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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认为，这个家庭二十多年的生活历程可以归纳为不顺利。她坦言说，这种不顺是“命中注定”，谁也没有改变的法子。十六岁那年，她选择与朋友远去广州打工。此前，她在家里负责放牲口和做饭。她羡慕那些有学可上的同龄人，她放牛、放羊、放猪，也只有牲口和高原上的烈风陪伴她。每当看到附近的小孩一群一群地跑去学校，她便失落地躲在灰褐色的石灰岩后面，生怕被别人发现。农忙时节，大姨偶尔会带着一群同学来家中帮忙锄地，她在家里面做完饭就躲到厢房里。她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她害怕陌生人，看到陌生人后她甚至会紧张得牙齿发酸。
外婆知道她胆小，不准她去广州，可一贯胆小的母亲胆子却突然变大了。母亲决绝地表示抗议，最终在外公的帮助下和朋友一起踏上了去广州的绿皮车，母亲不想一辈子窝在那个山坑里。大姨写了很多信回家，信里多次说到广州的霓虹灯远比家里的煤油灯亮多了。母亲外出后，外婆很担心。外婆不认识字，经常叫外公写信过去叮嘱初中毕业的大姨好好照顾母亲，并告诫母亲，如果感到不自在，就快点回来。显然，只是心里有所期盼而没有其他的开导不足以缓解外婆的焦虑。于是，外婆带着两瓶包谷酒和一把面条，在一个细雨绵绵的赶集天去了聂老头家。 聂老头是一个老孤寡，老婆到死都没能给他生个一儿半女。他祖上都是干毕摩的，传到他这代没了继承人，他却是一点也不在意。母亲的记忆里，聂老头终日醉醺醺地抱着一瓶酒在老龙镇的街上游荡，游乏了就回到家中睡觉。用他的话说，这是锦上添花。“锦”指的是他无儿无女，不像别人一样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花”说的是他从不给政府添麻烦，他不像有些彝族人一样喝了点酒就在街上呼天喊地的狂欢。聂老头还喜欢自夸。他习惯眯着通红的小眼睛，呡下一口包谷酒后发出“呀”的一声感叹。嘶哑的声音里掺杂着热辣的气息，随即开始孜孜不倦地说起自家的事迹来。重点是论述他的先祖当年是乌撒土司家的首席毕摩，但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故而，他还会补充一个他爷爷帮助老龙镇土目驱邪的故事。这个故事全镇皆知，说是老龙镇土目老爷家闹“鬼”。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半夜三更听到凄厉的嚎叫声。土目府的人都没有细想，认为是山后面那片松针林里的土狼挨饿了。直到有天晚上，土目老爷准备歇息睡觉时看到一个影子缩小又变大，然后贴到青色的砖墙上就消失了。土目老爷被吓得一病不起，土目夫人就派娃子去找聂老头的爷爷来驱“鬼”。聂老头的爷爷拿着手写的彝文经书，在土目老爷家好吃好喝的做了十一天法，等土目老爷好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所以，每当有人对聂老头的法力表示怀疑的时候，他就慢条斯理地重复这个故事。最后，还要带着反问性质地说一句，你他妈的比官老爷还懂？ 赶到聂老头家，外婆与赴身聂老头的“神”打起彝话对谈。那个“神”告诉外婆，要是母亲接受过教育的话，至少也能做个门诊医生。外婆听到这话，瞬间就后悔莫及。后来，外婆在抚育我和妹妹的时候，经常称赞聂老头是一个合格的毕摩，能准确的算出母亲会给她生两个外孙。外婆也常自责的抱怨自己。有时候，她会皱着眼皮擦干额头的汗水，吃力地弯下逐渐肥肿的躯体去割草或者捡洋芋，忽然之间回头看着趴在干牛粪堆上的我和妹妹念叨着说，差点就是做医生的命咯！ 无论是因自愧对女儿或者对外孙的溺爱，每当母亲遇到断炊的困境前来借粮的时候，外婆都会忧心忡忡的在母亲的背篓里装满谷物。自打母亲和父亲成家后，这个新生的彝人家庭就长期面临着严峻的生计考验。父亲有四个兄弟，爷爷奶奶也管不了太多。父亲获得的分家财产是老龙镇中学旁边的一间临街砖瓦房和泥土房，还有三块分散在坝子之外的贫瘠耕地。分家之前，砖瓦房就被租给从四川远道而来的一对中年夫妇，他俩来到老龙镇煮卖包谷酒十余年了。老龙镇位于黔西北，也属于西南官话的流行范畴，这两个煮酒师不需要刻意的使用普通话就能轻松的和本地人交流。后来，他俩甚至会说一些简单的彝语和苗语。分家后，父亲和母亲商量，继续将砖瓦房租给四川煮酒师，自己住到泥土房的二楼。 泥土房的一楼很潮湿，墙角的洋芋堆里常常聚集着数量众多的紫色鼠妇虫。思索之后，父亲和母亲决定将婚礼收来的份子钱用来养猪，便买了一头老母猪关在泥土房的一楼。比起粪臭味，漏雨更让父亲和母亲焦心。结婚前的一阵飓风刮烂了老龙镇的很多居民房，父母的这间陋屋则有很多瓦片被刮到地上摔碎。虽然暂时用白色的地膜胶纸覆盖住房檐，但深夜的暴雨仍然会从屋脊缝隙间流注下来。人湿了会感冒，猪湿了也会生病，父母常常焦心地抱着啼哭的我，撑起唯一一把雨伞和那头猪缩在角落里等雨停歇。幸运的是，这头母猪很快就怀孕产崽，生了十多只。母猪横躺在地上喂奶的时候，父亲悄悄的从虚弱的老母猪身边拖出小猪来，笨拙地掰开猪崽的嘴。母亲则拿着一把大剪刀，小心的把猪崽的牙齿剪掉。但不可避免的，有几只猪崽的粉红色舌头已经被嚼咬得碎烂不已。 过了二十多天，父亲和母亲发现没有能力把这十多头小猪全部喂大，便决定留下三头活泼精壮的养着过年，其它的赶去猪市场卖。猪市场在土目府后面，土目府在当时成为区里的粮管所。建国后，土目府的围墙被拆了。因此，常常有很多生猪拱进粮管所的办公室。干部们会习以为常地放下手里的笔或者烟，迅速的把猪赶出来，慢一点，粮管所里可能就会留下猪的排泄物。然而，不幸的是事实是猪崽死了才被卖掉。本来，牵去卖的那场赶集日猪崽们都还生龙活虎的，但没卖成。没卖成的原因是吃亏，来看猪的收购人指着瘦弱的几头小猪交钱，伸手却就要去捉肥壮的那几头。所幸猪儿们全部跑了，父亲把钱扔回去就去赶猪，小猪识途，聪慧地跑回圈里待着。这样又过了两天，母亲端着一盆煮烂了的洋萝卜到门外的大叶黄杨树下准备喂猪，打开圈门才发现近十头小猪被老母猪压死了。那时候，大叶黄杨树上的白色小花有些衰败，结出来的红色果子上布满了阴沉的苍蝇。 小猪被低价卖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和他十多岁的父亲坐着拖拉机前来收死猪。这个年轻的父亲兼职劁猪，他还免费帮忙把剩下的那几头小猪给阉了。他让小男孩蹲在他旁边仔细学习，小心的伸手到兜里掏出刀片，熟练的从小猪崽身上割下一小节粉红色的肠子。小男孩惊讶地看着猪肠子流淌出暗黑色的鲜血，快速地渗进泥巴里。一般来说，劁过的猪要好养一些，那几头小猪也性情温顺起来。怪异的是，逐渐长大的小猪开始莫名其妙的癫狂起来。从进入秋天的第一个凉夜开始就需要不停地进食，一停下来就歇斯底里地嚎叫，或者用满是伤口的鼻子拱推着圈里的烂铁锅。接着，这几头长大的架子猪又变得软绵绵的，有几次窜稀后父亲从它们淡绿色地粪便里看到细长的蛔虫。父亲束手无力，请来的兽医给它们都打了青霉素，但没有丝毫作用，它们一头接一头的死亡。母亲心有不甘，在最后一头猪还没有咽气的时候捡了一条烂裤子套在猪身上，那头猪居然侥幸的活了下来。 母亲开始认为，她正处在命运的低谷期。命中注定当时诸事不顺，这是老天爷给她和父亲安排的宿命。除了牲口的离奇遭遇，妹妹的身体问题更让他们手足无措。妹妹总是发烧，而且整日的流泪。外婆赶集的时候送了一些鸡蛋给妹妹。母亲将苦涩的草药和鸡蛋混在一起，又加了一点冰糖进去蒸成糕，再耐心的用汤匙舀出来吹冷了喂给妹妹吃。草药是给王医生赊的，王医生本来是兽医，做着做着便卖起草药来。十余年前，老龙镇街上付不起钱的病人都会跑去给他赊药。但是，这草药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妹妹的病势越来越沉重，在最后一刻，老龙镇卫生院最有经验的余医生甚至判定她没希望了。那天傍晚，狭窄而昏暗的房间里十分拥挤。卫生院的余医生瞪着眼睛给妹妹输液，吊针扎在她毛发不全的头皮上。王医生时不时的露出咳嗽声，用手掩盖嘴唇后，又继续细腻地揉搓着妹妹的手臂。奶奶还请来了一位年轻的毕摩，他在聂老头死后从邻县迁过来。他快速地唱诵着彝文咒语，不一会就开始流汗，便不断的要茶水喝。 无论如何，幸运的妹妹还是捱过来了。那几头死去的架子猪则没有卖出去，被丢在老龙镇卫生院后面的马桑树下，老龙镇的居民会把卖不出去的家畜尸体丢在那里。幼时，我经常和伙伴在卫生院的垃圾堆里翻找小药瓶，将上面的锡盖子剥下来，收集好后卖给收废铁的老钱家。我在垃圾堆里闻到那股尸体腐烂的恶臭味，路过的时候还会看见洁白的蛆虫在上面蠕动着，旁边则有一两棵向日葵，结满了饱满的瓜子。 后来，老母猪也病死了。那头老母猪死在新建的猪圈里，一开始是腿有点颠簸，慢慢就站不起来，之后便瘫痪在恶臭的泥巴上。因为不能翻身，它压在地板上的一侧变得红彤彤的。它死了整整十八天后才被拖拉机拉丢到离曾祖母坟不远的一个山沟里。怪异的是尸体没有腐烂，也没有散发出一点臭味，如同被天然风干一般。我那九十多岁的曾祖母死后也像被风干一般。她在灰蒙蒙的晨光中去如厕，方便完了却发现两腿再也不能像昨日那样去支撑起干枯的身体。她用尽全力地抓住手杖勉强走出厕所，佝偻着等待命运的安排，最终幸运地跌倒在她四十年前亲手栽种的一棵梨树下。我猜，她应该听到了脆弱的骨头发出的断裂声。父亲发现曾祖母跌倒后将她背到屋里，他和四个兄弟轮流照看着慈祥的曾祖母。曾祖母早年家境殷实，祖上是土司。曾祖父是她的表哥，祖上是毕摩。曾祖父的舅舅同时是他的岳父，资助他到当时的首都读大学。曾祖父后来投身军旅，并在新生政权成立前夕失去联系。于是，曾祖母便在之后的七十余年里辛苦地拉扯长大两个孩子。大儿子就是我爷爷，十六岁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去教了五十多年的书。也是命运的安排，父亲在一个大雪封山的深夜单独陪伴了曾祖母的死亡。就在十年后十余头猪的离奇死亡和妹妹的危急病难之时，母亲固执地认为曾祖母和曾祖父正端坐在祖地里，他两个不会无情地忽视子孙的病痛。 于是，母亲从奶奶的柜台上拿来一张曾祖母的遗照到家中供奉。不过，似乎曾祖母并没有时刻照看她的曾孙。一个雨季里，我和外公前去扯野生杨梅。途中，我靠在一座无主坟墓上，外公告诉我来往的人经常靠在上面歇息，可我回去后就感到腹中不适。母亲虔诚地拜祭曾祖母那张头上包着青丝帕，上身穿吊四柱花，镶上各红色花边的青布长袍遗照。然而，我并未有任何好转。母亲开始害怕起来，我看到她暗淡的眼神里溢出无边无际的恐惧。事后，我记不起我是如何摆脱腹泻和梦魇，但母亲对曾祖母的供奉并没有丝毫减少。 经济拮据的困境还粘附着我那年轻的家庭。每到开学之际，父亲总要叮嘱我说八十多块的学费很难凑齐，不要辜负他和母亲的汗水。父亲开始跟着一个修车师傅做学徒，每个月大概有五十多块的收入。有时候，他也跟着卡车司机去拉煤。煤炭在老龙镇北边的大山里，多数是附近的居民垦挖，贪玩的我私下和五叔坐着他的拖拉机运输过一次。那次，我只在下午吃了两个橙子。我看到橙子皮的颜色和裸露出来的一些巨大岩石很相似。我还趁五叔不注意的时候扭动插在方向盘上的拖拉机钥匙，心有余悸的五叔回忆起这件事首先要说一句感谢曾祖母的庇佑，否则我和那辆破破烂烂的拖拉机一定会从山顶的崖边冲下去。父亲做了一段学徒后又成为了老龙镇中学的敲钟工。学校给了他一块没有表带的破表，他需要在误差不大的时间敲响挂在学校教学楼下的那口破钟，提醒师生上下课时间的到来。母亲给破表缝了一个挂带，以便父亲时时刻刻都可以注意到自己地敲钟时间。父亲很珍爱这块破表，当时的老龙镇连干部也不一定戴得起手表。有时候，父亲会为了帮助母亲争摊位而和旁人打架。柔弱的母亲紧张地拉开父亲，劝告父亲不要冲动，父亲总是喋喋不休地看着掉在地上的破表说，他扯老子的表。 父亲最终还是丢了这份工作。校长突发奇想，让负责值班的教师轮流敲钟，父亲也觉得工资太低，便取下挂带把表还给学校。往后更过得艰难，家中缺粮的情况越来越常见。有时候，母亲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找出粮食来招待家中的客人。熬了几年后，母亲又请毕摩来家中测量运势。毕摩不再念经，他开始念着汉人的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结果是一切都会转好，母亲开心的给毕摩封了一个红包。时光继续平淡地燃烧着，幸福与痛苦仍然轮回在年轻人的迷茫追求中。母亲热切地盼望着早日结束这潦倒的日子，妹妹却越来越淘气。老龙镇中学开始在学校的花圃边堆砌起矮矮的围栏，上面贴着毛孔粗大的磁砖。师傅在前面贴，她在后面扒。师傅让她把砖拿回来，自己重新贴上。妹妹撅着嘴说她要练武功，就把磁砖搭在两块石头上，举起手来将其敲碎。妹妹最终挨了一顿打，后来是父亲将师傅请回家，母亲锁着眉头从兜里掏出钱来递给师傅请他买新的磁砖贴上。 母亲一直想让妹妹认真读书，她常常告诫妹妹自己从前渴望读书却没有机会，现在妹妹则在浪费机会。妹妹左耳进右耳出，甚至在上课时间跑到同学的宿舍睡觉，有时候还和让她交保护费的学生打起来。偶尔，妹妹也会逃课打篮球。父亲见她文化成绩愈来愈差，就勉励她发展体育特长，但妹妹还是在十六岁那年去市里读中专卫校。母亲不放心，亲自送她到学校报名，看到了那所卫校的环境后才惆怅地回到家中。母亲说，她自己在十六岁的时候孤独地去了广州，以为自己的儿女可以不像她一样背井离乡，却也还是要远离故土的滋养。 那个晚上，父亲坐在母亲的面前，从炭火中捡起一个烧熟的洋芋剥开后递给母亲。父亲凝视着母亲的眼睛说，你那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回忆咯！听起来还有点潦倒。也不要再找什么毕摩算命咯，毕摩算的就没准过。我们还是应该打算一下其它的赚钱方法吧。母亲把辣椒酱涂在洋芋上，咬了一口，细细地咀嚼着说，是有点潦倒。 作者简介： 任凭，男，彝族，贵州威宁人。业余写作爱好者。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