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需要追问或质疑这个表述及其观点，“我们写不好亲情诗？”或者这个陈述句换成疑问句，“我们真得写不好亲情诗吗？”那么，它是一个必然性的结论，还是一种或然性的推论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从头至尾地反思这个假设命题。
首先，我们须从“亲情诗”的界定来审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亲情”？所谓的“亲情”，即基于血缘或婚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包括以家庭为核心的父亲、母亲、妻儿、兄弟姐妹以及同族、姻亲等血缘网络。它是人类社会组织中最为基础的情感关系，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根基之一。具有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的一个关键的关系纽结，且被人类社会赋予各种复杂的功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化的一个过程。明确什么是“亲情”之后，再来看什么是“亲情诗”，即以诗的形式表达这类情感关系的作品。
其次，我们再回溯到人类诗歌史中去反观这一命题。那么，在人类诗歌史上，这一类的诗歌少吗？或者写得不好吗？仅以中国诗歌为例，如从先秦诗歌之首的《诗经》，包括《诗经·邶风》《诗经·小雅》等里的亲情诗，到魏晋之际曹植的《七步诗》到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再到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清纳兰性德为亡妻卢氏所写的悼亡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海子的《亚洲铜》、吕德安的《父亲和我》、张楚的《姐姐》、翟有明的《母亲》、沈浩波的《蝴蝶》等等，或者也包括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这些都是诗歌史上的名篇。那么，我们得出如此结论（“我们写不好亲情诗？）的依据又是什么？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里，我估计每一个写诗的人大概都写过“亲情诗”吧！它既是我们的根脉所在，又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成长经历与人生体验的重要场域，甚至左右了我们的人生，培植了我们的个性。如此深切而浓稠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成长记忆。诗歌，作为对生命记忆的诗性书写，亲情，是一个绕不开的磁场。但也不可否认，当会不会写诗或写好写不好诗的人，都在用分行的文字表达亲情时，它就有可能导致“亲情诗”的泛滥，尤其是以感恩、苦难、怀念为统一的情感诉求时，“亲情诗”的同质化现象也就凸现出来的。在这里，因为与亲人的日常化生活的共情体验，能否拉开距离审视它、反思它、诗化它，且有许多不易言说的伤与痛，包括隐私等，这确实构成一种考验。又或者以否定的、暴露的、批判的姿态写作，又似乎存在一些不便利的、不道德的或者被禁止的，且亲情因局限于伦理的诉求，而很难被深受孝亲文化浸淫的诗人有勇气去剖析、透射“亲情中的不适”！如果再深一层，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被亲情所宠爱还是被亲情所伤害，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美化亲情的本能冲动，却极度缺乏对这种“美化本能”的剖析与反思，从而规避“亲情中的恶”。如此之故，就更难有诗人跳出感恩、苦难、怀念的情感模式，勇于透过亲情透射人性的复杂性。这或许就是“亲情诗”多且泛滥但又很难写好的部分原因吧。
其三，结合以上的例证，我们再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书写”。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一个以血缘-地缘而建立起庞大社会组织的传统国度。对血缘关系的注重，对地缘关系的倚重，对乡土人情的依恋，在整个社会制度、礼俗及文化形态中，是极为显著的。那么，它真得缺少“亲情诗”或“写不好亲情诗”？例如《诗经》里的《邶风·燕燕》等大量的“亲情诗”，还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等。尤其是在人类文学母题上，“母神崇拜”就是一个恒久的母题。而父-子、君-臣、家-国的制度文化与效忠理念，也是浸淫在每个华夏子孙的骨子里，在忠君爱国的思想下，陆游的《示儿》里无疑既有君臣又有父子，更是家-国一体的呈现。当然，陆游与唐婉之间的婚恋诗，尤其是那首《钗头凤》；李清照思念赵明诚的那首《声声慢》，都是男女之间夫妻情义的千古名唱，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怨妇诗、悼亡诗、思乡诗等。当然，在一个将血亲伦理不断拓展、蔓延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国家，它似乎弱化了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等亲情关系的简单的、直接的表意性，实则是因为父-子伦理、君-臣关系、家-国情怀而将亲情表意进行转换、升级、扩展或者泛化。中国传统的孝亲文化，表层结构是基于血亲伦理的实践，深层结构却是权力政治的诉求，是等级秩序与家-国政治延伸至以“家庭”为单位的末梢神经系统。当然，就我们所能读到的历代“亲情诗”而言，它无疑存在一个被不断筛选、过滤、赋值的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革，加之各类因素的考量，使得我们所能读到的“亲情诗”都或多或少具有了一定的“述史”功能，这个过程是否会过滤掉那些“简单的”“直接的”抒写亲情而无宏大意义的作品呢？
与此同时，我们又会看到中国血亲传统的另一个面相，这就是由“血亲伦理”这个人际关系的核心轴所泛化、蔓延，进而固化了父-子/君-臣/家-国的等级权力关系及管理制度。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说到，“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认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与此同时，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组织力，甚至将社会各类关系也血亲化，导致血亲关系内部纠葛了诸多复杂的利益诉求。具体来说，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有等级差别的血亲伦理，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体制，这又使得血缘亲情成为封建王朝中政治斗争的殉葬品，曹植的《七步诗》就是如此。在这里，封建王朝血亲伦理铸就的是血缘亲族的内部血拼，并成为封建王朝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弥漫于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历史之中。
最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亲文化”，我们再来审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弑亲文化”。就西方文化而言，自古希腊神话到悲剧艺术的繁荣，“弑亲现象”极为常见。究其原因：海洋文化的流动性与个体自我意识的萌生，加之法的观念与法律体系的成熟，有助于清理血亲关系在人际利益关系上的模糊性，促生了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诞生。例如，柏拉图《理想国》里有城邦秩序、民众的教育、角色分工、城邦正义等等，却没有局限于血缘亲情的“家”及其家族意识。他所要成就的，就是城邦体制中的市民职责与社会伦理。自此之后的种种变革，在西方文化中，个体、自我、主体性，是一切文化活动的主旨，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法律、哲学与政治。基于此的文化形态，在西方诗歌史上，男女两性之爱与两性之战是交织、叠合在一起的，它是西方两性文化的衍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弑父现象”“父子矛盾”“代际冲突”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文化脉络，其内在的复杂性，非简单的某一视角所能涵盖。
例如：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再到《群蝇》，演绎在血亲内部或家族内部的复仇与厮杀，其指向都是超溢于血亲之外的，或者是城邦正义，或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或者是民众的自由与解放，但唯独不是维护血亲秩序的稳固性。此后，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哈贝马斯等等西方学者，一个个不断地走向了“弑父”的文化反叛之路。例如，从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们对私有制的分析与批判，无形中具有一种拆解血缘亲属及家庭观念的“弑父”效应。尤其是在针对血缘亲属的家庭观念的文化批判中，以血缘亲属关系建立的家庭形式被认为是“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如此再来反观《增广贤文》中所说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现象，不知这是动物的人性化还是人的动物性，又或许是人类较初级的情感状态吧？正如恩格斯认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或许马、恩的言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亲情是否是人类野蛮状态（蒙昧状态）的牵绊？它是否是一种封闭的、保守的、自私的情感关系。例如，在中国传统血亲伦理的禁锢下，亲情使子辈在父辈面前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弑父杀亲；亲情使男女之爱只能局限于姑舅兄妹，贾宝玉只能在宝、黛之间选择，却绝对不能爱上侄媳妇秦可卿；亲情使中国的家族式企业模式只能约束经济实体的发展（如《金翼》）；亲情使中国传统政治沦为家族间的联盟或内讧……尽管孟子也曾劝诫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惜，他说的是君主的仁政，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与博爱。
所以，人类诗歌史中关于亲情的抒写，很有可能存在一些复杂的转化、升级、扩展或泛化，这才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
《一体》 伊丽莎白·吉宁斯 分开躺着，两人各在一张床上。 他拿着一本，灯开到很晚， 她像一个女孩想着童年， 所有人都在别的地方——仿佛他们在等待 什么新的事情：他拿着的书没读， 她的眼睛盯着头上的影子。 浮起，像失事船只的残骸，自一种往昔的激情， 他们躺着，该有多凉。他们很少接触， 即便接触也不过像忏悔 自己情感太少——或者太多。 贞节直视她们，那目的地 他们一生都是一种准备。 奇异地分开，却又奇异地结合 沉默在他们之间像一条线，系持 而又不卷起。时间本身就是一根羽毛 触摸他们，轻轻。他们是否知道他们老了， 这两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 从他们的火焰中我出来，还未冷？
——新旻译，《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中》
——作者在“贵阳诗歌沙龙”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
刘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贵州省美学学会会员，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壹项、教育部社科基金壹项，参与各级别社科基金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壹部，参编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近几年以来的教学工作，主要围绕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方法予以实践性分析研究；目前的学术兴趣点，集中于“城市与人”的多维度思考。此外，在教学与科研之余热衷于文学创作，部分作品发表于高校校报、地方日报及某些诗刊。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