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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风姿不减当年，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环绕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从广州飞往北京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当时，我们为这副对联的力度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泪光盈盈，感觉它精准地抓住了王小波的一生。谁知到追悼会上一看，却没有挂出来。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低声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王小波的处境真有这么严重？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电话不断，胡贝们忙坏了，展开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03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王小波式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就在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过马路，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我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筒子楼里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着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小说出版得极度艰难，为了寻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他无奈地笑开了。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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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标题就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簿上。原来以为涂鸦之作，没想到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竟然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质的创造欲望，没有利益，没有明朗的前景，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写下去。他自我解嘲地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呢？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的话，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王小波是羞怯和内向的，后来很多可爱的“王小波门下走狗”们把他描述成一位孤军奋战的斗士，其实是一种臆想和夸大。他实在活得低调，放弃了许多世俗追求，维持着内心的宁静——对自己写作的信仰。
这一天，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CD盒那么大的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里面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本书稿的电子文档，共99万字。
▲1997年4月11日离世，1月21日王小波给钟洁玲寄明信片，催促《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明信片上写道：“钟洁玲：《他们的世界》三联还未通过。家里还该有，只是还没找到。我母又病，现焦头烂额，有即寄上。书的事请上紧。王小波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