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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古诗文本放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写作实践水平的人面前，它会否起着那种各执一词、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蕾特的效果呢？可能有，但这种效果如今估计不会太大。它在漫长的岁月和一茬茬眼光审视后，渐成经典或类似标本的东西了，甚至也可说它成了模式——这对阅读与理解显然很具影响力。于此就会滋生另个问题，古诗的语言与形式可谓类型化表达，但情感的表达如何能归于模式化？事实却是，古诗有时常会被归类地“拿来”，并作为情感的证据，爱怨忧喜，离愁别恨，古今大同？如果这种算是“限制”，因何更多的人们又一向都不置可否？
✪记得曾有评论者（在批评新诗的不成功时）说过，“每当遭遇最引发人们强烈情感的时刻或地点，每当人们最想和最需要抒发和发泄其思想情绪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古典诗歌，很少有新诗。因为，恰恰是古典诗歌最能表达人们的那种永恒的深远的情感”。这话当然没错，不过却是针对大众的、且这些大众还必须是有诗情画意之心和附庸风雅之习、和受过一定古典诗歌教育（通常是教科书或类似教辅材料）的特定群体。这个论调本身没有问题，但其受者其实并不能包括相对专业性的新诗写作者。以此批评新诗的不成功，显然还不够准确有力。古诗新诗确实不能以此论高低，它们，难以分割它们是亲戚关系，却又不是平衡而是动态的，如此看，其实还是有高低之分。
✪古诗对于新诗的营养作用，是基础，是地基、垫底。地基对于一个建筑的作用一般是指承重、受力和平稳。接下的事，似乎就与地基关系不大了——那么将古诗文本喻为地基或许也不确。其实，我更以为古诗的价值之一是“备用”，随时准备着等着当下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关于语言的秘密与乐趣、情感的珍贵丰富与多维，以及对美的体验与认知，则是更深的层次。
✪但这一串本来是自然流水线式的运动，被新诗的出现打断、分流甚至也搅混和革命了。新诗也因此被迫功过一起承担。数年前，北大教师季羡林曾对百年新诗有总体的失望及指责，其实作为所谓“国学家”的他，是生长于、活于——与现时语言、现当代诗歌有距离的另个语言系统里的，那套语言系统当然也固定了他的审美与价值观。类似的情况其实比比皆是，诸多现在写作古诗的诗人，如果大都不那么接受、或说不懂或不想了解和理解新诗，这是不是可以比喻为，自己不穿不喜欢牛仔裤，就觉得这裤不好呢？反这亦然。所以古诗新诗相互的理解融解，是个曲折起伏和不短的过程。
✪几乎约定俗成的是，“传统”在文化文学界面是褒远大于贬的，事物与“传统”一沾边似乎都是好东西，其实真不尽然。现代旅游业的景色打造的相当部分似乎也是如此，古都古城古镇古寨古村落，迎合了部分国人文化潜意识。当然也理解事物大会有遗传与连续性。我们这个国度好像有着深厚的怀旧习惯，如果真是这样或一直这样，难道说360行，每一行道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一首诗出现，意味着一种或多种或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语言观之呈现，今不如昔吗。古为今用，用什么，怎么用。历史悠久的乐器，如果演奏后来的万象更新，不也挺好吗。
✪现在写作新诗的作者对古诗是接受的，不能说全盘照搬或不说完全“懂”但至少是能领会和乐于领会，他们更愿取其精华；其实如今新诗写作者对古诗的意境挪袭、甚至是字词捞挖、拼贴的情况已很常见。即便如此，总体看，写作新诗的作者一般不会转身去专门写作古诗。原因简单：古诗写作有一套像“语言制度”那般的“规定”，它有门槛限制；它不时兴；更重要的是，白话既然冲破古文的“枷锁”或不耐烦于“繁文缛节”，从精神界面说，就是内在的东西通过形式的变化与开拓获得了相当的解放。今天的诗歌持续出现散文化、散文诗化或自觉加重了叙述因素，其实也是“解放”的延续。
✪解放，在泥沙俱下的同时，也意味着梳理与重建。这问题现在算不算一个问题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一首古诗，能不能领会？是不是一般性地领会就够了？如果阅读的难度明显了，确实是值得警惕的，比如当生僻字词成群结队出现，典故成了一个个哑谜时。但这时和这样的写作与阅读，应该是个人兴趣了，无可厚非吧也不必强求。
✪也许古诗界大都不会认为继续传统这事与新诗无关，而“书同文”，我们都共同使用着流行了几千年的的同一种“语文”；二者的相互影响会有度与量的差别，但相互影响是肯定的。有时，觉得新诗似水，古诗如山，动静相宜。如果沿着这非科学的比方，那么，山不转水转，流动的、动态的、动感的水，自由体，从经历到经验，它更多“融”的功能，融通、融解、融化、融洽；诸如此类。而这正是生命力也是生长点的可能。
✪当一个人称为“国学家”，表明其对传统文化的涉猎用心程度，但国学就只意味着从前的经史及诗书画之类的文化，国学难道就不包括后来的晚期的甚至是包括新诗的“新文化”？国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但是不是也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化的守成的意思？古“诗”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或核心，说传统文化说中国古文化，基本就是指广义的诗文化，它数千年来对一个国度的影响和自我影响现在看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看，它仍然是营养的，它对于新诗的作用，虽然仍在持续的认识和研究中，而可以肯定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营养，应因人而异。
✪“语言”和“情感”是营养中的主要部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体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辅相成，如果细分，一百年的新诗不也可以分为多代吗，每一“代”都或多或少地表示了特定“时代”及基础之上的“语言”和“情感”的变化。由于汉语言的包容与连续性，古“诗”对于今“诗”，这种延续不断的营养情况已成共识。相互间的实际上发生了的隔阂，其实是今古情感所处环境差别，以及部分词汇的生命力、以及词义的变化方面。
✪应该说，还有对语言的态度方面，看起来，古诗对于诗对于语言的态度似乎更为崇敬和礼貌，诗及语言几乎是种综合的权威化象征（精神层次、文化水平、才华与身份表现、社会地位），总的看，语言在当代诗写里实用性意义更大些。今人有对语言有怪癖般的兴趣者，有结合西方知识对语言的重新定义者，有将其作为情感的工具者，不一而足。或许今天及以后的诗歌这种倾向会更明显：语言的探索降为次要，情感的尽可能的多样多维表达要求已跃升首位？
✪情感的多要求高要求，其实证明了新时期里“人”的自在与可能的解放。而在语言的组合与建筑形式区别之外，古诗表现的情感与今日有何不同呢？这是肯定的事，却也不知是否阅读与评论者真正注意到的事。宗法、伦理道德、经济文化、身心经历、精神神野等诸多历史条件下的古人，他们的情感似乎早已被后来的人们通过他们的语言表达（诗）归类和熟悉？
✪那么，古诗如果要给新诗新的任务，应不是为了语言与情感方面的趋同，应正好相反：找出尚未归类的、或将自以为熟悉的以陌生化方式整合、或在新的语言生态下重审和表现“人”的身心在时光中的流变……？正如，美在于美中不足。在人之常情之外，古诗给今诗的任务仿佛双层的，明里是娱乐情况的体现，暗里是哲学意义。但这一问题如今显然太过复杂和混乱了，今诗的哲学味蕾一直在“冲突”中，并消长于后起的知识分子那类自以为是的西化品与本土化的儒道释结晶之间。这种冲突显然又是必要的。
✪现在看李商隐的《花下醉》（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及苏轼的《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如果只是内容解释，大概离不了基本的情感诠释与情趣归类，而按今日视角，它们显然从任一角度与概念都可以有文章可做：游记性、场景化，意象的选择、娱乐精神，以及两者的行文性格与诗意比较等等；甚至，通俗诗歌界还可以理解为一次夜店经历。
✪再看，还涉及了“化用”概念。即以此两诗来看，它如被当代诗挪用，估计有几个词会被遗弃：“沉眠、崇光、香雾”和“烧”。其实吧，新诗中如果继续出现这些词也会给人过于文雅或文绉绉的：寻芳、倚树、红烛、袅袅、空蒙、红妆——尤其是，当运用这些词时，它起到的效果几乎是与古诗类似的！这确实表明古诗（语言）的营养是因人而异，并非全盘可取。
✪更表明诗歌写作其实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广义的持续而被动的“翻译”？同时又是一种主动的努力的“翻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种“翻译”是再靠近再测量再理解，是在“地基”上的累积、借鉴、转化、融合，创新。对于外国诗歌文本也是如此。
✪除了有外语能力的专门人士外，人们今天读到的西方诗歌及文学作品是译作，早期的翻译者受东方古典文学的影响使译作太过传统和古诗味，后来的校正或完善，则又直接催生了新一代有译诗风味的诗人群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之常情，今古大同，特别是感性化的方面；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半仁半智者兼乐人事。“翻译”本身无过错，好坏在于当事人的“度”，他如何在共享的共性的方面，寻找异质与差异并有效表达之。
✪那么，当一个古诗放在面前，要警惕不由自主的趋同倾向。有些今人习古诗、或写作有古诗味道的当代诗，结果似为了达到古诗那种层次与境界，这种“翻译”的行为虽可理解，但不值得肯定；或至少不应提倡。因为易虚假伪造，正如人在当代物质与城市环境里活的悠哉我哉，一提笔，就是乡下、山间，装腔作势。
✪上海文学报曾发《新诗评论，怎的都不谈格律》文章，作者谴责罢建议：诗论者当有诗体建设的自觉，有必要从诗的格律上来衡量新诗的优劣，有责任来规范新诗的走向，引导新诗建立新诗的新格律——建议之一算是说得过去的套话，其他“二有一引”则不实际了，新诗才从古诗中的种种梏制中有所解放，难道又要回转去不成？上世纪20年代吴宓先生也从格律角度对白话诗有过偏见，先贤之论并非都可取——试试，格式、音律、字数、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的规定要真实行起来，对于当代诗歌与诗人的限制与阻碍，不堪设想。 回头望望，大街小巷，统一着装，像某个年代，牛仔裤没了，这情景好吗。
✪但是，在对今人之古诗旧体诗的比赛评判里，格律却几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尺度，对此暂且不论。所谓新诗不谈格律，其实不是不谈，要看怎么谈，亦可认为新诗的新，正好就在格律方面的适度处理。其实新诗也是有讲究的，修辞或许就像肉眼看不见的暗线或血液贯穿整个文本，而当我们谈到一首当代诗的语感、语气、分行、节奏之类，也涉及到了所谓格律这个方面。如今，古诗与新诗在相当程度上已像铁道之双轨，平等和平行，方向目标一致。前者的作用是参照系，但并非非要不可的标准。
✪以及联想（也包括想像力的锻炼）：它出现，可以指出、包括和延伸很多很多。如这时，从李商隐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想到它的对照性对句子：“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再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的、我们的很多诗，我们的新诗写作很大程度上、表面上是反复以这些古句作参照、并对进行反复的“翻译”的，人之常情，今古大同，但这只是基础，地基、垫底，是参照。
✪而参照，应着重指参考对照比较而非——求同的仿照。当同一个古诗文本放在诗人面前，和放在非诗人的读者面前应该是不同的，其对诗人——包括古诗写作者与新诗写作者的作用，更该是为了：提醒其对语言和情感的最大限度的考虑和更多可能的选择；葫芦是葫芦，你要画要做的不是葫芦而是另一种瓢。
作者简介：
✪赵卫峰，七零后，白族，诗人，诗评家。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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