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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在历经了百年的岁月沉淀中，日益成为联结着乡间文化、礼俗的文学性的符号乃至探讨质朴的中国人人性的一项独特的价值产物，而作为乡土小说的宣传者——乡土小说作家群，他们本身所自带的乡土经历，不同的对于乡间的文化、人性和礼教的思考，共同铸就了笔下富于探疑精神的文学作品，贵州籍作家蹇先艾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留名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便是由一个“乡下人”的视角，去解剖故乡贵州的乡间文化，其短篇小说《水葬》用独特的内容、精妙的结构布局、简朴的语言、方言化的色彩和细腻的环境描写展示出了贵州的乡土风貌与人情冷暖，尤其是充满了批判意识，在这种批判思维之下，蹇先艾笔下的“贵州世界”带给我们的正是灵与肉、生与死的深度思考，从不同方面去分析《水葬》的批判主题，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其价值意义。
一、《水葬》中的批判对象《水葬》中首要的批判表现于外在要素，即风俗礼教的批判，这是蹇先艾想要突出的一个基本点，所以在小说全篇都在围绕骆毛被“水葬”这一目的以及其发展过程来描写，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村里人将骆毛私自处以“水葬”本就是不合法的，虽然是因为他在村中偷了人，然而在村中，仍是处以私刑的方式，而不是以“裁判”的方式来刑罚，这是一种批判方式，指明批判的对象在于礼教。他们的处理方式变为私有，也就是小说的题目：水葬。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早已是古老了的，也说明了地域的落后性。蹇先艾在《水葬》中对于骆毛为何被处以水葬的原因便是以上所述，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也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起点，我们可用对比的眼光看待。
（一）落后地域的风俗与礼教
第一，贵州多山地，一直处于闭塞的地带，在这个地域下产生的一些不适宜的落后礼教是蹇先艾首要的批判对象，我们从横向上看，小说中对凡是犯罪的人都是因为不本分，并要在村中有权利私自处理，致使读者的直接印象为骆毛应是第一该批判的人并且他的行为与村中的“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是小说中的主线，但这种对比所形成的差距按照作者的批判重点来看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仔细查究，其实会发现村中的男男女女，或是媳妇搀扶着妇人，他们作为观众去观望的现象，也是作者最大的批判所在，他们的这种不合法不合道德的礼教行为才真正与“文明”有着突出的对立之，直到骆毛死后他都感受不到一丝死亡的恐惧，与其说是不怕死亡，不如说这是骆毛对这一制度的麻木，他想不出这是多么的不合理，所以足可以看出这是他内心精神的麻木[1]，这样的描写是作者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作者想用“文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用以烘托他们所做的不文明的行为，他们押送骆毛的途中，表面上看是为了惩治他的罪行，
但从根本上讲，用一种上无法律，下无道德礼教的形式私刑本就是违背伦理的做法，而“桐村”便是与这种文明相背离的环境，“水葬”制度展现的就是一种粗俗的荒乱的形式，这样，作者笔下的批判点从“骆毛”到“老太太们”、“媳妇”、“姑娘”等等这类个体的野蛮又上升到一个群体、一个地域的蛮荒，小说的副线也就成了批判的重点，这种对比形成的批判正好说明了在深处大山之中的贵州的某些地域还处于野蛮、落后且礼法不正的时代。
第二，从纵向上看，蹇先艾还刻意地提到桐村的水葬形式是“古已有之了的”，这里的古老正说明了这种习俗的根深蒂固，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桐村，蹇先艾对这类现象早已烂于心中，这又反射出桐村的不文明与中华文明中所讲究的“仁”、“礼”与“法”背离，孔子讲的“兴于诗，成于礼，立于乐”[2]是讲一个人受礼的塑造过程，通过文明的礼仪来塑造一个道德的人，然而，蹇先艾笔下的“桐村”，让读者感受到似乎与文明不大沾边，这是作者有意批判，也是作者所见所闻相对的客观的描述出来，小说中的人们按照自己规定的习俗去生活，去赋予村子独特的蛮荒属性，同时，这种生活也被完全的束缚在了“桐村”，使得后来者，一代一代的人打破不了这种思维格局，也对比且批判出中国人的某些思维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极大。
(二)礼教下人性本我的揭示
对人性的揭示是《水葬》所表现的最基本的内在要素，如果是以落后的风俗作为外衣，那么从中反映出的人本身则是内在的，小说正是以此来布局中心思想的，在人性方面我们可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看客心态”来予以概括[3]。
精神胜利法，也可以说成是精神胜利思维，是骆毛的一个本我的典型，骆毛是贯穿小说发展的主题人物，《水葬》的故事情节就是从他“偷人”开始，至一步步被村民的滥刑剥夺了生命，通过在押送途中的言语、动作及神态的描写来表现这种病态心理，又再次印证了这种国民性问题是扎根于人性根本之处，当众人在看骆毛笑话时，他只是“颤颤”地吼道，自称自己为他们的祖宗，虽然在最后行动上反抗不了这种礼俗与村民的压迫，但是不妨带一种安慰自疗的心理给自己一个慰藉，之后在押送途中，当“长辫子”在脊骨上给了他一圈时，他又说道“哎哟！你们儿子打老子吗？”②骆毛的形象又鲜明了一层，仿佛就是与阿Q的身影重合了。
另一方面，在于“看客”的心态。这一种现象，蹇先艾也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这样一个短小的故事中，人性的深度又增加了一层，比胜利思维又多了一个维度。小说从骆毛偷人起到他被众人押送去水葬的途中，周围时不时会凑来一些群众，这些群众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他们是否会通过大脑分析当前所发生的一件事，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好奇，如男女老少的围观，里面直接点明旁观的人是一个大的群体，男女老少不计其数，不过“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为看热闹而来的罢了”蹇先艾使用“看热闹”一词，就是对群众的一种劣根性的直接批判，并且一点也不显得啰嗦，表现“看客”心态的种种劣根性，他还做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描写，那就是在关于小孩子的描写上，这些小孩子看见大人的言语与行为，于是也跟着“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拢来”还穿着拖鞋发出声响地跑，而且描写时也加上了不同地程度副词来强调小孩子奇怪且滑稽地行为与姿势。蹇先艾特意在这一段中描绘孩子的各种言行举止，是确有目的的，因为《水葬》的整个主题在于批判风俗与人的国民性，也就意味着蹇先艾的这种批判是从头到尾的，由上述所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造成的，无关年龄的大小，这种根深蒂固地喜欢“看”的心态“老老少少”皆是如此，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所说的：“他们不会像另一个阶层的人那样去心肠冷酷，只把类似现在这样的示众当成笑料。[4]”或者说“看客”心理都是从小就具有的，小朋友的行为甚至比大人还要激烈，看见这样的情形除了“看”以外便是与周围人不同的骂骂咧咧，笔者认为，小朋友的言行举止之所以能与大人有较大的差异，是作者蹇先艾有意为之，当年龄小时，孩子是缺乏一定理性的判断意识的，对骆毛进行破口大骂显然大人们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也更加表明桐村世世代代的病态心理丝毫没有改变，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文中的观看心态除了有人性的缺点外，还有作者的同情在其中，因为作者也是一个观看人，在描写骆毛母亲时，他不时带了一些悲悯，加上一些温暖使得旁观者也不是那么的卑劣了。[5]
二、《水葬》以批判为主题的写作特点前文说道《水葬》所表现的重要集中点在于批判，这是小说反映的中心点，为了使得批判的意味更加浓厚且集中，蹇先艾的处理方法很恰当，也很让人耐人寻味，从结构布局、描写、切入视角及语言四个主要方面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短小但深厚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后的贵州村庄。
（一）结构布局——纵线为主，横线为辅
在结构布局中，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纵线为主，横线为辅”的脉络，当然，这里的纵线与横线的对比是以骆毛为中心所发出的，站在骆毛的角度与小说发展的角度去考量，即以骆毛被“私刑”为第一方面，与这一方面发展同步且顺应为纵线，反之则为横线，横线部分即为小说发展的插入部分。纵线中主要讲骆毛因为“偷”而被村里人押送去河边进行水葬的内容，其中穿插了对于村里群众的描写以及骆毛与周围人的矛盾描写，这是小说的主要模块，作者在这里的描写最多。
首先，横线中主要讲骆毛的母亲在家里等待骆毛，却再也没有等到他回家的内容，其中穿插了招儿媳妇得知骆毛死的消息后却未敢告诉骆毛母亲的描写。作者的这种布局方式在笔者看来是有着“先苦而后暖”、“先大而后小”的特点，所以，本身从纵线与横线两大模块来看，作者就已经充满了批判的意味，骆毛嘴里却里不干净地叫唤起来，破口大骂这些旁观者，年轻的姑娘们脸都红了起来，老太婆却是装聋作哑，又假装地询问周围人说的是什么，除此之外，在常人看来被一度认为是君子教书先生却做了个反面，他心里明白骆毛讲的是什么，他只是撇着嘴说着：“丧德呀，丧德！”里面的人物各式各样，姑娘奶奶们之所以在听了骆毛的话会红脸，那是因为在村子里像这样被押送的事情曾经也发生过许许多多，他们也切身地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水葬”，所以，在他们心里也同样明确地知道或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和今天的骆毛一样有着类似的下场：水葬、示众、谩骂与侮辱。所以，从旁人的心理可以看出来，在桐村，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得到保障，只要违反乡约规定，“水葬”时时刻刻会倾泻下来，也同样可以解析出他们的看客的冷漠心态，或者说仅仅是为了掩饰他个人心理的不堪，同姑娘奶奶们一样的内心，万一有一天他也落得下场呢？
其次，小说逐渐发展到尾声时，也就进入了横线部分，骆毛与之前的破口大骂、满怀抱怨的表现不同，在这一部分，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低沉，不再因为被处以私刑而极其亢奋，他的心里所想的是家中的母亲，是在自己离开世界以后，母亲应该怎么办，在这一点上骆毛的人物形象更加升华了，与在旁人的冷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毕竟在最终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生命失去而越来越极端，关心母亲成了他“爱”的表现。即蹇先艾在纵线转入横线时是这样描述骆毛的：“骆毛只是缓慢地走，含着一脸的苦笑。”这里便描写了骆毛为母亲的在世，自己的离去这样一种现状倍感担忧，但又能体现出来力不从心，无能无力的无奈感，所以，我们可从作者的第三人称描写中看出来“老骆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想到死后老母无人养活，他也觉得死的可怕” 诚然，让读者哀叹的不是母亲的孤独，而是在临死前，在“往水下投他的时候，他狠心把眼一闭，他老母的慈容犹仿佛在目前一样。”同样，当招儿媳妇的儿子得知骆毛被众人“下水”以后，招儿媳妇并没有如实地将痛苦告知骆毛母亲，而是急着不让儿子说出来，并且在骆毛母亲询问招儿媳妇是否说没有看见骆毛时，招儿媳妇也只是点了点头，这样的描写不单单给了读者一丝温暖，还与前面内容中的人们的言语及行为有了反差，很明显，前后的两个部分做了一个很大的过渡，差别也特别的大，读者的情感能够从作者的描写中得到其他方面的感染，即由纵线发展感受到的冷漠、无情、自私、谩骂与惊诧转变为温暖、同情和哀叹。
纵线与横线的布局使得《水葬》的结构内容清晰可见，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水葬》不仅仅是单纯地批判，而是通过人情的冷暖，将骆毛对母亲的爱与担忧与旁人的冷漠进行对比，这是纵线与横线中最大的批判所在，被押送的人，成为“罪犯”的人反倒是有了大爱，押送的人，成为“正义”的人反倒是暴露了人性的冰冷，正反对比，所以把横线发展的内容作为结局，实则是作者蹇先艾的精心安排。
（二）语言描写与环境描写的特点
在描写中，《水葬》全篇的精点在于语言的特点和环境的描写特点，从而架构起一个丰满的世界，其中大体可分为语言描写、环境描写两个方面，也以这两部分为突出点，前文所述无论处于纵线或是横线部分，这两种描写都是居于主要的对人物的突出，对事件的叙述都是如此。
首先，语言描写中对话描写的成分极为浓重。其一，是夹杂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较为世俗化与直白化，如在开篇第一段便采用了“尔妈”、“扭住”、“背了时”这样的字词，可以让读者第一时间直观地感受出小说的地域性是极强的，又如“老子背时的日子，你们得色啦！”这里的“背时”与“得色”又是一个在贵州较为常用的方言词汇，所以，加入这类字词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小说中的人与事从属于地域的礼俗文化，但通过语言中字词反映出来的批判意识反映的却是整个人性的弊病。其二，蹇先艾在描写骂人的语气方面常采用感叹号与省略号之类的标点符号，致使语言的情感色彩较为强烈，让读者的情绪随着符号流动。其三，语言描写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每当人物说完话时，后一段的开头总是在为前一句的语言做补充说明，往往使用形容词、副词与动词用来加强对人物说话时的行为和心理状态。骆毛在故事中的第一句话是他的所作所为被发现以后，他所爆发出来的谩骂，而作者在其后对这一谩骂做了细致的描写：“这是一种嘶哑粗躁的声音，在沉闷的空气之中震荡……”，这里面就使用了形容词与动词，“嘶哑粗躁”形容骆毛的急切与忐忑的心态，动词“震荡”足以表现骆毛的声音很是响亮，也可体现其被人抓住后挣脱束缚的愿望，也是对礼教束缚的一种批判。无论在什么时候，这样的描写总能让读者在第一时间感受人物原话的同时，又能体会到作者以第三人称视角对故事内容的渲染。有些时候这种渲染则是明确的，不单发生在骆毛身上，还在周围不知姓名的旁人口中，他们指向骆毛说：“呀！你们快看快看，那强盗又开口了！”其后，作者明确地描写：“‘了’字的余音还在袅袅不断”可以看出，它明确了旁人声音的嘈杂、明确了周围环境的空旷，还同样明确了说话人之多，也就体现了一个“众”字，即“多”，人的眼光多，看的人就表明一个批判中心：“看客”。蹇先艾在语言上的描写，不管是直接描写人物说话的语言，还是对语言的补充说明，都能够集中到一点：这样的描写为了加强故事情景，加强人物的动作与心理状态，从而加强主题的核心。
其次，环境描写在小说中虽不如语言描写那样多，那样重，但却是必不可少而又很精彩的一部分。环境描写主要集中于纵线的首部与尾部和横线尾部，即大体上是三部分的描写。第一部分，也是在骆毛被押送的途中；第二部分是在骆毛回想母亲孤独在世时的场景；第三部分是在晚上骆毛母亲自言自语问想念骆毛时的场景，这里的描写是在叙事中分别插入几段场景描写，并且分隔得并不太远，与《红高粱》中描写“我奶奶”的场景时颇为类似，作者也是借此对故事内容的渲染，共同特点是这三个部分都是描写村庄的场景，区别在于：第一部分的描写是动态的，随着“队伍”的走动而描写的，是在行走的“崎岖不平的山路”中；第二部分的描写是静态的，是为了给后续的故事内容，即骆毛母亲、招儿媳妇与阿哥的出场作铺垫，仅是对村庄客观的描述；第三部分较为简短，为文本的结尾处，也属于动态的，目的在于渲染骆毛母亲孤独的态势。总的来说，这三部分均是在以一种悲鸣与同情的色彩下对故事文本内容的渲染，由感、听、看三者架构。其中有以下几个要素用来加强描写：第一部分，在“感”中，先是说明天气的场景，天气的描写总是阴沉的，动态着的“云浪”呈现的是“银灰”色，“听”中，风煽动树发出的声音也在“清响”，这里开头就多用形容词与副词，“看”中，由“苍松”到“山路”与“山丘”等事物，足够能让读者三位一体的感受到村庄的偏僻与落后性，对所发生的故事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感触；第二部分也同样如此，首先描写天气，作为“感”与“看”的结合，这时的天又是“沉寥的铅色”，又一种阴森的气息，“看”还包括“山峰峭壁”等的自然现象，接着便是“风”，“感”的要素浓重，“风”都具备同一个特色，即和悦，从“悦耳”的“清响”到吹拂稻田时地“自然”地“波动”就是加强场面描写，“听”最明确的一点是“鹁鸪”的鸣唱。第三部分，虽然没有前两部分描写得细致，但由故事结合环境，并且作为结尾，确实能把读者的情绪由抨击黑暗的心理带到博得“爱”与同情的心理上去，这是一种升华。笔者认为，作者布置且安排的环境描写有了一种立体感，让读者从故事内容中感受到不同的人情冷暖，这是《水葬》中的一大独特的艺术安排。
三、《水葬》中的批判体现的启蒙色彩——文明与爱乡土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是向着启蒙主义出发的，它属于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但与创造社的浪漫情调不同，它采用直击社会现实黑暗与腐朽落败的一面充分地展现给世人，以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可以说，《水葬》是蹇先艾切入乡土并用批判风俗和国民性的主题唤醒民众，敲击启蒙的开始，其中的启蒙主要是两个方面：文明与爱。
（一）启蒙文明的本性——礼俗的文明与心理的文明
前文提到，我认为《水葬》的结构布局是前部分为纵线，尾部分为横线来安排的，同样，从启蒙的角度看，蹇先艾的布局也是如此，纵线部分作者主要强调文明的作用，横线部分则强调爱的作用，即前者在侧面也是反映文明的缺失。
一方面，小说的批判方向也主要是从文明这个点来着手的，蹇先艾直接明了，不卖关子地点明“桐村”一直是没有“村长”并且在当人犯罪时，村庄从来不用去“裁判”，仅仅是处以私刑，更严重的是这种私刑在很早以前便具有了。这种批判是拐弯的，表面上看是给贵州这个地域一种批判，实际上是对某些地域的群体的斥责，正是因为斥责和批判，才发现它缺乏正统的文明渲染，才导致了种种不堪入目的事情发生，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所谓的“文明”应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6]可以看到，村子处于闭塞的环境，由狭隘的礼教所封闭，在文化认同上也仅仅只处于这窄小的层面与范围，诸如骆毛是“吃水”吃死的，但这种死法在作者看来属于非正常现象，哪怕他是偷了人，也应该是正常的裁判出来的，而“水葬”在西南地带的某些地域是盛行的，蹇先艾小时生活在贵州遵义，大概听惯也见惯了，所以，他对文明的渴望程度是极高的，当然，这里笔者所说的文明是指合乎常人常理的行为规范与准则。
另一方面，蹇先艾描绘众人旁观骆毛从押送到“吃水”的过程中的力度是集中的，从而越集中启蒙的成分也就越大，也是作者极为想表达的部分，即由前文所述，“看客”与胜利思维是《水葬》的主要针对方面，很明显，其目的就是为了启蒙人性，让深处大山乃至被封建礼教禁锢的人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看客”中启蒙的最主要方面是告诉一个明白的道理：不做无知且看热闹的盲从者。不管是男是女还是说多大年纪，对于骆毛被使用“滥刑”的过程，他们都以旁观的视角待之，并且还作为唆使者、挑拨者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作家们普遍感受到的，与鲁迅的《示众》类似，有着“看与被看”的模式[7],当其中一个人在观看着骆毛的时候，这个人就作为第一视角看其他人，但同时，其中一个人看别人的时候，包括骆毛在内的其他人也在看他，这就是第三视角或称被动的第一视角。蹇先艾在描写时不转多大的弯，采取直接叙述法，所有旁观者都是摩肩接踵的，踩了你的脚，碰到了他的身体，更有小孩子的吼叫与破骂，而且还是分分秒秒都没有停下来过，之后，蹇先艾又会转入骆毛的视角，同样对这群围观的人大骂，所以，从总的方面来看，就是双方互相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形成就是“看与被看”“骂与被骂”，他们逃离不了这种模式，也没有跳开这种思维方式，仅仅是存在于好奇与满足私欲的欲望上，做了盲从者。
精神胜利法，主要是从骆毛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作者的笔法虽谈不上多么创新，但就是这种直来直往地批判与抨击使得读者更能直观地感受作者的笔触在一方面是归为这一类的，我们单纯地透过骆毛的形象中便可知道，他不仅有着对生命无望的情绪，也可以说是对礼教的无奈，还具有在无能为力的时候的自我安慰，这便是心理上的胜利思维。骆毛自称自己为众人的祖宗，因为他很清楚行动上占不了便宜，只能在言语上取得上峰，同样，当人给了他一拳时，他与“阿Q”一样，都是将自己作为他们的“老子”，显然，蹇先艾明白这种“儿子打老子”的思维藏于每个人的人性中，他当然也很清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百姓的软弱与自我救助，哪怕从清朝变为了民国，这种人性的软弱也没有改变，它根深蒂固地藏于百姓心中，以至于骆毛会说民国也不讲理了吗？骆毛的说法一方面是作者借骆毛的口吻批判这些糟糕的礼俗和人性，另一方面也是骆毛自己跳不出环境的一种无奈，如此，蹇先艾作为乡土作家才想用批判的手法启蒙新道德和让人认识自身的缺陷，所以才像温儒敏说的：“而启蒙又是我们民族进入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的需要”。 [8]
（二）启蒙爱的灵魂
爱是启蒙中应该得到大力宣扬的，早期创造社的浪漫情调就已经充满了人情的关怀，同时期，其主题都是为了启蒙爱的人情，《水葬》虽乡土味、批判味浓重，但也有人情的温暖，前文提到，文章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为横线发展的部分，写骆毛母亲等待骆毛归家的情景，并且还描写了招儿媳妇与其儿子阿哥编织“谎言”的场景，由最初的“冷”到最后的“暖”，这就是启蒙的又一个主题。
骆毛母亲的等待似乎成为了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一种传统，她是位年迈的老人，蹇先艾在小说中对她的塑造与其他人不同，在她的身上象征了昏暗的社会中的一丝光明，当读者还在为前文的人们的种种行为而愤慨的时候，结果到了最后，读者又似乎从黑暗中寻找到了光与爱的影子，在描写上，蹇先艾更是不停地用各种动词强调她的不易，从而让读者对她产生同情，也让读者看到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爱是没有变化的。不管是她倚在门柱上，还是从门槛做起来，还是说她的叹气，都足以看出她心中对儿子归家的渴求，当招儿媳妇和阿哥讲骆毛的话时，她便急忙的问道是否“见过毛儿”，因她明白旁人的点点滴滴可能都是与骆毛有关的，作者的安排就在于要通过骆毛母亲的形象唤起人们对于爱的重视程度，这种爱与前文的冷漠自私形成对比。
招儿媳妇和阿哥也是蹇先艾塑造的代表光明、善意与纯真的形象，但与骆毛母亲的形象不同，他们更多的旁观者的爱，而在骆毛母亲与骆毛身上是血缘关系的亲情，这种爱当然可以算是理所应当，但旁观者对骆毛母亲的友善则反映了作者不仅仅是希望爱限于血缘，还应该包括大爱，与这种大爱直接对应的当然是前文谈到的旁观者对骆毛的“滥刑”的处理，即自私与冷漠，阿哥自己知道骆毛因为“偷人”“吃水”了，当他告知她母亲的时候，招儿媳妇却把孩子的话堵住后又说没有看见，她似乎编织了一个谎言，但在这种时候，出于人性的关怀，我们可以说她是善意的，除了招儿媳妇，阿哥对应的就是天真，他与之前的孩子不同，之前的孩子只知道破口大骂，随着大人的喧叫而附和，然而阿哥的直言不讳仿佛就是纯真自然的表达，与那些心机的，受了礼教束缚的人不同，母亲询问他问题时，他只是“不敢答”“仰面”望向她，诚然，作者也是希望看到这样的形象能够将人们的愚昧带走出来，这便是蹇先艾启蒙爱的主题表现。
四、《水葬》中的批判在当代的现实意义《水葬》作为一部批判性与启蒙性较强的文学作品，留下来的文化意义与现实意义都是让我们当代人值得去研究的，里面的批判是针砭时弊，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同样，启蒙也是在提出问题后的进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难看出，蹇先艾想要考虑的就是关于人性的种种问题，蹇先艾的思考是多种多样的，他把“桐村”象征性地比喻为整个中国的大社会大环境，假若拿他的另一部作品《在贵州道上》相对比，也正如刘莉莉所说《在贵州道上》是构造的一个模糊朦胧的世界，且与故事聚焦点有关[9]，那么《水葬》则是蹇先艾打开描述性世界的一扇大门，他仅仅是描述了贵州的一些客观事实，将“骆毛”的形象凝结为被“私刑”断送生命的一般大众，将旁观者的唏嘘作为一种令人鄙夷的人性通病，将骆毛母亲、招儿媳妇与阿哥的种种善行归为一种启蒙爱的方式，因为笔者认为蹇先艾是想通过向善的引导改变人们的的人性之恶，同样的，作品写于二十世纪初，但作品反映出来的现象与引导的价值取向与我们当代社会的需求是一致的，诸如洞察人性，小说中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体现了一定的人性特征，自私是作为人最为普遍的心理之一，我们可以从旁观者观察与说教骆毛的身上看到这些现象，在当代社会，众人围观个人或者群哄整起事件的过程中都能够折射出来，或许只是形式变化了，由“示众”的看到网络上的看，人们偷窥别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去揣摩点点滴滴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和小说中的人物形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私欲，其次，在爱的方面，对于当代的启示意义，这是最触碰情感的一点，将人最为软弱的一面剖析出来，更能直接穿透人的心灵，或是骆毛母亲对儿子的母爱 ，又或是招儿媳妇与阿哥的善意的“谎言”，一个是亲情的爱，一个是友善的爱，总的来说，《水葬》的价值大概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揭示缺陷，二是启迪爱。
结语：从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的百年时间里，我们的文学作品无疑涌现出诸多经典之作，尤其在以鲁迅先生开创的乡土小说模式上，我们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而《水葬》就是这个新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当代人很幸运还能够掌握它的价值和意义，其目的在于，从先辈的笔下找寻到我们后人所应该寻求到的启示、创作。
对于个人启示来讲，《水葬》提供的更多是一种关于人本身及生存状态的思考，尤其在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生活下，是否应该多一点蹇先艾先生的理性思考，不盲目从众；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既可以在骆毛身上看到国民性，也可以在骆毛母亲与招儿媳妇身上见到爱的影子，更能审视那些旁观者的观望心态，跳出思维困境来考量当下。从文学创作来审视，《水葬》无疑起着模范作用，其艺术特色的多样，即纵横交错式的描写、穿插式的景物与精妙的语言的写作思考方式，对今人的文学创作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蹇先艾扎根于故乡贵州，将写作与泥土混合，创作出了富于地域特色的作品，又将乡土文学往前推了一步。《水葬》的研究或者说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今人都在不断地使用创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前人的文学作品，《水葬》带给我们的当然不仅仅是以上所述，经过不断地挖掘，我们会找出更多宝贵的养分来。
参考文献：
[1]张婧.蹇先艾《水葬》披着道德外衣的合法“谋杀案”[J].文化学刊.2019.（6）.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霍桑.红字[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5]杨宗蓉.《示众》《水葬》“看客”类型文化剖析[J].求索.2014.（159）. [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 [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刘莉莉.中国现代经典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吴显行，男，汉族，1997年生于贵州遵义。作品散见《贵州作家》《文学贵州》《当代文艺》《九天》等。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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