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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类对于“少数”的恐惧与恶意——尽管，所谓的“少数”，也是人群中的成千上万人。
网络世界里一句“好看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被嚼了好多年，人们几乎就快忘了这是王尔德说的。那时候可没有互联网，如今所有自认“毒舌”的段子手，可能都要在奥斯卡·王尔德面前甘拜下风。
放在今天，王尔德拿的一定是“翩翩佳公子”的人设剧本。他出生在爱尔兰一个富裕显赫的人家，念爱尔兰最好的学校，又拿了奖学金赴牛津求学，并以最高分和一等荣誉毕业，同时，还获得了诗歌奖。
好学生的另一面，是他作风奢靡懒散，总是身着华服、领口佩花。屋内陈设了各种名贵瓷器、高脚酒杯、烟草美酒，时常邀人来开沙龙办招待会。这种对于“美”的极致追求，成了一生的底色。
他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唯美主义”作为艺术流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远离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唯美主义”一度被批评为颓废、不健康。
但这些艺术家显然对“正能量”不屑一顾。
王尔德写作的剧本《莎乐美》和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都有他所追求的极致之美的影子：铺陈的物质、狂怒的灵魂、血色的月亮。人和魔鬼做交易，不追求真善，只换取美。
甚至在学界，唯美主义的结束，是以王尔德的被捕为标志的。
他被捕的事情先按下不表，这位豪阔的名门公子在适婚的年龄迎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康斯坦斯，并共同生育了两个儿子。王尔德颇享受父亲的身份，他给孩子们不厌其烦地讲睡前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许多人小时候也听过，比如《快乐王子》，比如《夜莺与玫瑰》。
这本来可以是一个体面和谐的家庭。
问题是，他追求的极致之美，现实中竟然成真。
他叫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王尔德唤他的昵称作“波西”。在年代久远的旧照中，波西年轻俊秀得惊人（后世的电影里是由裘德·洛饰演的，非常神似，自行体会一下）、出身名门、性格骄横。
道格拉斯（左）与他的哥哥
王尔德为他痴迷，又为他挥金如土，三年里花到5000英镑（换算到现在，可能等价于45万英镑）。
但此事触怒了波西的父亲道格拉斯侯爵，他起诉了王尔德——1885年，英国国会颁布了法案，禁止两个男性之间的“严重不当行为”。王尔德和波西的关系当属其列。
王尔德的友人曾劝说他逃离，但他最后没有。或许他的尊严不容许他这么做，他的天真令他留下来捍卫自己的名誉。
他反诉波西的父亲诽谤，却在法庭上无法证明他与波西之间的关系清白。依据当时的法律，他被捕入狱，并被判两年的苦役。同时，曾经挥霍的他连700磅的起诉费用都付不起，被迫宣布破产。
这位公子哥从未吃过苦，监狱的条件极其恶劣，他又受到其他罪犯的暴力攻击，而且这两年里，波西从未来探视过他。
但他坚持给波西写信，这些信件集结成了后来的《自深深处》。大部分倒都不是想象中的情信，信件里，王尔德大部分时候都在咒骂情人的虚荣与挥霍、计较自己所付出的苦难，以及——承认自己心高气傲，却又无可奈何的爱情。
王尔德出狱后曾经为了孩子想要和康斯坦斯复合，这时波西却又出现了。他再次向王尔德示好，王尔德也再次毫无抵抗地选择了波西。他们同游意大利，却发现昔日的情感已经难以再续。王尔德此时落魄潦倒，对波西来说，已经不再有吸引力。
尽管他的落魄潦倒都是拜波西所赐。
如王尔德在信中所写：我在你身上用尽了一生。
他们很快彻底分手，王尔德所剩的时日无多，几年后就孤独落魄地去世。他的监狱看守曾说，他所经受的苦役，足以使他这种从未吃过苦头的人在两年内毙命。
一语成谶。
死后他的文学地位逐渐获得尊重，他得到了全世界女人的爱。他在巴黎的墓碑上，印满了口红印，后人担心墓碑会被人亲坏，不得不加了玻璃罩子保护。
王尔德之墓
但这是一个他看不到也想不到的结局。
1912年，英属印度公务员朱利斯·图灵与妻子埃塞尔·斯托尼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艾伦·图灵。埃塞尔从印度赶回英国生产，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图灵夫妇对儿子有老派英国精英的期待：接受公学的教育、进最好的大学、做一份体面的职业。
某种程度来说，艾伦·图灵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但也非一帆风顺。他进入了公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极强的兴趣和出众的天赋，在当时的保守环境中却不受重视。图灵有些孤僻地沉迷于自己的化学实验，同龄的孩子无法理解，老师们对此不屑一顾。
他唯一的知己是克里斯朵夫，这个比他年长一级、却又瘦弱矮小的男孩。图灵第一次见到克里斯朵夫，形容说“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太有魅力了”。
动人的不只是他金发蓝眼的面貌。克里斯朵夫是堪称完美的好学生，并且也对科学充满好奇。别人玩闹的课间，这对小男孩兴奋地讨论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和相对论。
曾经有一次，图灵用自己的反正切级数算法计算到了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第36位，克里斯朵夫托着下巴验算了一遍后，遗憾地跟图灵说：“非常抱歉，你最后一位算错了。”
克里斯朵夫早一步考入剑桥三一学院，他写信鼓励小一年的图灵：“……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我更希望你来剑桥三一学院，这样我们就能经常一起上课了”。
这委婉的表达一直被图灵视为克里斯朵夫对他情感的证明。
不幸的是，克里斯朵夫的生命很快停留在青春岁月里。他自幼体弱，两次手术没有留住他。图灵悲伤欲绝，这段未曾挑破的情感，被认为是图灵一生的初恋。
他是个无可辩驳的同性恋。
图灵后来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中，他似乎对自己的性向坦然地接受了。他交往过酷肖克里斯朵夫的同性恋人，也有过纯粹的同性性伙伴——这一切当然是非公开的。
图灵和王尔德身处相近年代的英国，活在同一套对同性恋的禁令之下。
同时，图灵也没有放弃对那些艰深问题的思考，在给克里斯朵夫母亲的信中，他说，那是他“缅怀克里斯朵夫的方式”。
图灵的纪念馆中，他亲手写的怀念初恋对象克里斯朵夫的信件。
当时的数学界人人想要摘取的明珠，是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的三大判定问题：数学是完备的吗？数学是相容的吗？数学是可判定的吗？
那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年轻的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很快对前两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935年某天，大学生图灵躺在草地上想出了解答第三个问题的办法：用一种虚拟的“图灵机”模拟人类所有可能的计算过程。图灵证明，无法用算法来判定图灵机是否会停机，所以希尔伯特第三个命题的答案为否。
那是他崭露头角的时候，导师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做博士生。那段时期的普林斯顿群星荟萃，图灵对门的办公室就是冯·诺依曼，爱因斯坦常年在物理系与数学系之间的天桥上奔走。二战爆发，这些犹太裔的聪明脑袋纷纷来到美国这座象牙塔中。
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
Firestone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June 2012
图灵却没有在美国久留，他毕业后回到家乡英国，身上背负着一件绝密而重大的任务。
当时，德军的电报均有自己的加密和解谜装置，系统极为复杂。图灵要做的，就是破译这些密码。
很快，他解谜的速度几乎超过了德军的接收方。
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发明的Colossus computer（第一台可编程计算机）破译了德军已经不断加强的密码体系，二战的转机自此出现。
据专家的估计，图灵和他的工作，使二战起码提前了两年结束。是他救了百万人的生活和性命。
但因为是机密的任务，图灵只获得了一枚奖章，他的真实功劳却被掩盖。之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科学家的轨道上。他提出了“图灵测试”的实验，作为人工智能是否有感觉的判定标准。这套标准一直到今日还在沿用。人们称图灵是“人工智能之父”。
1952年的某天，图灵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了19岁的少年穆雷。穆雷不像他过去的那些情人一样优雅聪明，他是个出身低微的小偷混混，却意外地击中了图灵。他把穆雷带回了家，这段“不合时宜”的情欲最终毁了他。
图灵有一天发现自己失窃，而窃贼正是穆雷的同伴。当着警察的面，图灵一五一十地供出了自己和穆雷的关系，甚至为此写了长达五页的散文式的叙述——天真的图灵对友人说，他觉得同性恋很快就可以合法，他所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
当时的法庭不认为这事正确。他需要在坐牢和“治疗”中二选一。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化学阉割。
雌性激素令他阳痿、变声、乳房发育。令他不堪其辱，在两年后吃下有氰化物的苹果自杀。
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在一份超过三万人的情愿书要求下登报向图灵道歉：“我们很抱歉，你本该被更好地对待。”
他本以为很快就会到来的事，过了好多好多年才实现。
1966年，一张古怪的摇滚专辑《The Velvet Underground&Nico》面世。专辑的封面是一根黄色的香蕉，来头不小，由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设计。
这张专辑一反当时的嬉皮文化，歌词里大胆地涉及了毒品、性虐、同性恋情。或许因为太过于前卫，这张专辑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乐队的名字就是专辑中的The 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据说得名于一本性虐主题小说。主唱Lou Reed（卢·里德）后来用一生书写了摇滚史上的传奇。
说回那张古怪的第一张专辑，虽然在当时并不叫卖，但是吸引了那些前卫的艺术家灵魂。摇滚史上有个经久不衰的老笑话：虽然没有多少人买那张专辑，但买了的人后来都有了自己的乐队。
具象一点来说，那张专辑启发了帕蒂·史密斯、大卫·鲍威、涅槃等等现在都已经被封神的名字，Lou Reed是所有这些巨星的公共导师。
Lou Reed在出生在一个保守的犹太家庭。这样的家庭里，他是一个大麻烦，从小就反抗权威、情绪化、更重要的是，他有“同性恋倾向”。
在他生活的美国，各州已经逐渐放宽对于“性悖轨”（主要指同性性行为）的刑事处罚，但是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说法到达顶峰。换句话说，Lou Reed不像王尔德与图灵一样被认为有“罪”，而是被认为有“病”。
很难说谁更不幸一点。
父母听从了一位医生的劝说，把Lou Reed送去接受“电击治疗”。这种矫正方式非常流行，基本的原理就是给有同性恋倾向的“患者”观看同性色情片，一旦产生性兴奋的反应，就用电击。
Lou Reed事后在某次专访中回忆起这一切：他们把东西放到喉咙底下，舌头动弹不得。然后电击你的脑袋。感觉像是失去记忆，像是变成植物人。
他后来在一首黑暗的歌曲《kill your sons》（杀了你的儿子）也记录了这段经历：你想要阅读，却始终无法继续阅读，因为你总是会忘记你读到哪儿了，你只能停留在某一页上……你知道吗，他们想要杀了他们的儿子。
长大后的Lou Reed离开家进入大学，并进入了东海岸的文青圈子。摇滚在那个时候“拯救”了他，并且开始尝试写歌。在之后，更是把他一路带上组建乐队、开创风格的道路。
作为“华丽摇滚”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常透露出一种雌雄莫辨的气息。讽刺的是，少年时遭遇的电击治疗从来没有治愈过他。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具有受虐倾向的双性恋。他一生经历过四次婚姻，也曾与一位“变装皇后”坠入爱河。
相比之下，Lou Reed算是好运地寿终正寝：2013年，他在美国死于肝脏衰竭，享年71岁。
如今，美国全境都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尽管如此，“矫正”同性恋的想法在一些保守派人士心里根深蒂固。仅有十几个州立法禁止这类电击矫正的“疗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许多人因为天生的性取向，被绑起来、被强迫观看同性影片，并被狠狠地电击一下。
不只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今天是第三十个#国际不再恐同日#。三十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ICD）中去除，正式意味着将同性恋去病化。
对于直人世界来说，这件事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对于性少数者而言，这是个里程碑：他们不再被认为是“病态”“变态”或“心理问题”。从医学上来说，他们无需、也无法被“治疗”。
在此之前，很多人为此受尽屈辱，甚至付出生命。
这只是较负盛名的三位性少数（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等等性取向）的故事。在历史上，因为自己天生的爱欲而遭受苦难的人更多、可能经历更凄惨。有人被投入火中烧死，有人被物理/化学阉割，有人遭受长期的电击痛苦。
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类对于“少数”的恐惧与恶意——尽管，所谓的“少数”，也是人群中的成千上万人。
如果历史上的他们不曾遭遇这一切，不曾经历歧视、排挤和迫害，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会不会很不一样？
即使不是天才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只是面目普通的芸芸众生，是不是至少，这个世界上会多出很多可以自由去爱的人？
这本来，也应该是我们生而为人，天生就有的权利吧。
来源：澎湃新闻 作 者：陈麻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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