥肉，吃得我们满嘴流油。
当年乡下不通公路，运输条件恶劣，莹石矿只有人工背挑。从何家沟与三角庄到黑獭场的乌江码头，来回三十多里山路，一般人一天来回背两趟。每百斤一块五毛钱，劳动力强的人一天最多挣三元钱，一般人两元左右。人们生活差，不少人还是皮包骨头，空余时间为家里挣一点油盐钱补贴家用，也有一些人搞副业背矿，为生产队挣钱评公分。
娘带着我与生产队社员一道去背过莹石。我背了十斤，得一毛五分钱。我去赶场，娘说：“赶场可以，但是少午（午饭）钱自己挣！”她就拉着我和社员一道去何家沟背莹石。我提一个小篮子，装几块莹石。莹石很重，在厂里不过秤，到码头再过秤。过秤得十斤零二两，我还被娘破例表扬一回。
生产队开会前斗争地主是一个日常的仪式。队里有一个地主，是我们本家，与爹同辈分，我们叫他歪二爷。真正的地主应该是他爹，他爹一去世，他就成为大队的斗争对象。生产队开会，议程第一项就是斗地主，生产队长高呼：“把恶霸地主向某某拉上台来——”让广大贫下中农诉苦。有时，还要喊一些“打到地主分子向某某！”贫下中农们总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边斗边笑，好像在玩什么开心的游戏。
生产队开会等斗争完地主，才进入开会的议程。
见大人们斗地主，我也组织一些小伙伴学大人斗地主，斗争歪二爷家的碧娥妹妹，把她吓得大声豪哭，她跑去找我娘告状。因她三妹碧鲜（与我姐同名）悄悄喊我爹娘干爹干妈。我常被爹骂得狗血喷头，被爹打了一耳光：“碧饿妹妹咋是地主？她是地主子女，是教育的对象！地主也只是她公！以后再吓她我打死你狗日的！”打得我莫名其妙，爹是不是包庇地主？
我着（被）爹打，一肚子怨气又报复碧娥妹妹。我又纠集生产队的几个同班同学，用旧报纸写几幅歪歪斜斜的“打倒恶霸地主向某某！”“向某的女儿破坏社会主义！”的标语贴在生产队仓库板壁上……一些社员见后告诉我爹，我被爹叫回家里跪下，要我承认错，我始终没认错。爹狠狠教训我一顿：“狗日的以后你再这样使坏，看老子打不打死你！”
“娃儿家不知不识，不要打他！”还是歪二伯娘到我家给我解了围。
作者简介：
向笔群，土家族，重庆酉阳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文艺报》《民族文学》《天津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1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其中长篇小说《县治》获“长江杯”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冠军，长篇纪实散文《爹》获第三届网络文学奖散文奖，诗歌《黄河谣》获第二届黄河金岸诗歌奖。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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