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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对于诗歌是一种秤
难度其实就是指高标准。这恰好是个一言难尽的事情，也使连带的问题层出不穷，难以定论。但这又是需要相对定论的事情——优良中差，所谓每个诗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关于诗歌难度及标准重建的事情，世纪之交以来是一直有被关注，比如“最佳诗歌选本、好诗歌、好诗榜、佳作品读、排行榜”屡见不鲜，其实也无可厚非。诗歌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比对的流程。对当代诗歌经典的再期待式命名，层出的诗歌奖，各种年度及专题选本的出现，各种主张及流派创建和自主媒介创办等，都可以视为具体的实践表现：来自写编读评等多方面的审美判断是动态的螺旋式行进。
效果显然不尽人意。诗歌的标准的有趣也正在于此。标准不是标杆，后者人人可造，时常乱套或误会。于此，进入网络时空以来，各种目的、动机和诉求层次的评判与选择，让诗歌容易陷于表面的热闹，也难免蒙尘变态。仿佛，诗歌文化总是被动无序地、平面随意庸碌地呈现——懵懂地，沦为网络传播环境里“标题”式的消息信息。
近二十年，可谓中国的“浅诗歌时代”。如果去除诗人自身因素，大面积出现“浅诗歌时代”的重要动力来自传播。传播是个一言难尽的东西。诗歌文化需要普及、传送和被接受，这几乎是每个写作者都希望和乐意的，可若真是家喻户晓老少皆宜，那又将是天方夜谭并降低了诗歌的意义。
浅诗歌并不专指某一诗歌流派或类型，每种类型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无难度低水平诗作；有时这难免会出现躺着也中枪的情况，比如所谓“口语诗”，或说“通俗性日常审美写作”，它的优良部分肯定是难度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太多劣品确实又会败坏它的名称，被称为口水诗。虽然浅诗歌大多指没难度，但“难度之诗”绝非指生硬、难懂、晦涩，这只是装腔作势、装鬼吓人。而是指相对巧妙的艺术性的厚积薄发或浅入浅出之作。
如果诗人群体是一种不断同化着又特色而独立着的少数民族，诗歌或许该是少数人内心中的传统民俗，它又随时需要变更，深度必然，难度必须。筷子用于餐，不难，绝大多数人都会，把筷子当成道具玩出花样，就会难，就是“艺术”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也指它只能是与相对的少数人有关。
◎诗歌写作的标准其实只能自定
或说标准的有无，意味着自觉与自律性的有无。后来至今，多媒体立体交叉互动使诗歌得到相当程度的注意和知晓，如果只是维持现状迎合群众，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在这过程中，会逐渐看到很吊诡的现象：相对完好的诗、平淡之诗与劣作自动分离，各行其道，同时又可以同台共在，著名知名有名或走红当红爆红蹿红的“诗人”此伏彼起，好诗人坏诗人烂诗人假诗人脏诗人伪诗人和自以为是诗人的人不时在手机美颜里“同框”，在同个刊物里“勾肩”。这是标准降低了吗？或者也不完全是，那是什么呢。
诗歌在今天成为了大众化娱乐化拼盘上的一碟小菜。在书斋型诗人看来要批判的，他们常以为这是一种堕落。其实，诗歌本身就是有娱乐性的。讲到迎合，我觉得更大的麻烦不是迎合大众，而是在媒介的引诱强抱和配合下，诗人自己对自己的犹自不知的迎合。迎合反映在写作上，就相当于标准的变化：有可能是主动的校正，更多是被动的。也许，诗人们并不想这样，但现在的诗歌传播环境，难免会让诗歌的有价有效部分在紊乱的新媒体环境的合力围堵下，“同框”“勾肩”，被遮蔽和消解。
那么，诗歌与诗人讲难度，其实也是讲标准的自我设定。显而易见，难度的降低与消失，使诗歌中的不少带着钻营色泽，比如“发表体”写作、参赛体写作。一本本美颜外观不错的诗书仍然暗泌墨香，文本相互间的距离并不明显，并在内部首先就容易失去某种公信度。
而在外部，泥沙俱下的众多诗歌文本在大传播时空里密集飞舞，保持着足够的成活率，当然也是需要的，毕竟群众仍然需要，他们的要求不必高，诗人们也有种种练习需要。最好的情况，仍然是：即使可以理解一般作者、读者的写读更多地——是从业余消遣、实用需要、甚至是偶尔的精神消费角度出发的，但，这并非诗歌写作低要求、速写速成的理由。
凡事就怕认真。总会有人会逐步在阅读与写作中提升自律与自觉性。否则他她也会自行退场和离开。诗歌队伍从来都是加法减法同步的。
◎传播对诗歌难度而言忧大于喜
远远看，传播中诗歌显出的热闹与虚荣，无异于是一场以媒体为推动力的新时期的社区式民歌运动。这新一轮俗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传媒进行的，商业因素的参与干预作用也就明显，几乎新世纪以来所有的诗歌奖都与此有染，这是近三十年来的一种中国特色。在这复杂的过程里，诗歌本身也常被有时尚光华的活动及事件掩饰或转移。大量的低水平诗歌涌现在各传播界面，也影响有效文本的传达，并给受者关于“标准”的寻找增添了阻碍。
诗歌当然可以成为商品，正如常被一边倒地宣传得高大的书籍也是一种商品。当诗歌的目的，是成为商品，难度就更不用讲了；它必然身不由己，滋生出虚假与迎合，商业价值与流行文化附加值必定驱逐真情与实感，艺术性靠边。这时，假大空自然会取代真善美，诗人就会成为码字或语言分行工人。
诗歌质量的落后、诗歌难度的低落，与诗歌传播的茁壮程度日益相关。成百上千逾万的公开和民办报刊，以及网络链条里的文学与诗歌网站，博客与微博，QQ与微信，美篇、抖音，貌似繁荣昌盛，每一家都仿佛自成标准。今天，每个与诗相关的人只要有一定条件、一定阅读写作能力与闲情逸致，都可以出版诗集编辑选本和创制民刊，每个书刊都可以自我命名，每个自媒体或自主出版物都可以把名称把活动弄得夸张，都可以自成标准。从应该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视为无可厚非的诗歌文化普及或诗歌教育。
——但细观之，又容易造成这样的景象：我们所见的诗都像是诗，我像你，你像他，他像谁？虽然网络作为工具本身是无辜的，但网络作为诗歌媒介，其带来的附加便利也含有仿制、挪用和抄袭，以及附势趋利的实用主义——这是所谓诗人拒绝难度的直接结果。这已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腐败。
自网络铺开之始，几乎就意味着诗歌全面进入一个不可测控的通俗时代、普及时代或“浅诗歌时代”，如今，岁月静好，通俗与普及的情况已然实现，传播媒介数量不断翻翻，每年诗作数量据称“以千万计”，而这大面积和高产出状态，保证了抒情与娱乐，难说保证了创作质量。
虽然体制刊物亦有欠缺，但它们预设的门槛至少保障着承载内容的基本标准。网络关于诗歌的良好作用之外，不良影响的却往往是失度的，它与此伏彼起的民刊、自媒体等作为写作、发表与阅读和反馈的终端，其敞门入场的开放宽容特性，使它们容易降低放低写作难度和阅读门槛，诗歌文化表现力与审美判断更易混乱溃散，感官代表感觉，感觉压倒知识，传统与活动牵引诗歌的鼻子，抄袭、仿写情况变本加厉。
◎当写作难度消失
难度是个变量，它其实不仅常居于极少数具有相当专业实践和品鉴能力的诗人、读者、爱好者那里。它体现理性评判的愿望，考验着写和读、编和评的素质。它往往尴尬，好说不好做，面对占绝大多数数量的一般读者与作者，谈难度找难度通常是个不讨好的事。
也就是说，坚持诗歌难度意识和实践，终是少数人的事。自己的事。也是孤独的事。不知所终的事。回到提高诗歌写作难度的问题上来，或者，可以这样粗略地检测什么是难度欠缺的诗歌：
第一，先不妨这样想，你是在写诗？你写的诗很像诗？你用诗来寻找的表现的，如果就是其他艺术方式早已找到、或更方便找到、更有效的，那你的诗歌表达在庞然复杂的精神生活局面里就只能充数，就不得不靠边。
今天的太多诗歌成了欠缺相当艺术感受的同主题新闻化纪录、文字化影视摄影，慵懒的写作者用散文、小说的思维，将文字进行单向的、简单的分行处理，如果加以感慨和情绪色泽，则又成了散文诗？！所谓这样的文本，除非是所谓“跨界”的诗歌高手来处理，否则，以“真实”来反映“现实”，“忠实”地记录“现实”，少有独立创造和自主建设。虽然它的出现是那么合情合理，那么休闲地体现当下无聊而又幸福感的身心对息息相关的发生的敏感好奇以及表达欲。
——这个检测比较简单，直接以“形式”或外观为判断标准。
第二是看诗歌文本提供的观念理解，以及思想认识的更新度、发掘能力。一首诗如果稳妥地表达了共识的文化观念及道德感之类，勉强及格。比方说，亲情感恩，地球人都知道，家畜也身体力行；另如，道德直白标榜，这本就是一个正常人所应该具备的地基般的本能情感，一个人连基本的伦理感是非观都没有他还写什么呢。所以在这类共识性知识常识基础上，有效地表达了被遮蔽的荒诞与陌生，且有适当冒犯，则值得称赞。
但这第二通常也是说起容易做起难的。放眼望去，太多所谓诗歌在文化表现上显得姿态稳妥、守成持重甚至于从众跟风。忠于公共观念和普遍价值而不越界的诗歌，写得再用心也只像体育运动，只起自我健身和娱乐作用——这当然也不用苛责，但诗歌不是广场舞不是在体育馆圈地画线，一声枪响后结果就出来了。持有难度意识的诗人，他是精神在野的，也是知难而进的，他更知道，思想观念、语言技艺和形式建设的完善，本身就是没有固定边界的。
第三是诗人自身建设方面。虽然今天的读者与写作者文化层次、阅读理解与写作起点都较高了，但就“难度”而言，则是随时随地动态的自我要求。特别是对于普通诗歌大众之外的自觉的写作者来说。
十年前我曾在一个文章中曾认为“难度的消失”是“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之一。今看它仍然是重要问题。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其实和诗歌无关实际上和诗人有关。
真正被时间留下的诗歌多半是“难度”的产物，其实，不只是诗歌，经典小说、散文也是。真正被时间留下的诗人，多半也是。而回到诗歌上来，不难肯定的是：当写作难度消失，必定有什么从写作者体内或梦中先行消失了。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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