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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盛青|《阡城往事》连载之三:文化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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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1-3-29 11:25:23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阡城繁华的丁字口下行不到两百米,左手有一栋鹤立鸡群的三层砖混结构楼房,那便是阡城文化馆的办公楼。拾级而上,穿过过堂,一个类似四合院的古老建筑便呈现在眼前。与别的四合院不同的是,里面的天井看不到天。美丽的蓝天白云,被高高的柱子撑起的青瓦房顶挡住了。这个院落或许就是专为当时县衙门内的太太小姐观戏而建,为不让太太小姐们遭受日晒雨淋之苦,工匠们才加盖了房顶。进院的正面是一个舞台,舞台前的绛色幕布,终日关闭,只在有演出活动时才拉开。舞台前是一个方石板镶嵌的院坝,大约二百多平米。有演出时,馆里的工作人员会把平时放置在暗处的四个座位相连的长木椅搬出来,一排一排地摆放在石院坝上。没演出时,就在石院坝上安放乒乓球台。在阡城,乒乓球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一项体育运动。因为有运动员在全省、全地区乒乓球比赛中取得过不俗的成绩,还有运动员被选进了省乒乓球队。石院坝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长廊。文化馆举办的书画、摄影比赛作品就在长廊里展出。长廊上方,被装成了多个格子间,分给馆里职工做宿舍。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走进文化馆,总能听到从那些格子间里传出的悦耳丝竹。那是文化馆职工在练习中阮、二胡、杨琴、笛子。这里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一次展出,一次演唱,一次会议,一个朋友。
  
  先说展出。具体时间是那一年记不得了。那时我已在城关小学工作。因为是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因为开展活动的需要,我手中就有了一台120海鸥照相机。拥有一台那样的相机,在当时就是一种奢华。岁月走到现在,那时奢华的120海鸥照相机,早就躺倒博物馆里睡大觉去了。得知文化馆搞摄影展的消息,我便按耐不住地跃跃欲试了。一到周末,我便脖子上挂着相机,游走于大街小巷,企盼扑捉到能体现我摄影艺术的生动画面。可是,当我兴致勃勃地把几张冲洗出来的艺术照送去文化馆时,得到的是一句“不要灰心继续拍”的安慰。虽然是一句安慰话,但对我的打击还是不少。好在我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继续在脖子上挂着相机,把视野从城内扩展到了郊外。

  阡城那时的郊外,亮汪汪的水田一片连着一片,映入眼帘的,除了绿色,还是绿色。走在田埂上,能听到秧苗拔节生长的声响,能闻到稻花沁人心肺的芳香。偶可见光着脚板,牵着水牛的牧童,悠然地从稻田间小路走过。立时,田园牧歌四字便倏地跳了出来。当牧童和水牛的身影隐没于炊烟袅绕的田边村寨时,会听到几声犬吠和鸡鸣。那鸡犬混合的声音里,透出一种只有牧童才能听出的亲切与期盼。每每这时,我就会想起《桃花源记》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句子来。可惜的是,这样的景象,在阡城郊外已一去不复返了。
城郊有条砂石路,直通大关酒厂。我虽然滴酒不沾,但对贵州名酒大关酒却并不陌生。去那里会不会有所发现呢?就兴冲冲地去了。

  在厂里转了一圈后,在厂区的一角,我发现了一字行排着的六个铝皮酒灌。灵光一闪,就拍它。由于那六个铝皮酒罐有两米多高,四米多长,站在地面无法拍出全貌,我就爬上旁边一栋砖房三楼,当我正准备拍照时,被从一间办公室出来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喝住了。他严厉地问我,偷偷摸摸的想干什么?我被他的架势和严厉吓住了。但那只不过是很短暂的一瞬。镇静下来后,我对那人说自己是城关小学的老师,因参加县文化馆的摄影比赛,想拍拍那些酒罐。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可能认为我没有说假,便没再阻拦。这样,我便顺利地把那六个铝皮酒罐摄入进了相机。

  照片冲洗出来后,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大关飘香》。文化馆的朱体慧馆长看了我送去的样片,说,这张构图不错,有点艺术性。你把底片拿来,我给你重新冲洗,然后参加展出。《大关飘香》是我第一件呈现给阡城观众的摄影艺术作品,我很珍惜。那个展出纪念证书,我保存了好多年。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几次搬家中被搞丢了。
文化馆里那个舞台,既给专业团队演出用,也给阡城百姓自娱自乐。说是专业团队,其实多是从河南、河北来的杂耍班子。表演的节目主要是顶缸、蹬伞、钻桶、柔术之类的村乡杂技。由于文化生活单调,整个县城除了电影院和县广播站那台雪花飘飘的黑白电视机,就再没什么可观赏的文艺节目了。所以每来一次演出团队,文化馆就热闹一次。演出不是免费的,得花三角钱买一张油印机印制的戏票。

  轮到我有机会上台表演,是因为县里要举行歌唱比赛。比赛前,由各单位先举行选拔赛,胜出的歌手才有资格参加。那一年,我读师二,石阡师范在北门后面的邱家坡修建了自己的学校,我们便从石阡中学搬了出来。由于我是学校广播站播音员,最先知道了歌唱比赛的消息。因为比赛通知,是我和另外一个女播音员一起从麦克风里传达给同学们的。喜欢唱歌的同学,听了广播,个个摩拳擦掌。我也不例外。那段日子,学校里到处是歌声。我精挑细选了《毕业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雁南飞》三首歌曲,在练习几天后,最后选定了《雁南飞》参加学校的初选。

  学校没有礼堂,连老师开会的地方都是教室改的,所以初选学校便借用了文化馆的舞台。比赛那晚,每班都组织有同学去助威。那是还没有啦啦队的说法。参加初选的共有师一、师二四个班的十名同学。我排到第九。比赛还未开始,文化馆里就沸腾了。参赛的,助威的,都神情亢奋。毕竟,这样的文化活动在阡城,在我们学校,都是首次。初选的评委,不像央视青歌赛那样,邀请著名的歌唱家担任。我们的评委就是音乐老师一人。她的肯定,就是参赛者的成绩。演唱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参赛同学在台上引吭高歌,助威同学在台下劈哩啪啦地拍手,气氛异常活跃。才轮到第八个同学,我就开始慌了,总想解手。我努力让怦怦直跳的心平静下来,争取唱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终于该上场了。站在舞台中间,看着台下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我紧张得双脚打颤。读师范前,我在庄镇中学读书时,是学校宣传队的演员,参加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以及舞剧《白毛女》的片段演出,脚从来没有发抖过。也许是文化馆的舞台大了,也许是因为担心唱不好,刚张嘴唱了几个乐段就跑调。我竭力地想控制住,但越想控制,越控制不了。后面的乐段,我完全没跟上录音机磁带放出的节奏,任凭自己感觉信马由缰地地高歌。结果,自然是落选,失去了参加县里比赛的资格。

  过后,虽偶有失落,但心里却暗藏着几分沾沾自喜。毕竟,我站上过县文化馆的专业舞台。

  去文化馆参加会议,是我工作之后的事。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城关小学任教,每周十五节课。我在教好书的同时,熬更守夜地伏在桌上写自以为是的小说。那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郑一帆老师已在《山花》、《花溪》、《苗岭》发了不少小说,我跟几个文学爱好者一起,常去向他请教。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文化馆准备办一个油印刊物,要开一个创作会,到时你们都来参加。在那之前曾听说文化馆有个油印刊物,叫《石阡文艺》,只是一直没有见到。听他那么一说,当时那个兴奋啊,真是难以言表。参加创作会,是件无限荣光的事情。离开时,郑一帆老师说,你们几个来开会时,每人要带一篇稿子。

  大约是半个多月后,我接到了文化馆召开文学创作会的正式通知。于是,便带了自己觉得蛮不错的短篇小说《两岔河》去到了文化馆。

  会议在文化馆那栋三层楼的一楼进行。参会的文学爱好者有十多个。郑一帆老师几句开场白过后,扫视了我们一眼,继续道,办油印刊物的事,馆里已经定了,取名《三月花》。大家把带来的稿子交给我,我看后再确定选用那些文章。交完稿子,郑一帆老师给我们谈了他创作短篇小说《万古桃源》的体会。那次会议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几天后,我如约去听郑一帆老师对《两岔河》的意见。在肯定了我结构故事的能力后,他对小说的语言、叙述、描写、细节等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说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回去后,我按他的要求对《两岔河》进行了认真修改。修改后的小说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但还是被刊在了创刊号的《三月花》上。同期刊出的,还有当时在洋溪电站当工人的龙潜写的短篇小说《虬根》。这篇小说几经修改,后来发表在《山花》上。我的《两岔河》虽然没能发表在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上,但却极大地增强了我文学创作的信心。

  《三月花》出了一期后,就没再出了。之后的第二年,文化馆又恢复了同为油印刊物的《石阡文艺》。三十多年后,石阡文联将文化馆原办的铅印刊物《热泉》,更名为《石阡文学》,之后又改为了现在的《石阡文艺》。每次我在收到石阡文联的朋友寄来的《石阡文艺》时,那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油印机印出的《石阡文艺》便会在我脑海里倏然闪过。
要说的朋友,便是《虬根》的作者龙潜。大约是1984年,郑一帆老师因工作需要,调铜仁地区文联工作,负责编辑《梵净山》。《梵净山》是铜仁地区的文学沃土,很多作家都是这里起步,走向全国的。郑一帆老师调走后,这时已是县民宗局工作人员的龙潜,被调到文化馆负责编辑文学季刊《热泉》。因为文学,因为《热泉》,因为龙潜,我和一帮文学爱好者便经常进出文化馆。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谁读了什么书,看了什么小说,写了什么稿子。凡是写了新作品的人,都希望能刊在《热泉》上。微薄的稿费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那时的《热泉》被龙潜办得风生水起,吸引了一大批包括贵阳、铜仁在内的作者。我的短篇系列小说《庄镇》,就是从《热泉》开始登台亮相的。
龙潜是个十分勤奋的人。他在编辑《热泉》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表在《民族文学》、《青年作家》、《滇池》、《山花》、《花溪》等省内外刊物上。他取得的创作成绩,对石阡的文学创作是个极大的推动。

  龙潜结婚时,文化馆把新办公楼顶层的两间小房分给他做新房。在他三道拐的老屋完成结婚仪式后,他跟新婚妻子便搬到文化馆的新房里去住了。那里从此成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的乐园。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坐在散发着热气的屋顶平台上,畅谈文学,畅谈理想。冬天屋顶风大,我们就在厨房兼客厅的小屋里,围着一盆炭火,一边喝茶,一边谈小说,谈诗歌。也有把文学冷落到一边的时候。那时麻將之风尚未兴起,我们几个朋友经常喜欢玩的是“打炸弹”。“打炸弹”的工具是扑克,三张相同的牌叫炸弹,比如:888、999;四张相同的呢则为氢弹。氢弹的威力比炸弹大。炸弹炸后,氢弹可以再炸。不管是炸弹或是氢弹,其威力按数字的大小排列。最大的炸弹是三张2,最大的氢弹是两张王。牌中的5、10、K是分,为争抢对象。牌输赢以积分多少而定。输家要给赢家五角、一元到几元不等的表示。对此,我们乐此不彼。

  龙潜中篇小说集《黄金舞蹈》出版时,一帮朋友叫着让他请客。我们没有去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去国营饭店,而是称来几斤肉,买来一些小菜,在他那间小厨房里热火朝天、七手八脚地倒腾起来。那餐饭虽然没有山珍海味等美味佳肴,但因为有文学这道大菜,我们个个吃得有滋有味。

  龙潜主持编辑《热泉》的那段时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石阡文学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后来,经省作协推荐和自己的努力,龙潜考上了北京大学作家班。由此,他走上了更高的平台。大学毕业后,他被调到贵州民族学院大学任教。我开玩笑说,你小子教书不误人子弟才怪了。龙潜的勤奋和努力,不但没有误人子弟,反倒成长为了更名后的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祝福龙潜!


作者简介:


林盛青.jpg

  林盛青、男、侗族、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铜仁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贵州省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山花》、《春风》、《绿洲》、《海燕》、《文学世界》、《当代小说》等期刊,公开出版短篇小说集《满目葱郁》、中篇小说集《温暖的玫瑰》、长篇小说《乌江怨》、散文集《阡城往事》、戏剧作品集《戏剧人生》,短篇小说《红伞》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短篇小说《三丫的婚事》获《当代小说》征文特等奖;短篇小说《赶羊》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一等奖;花灯剧《严寅亮与“颐和园”》(合著)获贵州省首届专业文艺奖剧本类一等奖、贵州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金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市首届文学评奖大剧本奖;《乌江怨》、《白云深处》(无场次话剧)获市文学评奖二等奖;小品《小店情》、《特殊礼品》等获市戏剧创作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浮华校园》、《女房开老板》、《庄镇》。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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