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艺术形式层面上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所谓“草蛇灰线法”的成功设定与运用。
所谓“草蛇灰线法”，并非迟子建的独创，而是早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金圣叹那个时候，就被他在小说评点中较为广泛地使用的一种技法术语。在其著名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曾经写道：“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①
通俗一点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技法之一，“草蛇灰线法”就是指，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隐伏贯穿着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线索脉络。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非常娴熟地多次成功使用了这种“草蛇灰线”的方法。具体来说，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共有两处。
一个出现在上部的第五章里：“刘建国平素是不怎么联系他的。但有个礼拜天，他突然给于大卫打电话，求他一起带个男孩，去澡堂泡澡。于大卫说你又不是带女孩泡澡，干吗这么忌讳，还得我陪绑？刘建国说他不习惯带学龄前儿童洗澡，怕有闪失。”即使仅仅从刘建国给出的说法来看，其闪烁之处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只有到后来，伴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我们方才彻底了解到，却原来，刘建国之所以特别惧怕自己单独一人带着男孩去洗澡，与他在四处搜寻铜锤而无果的过程中，一次无意间犯下的罪恶紧密相关。但在展开对他的罪孽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的存在。那就是，在上部第七章的结尾处，刘建国搭乘客栈老板的汽车返回驻地：“客栈老板打开了雨刷器清理虫子粘腻的尸骸时，刘建国仿佛看见了一道道血痕，心阵阵作痛，他对客栈老板说：‘请慢点开。’”
一个人，能够如此体恤关注蚊虫蝼蚁的生命，其内心深处的善良，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把这个细节，与刘建国为了寻找铜锤竟然不惜耽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样的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善良无私与道德高尚，似乎的确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但令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刘建国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居然也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刘建国来洗澡，最怕遇见小男孩，尤其是六七岁光景的。这些孩子大都由家长带着，或是父亲，或是爷爷。刘建国一见他们童贞的脸，纯净的目光，无瑕的裸体，就有被阳光刺痛的感觉，会不由自主地缩着身子，闭上眼睛。这个时候的温水池，对他来说就是深渊，他觉得自己在下沉，被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了。”正所谓“为自己讳”，长期以来，尽管刘建国竭尽所能地想要遗忘掉这件罪孽，但它却一直梗在他心中从未消失：“他明白对一个本质善良的人来说，罪恶是不会被岁月水流淘洗掉的，它是一颗永在萌芽状态的种子，时时刻刻要破土而出。所以刘建国明白，罪恶一件不能沾，否则人生就没真正的晴朗。”
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对那些心存善良的人来说，罪恶是一件不管怎么说都沾不得的事情。具体来说，这件令刘建国一想起来就追悔莫及的罪恶的真相是，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四处搜寻铜锤的刘建国，来到了作为中苏界湖的大兴凯湖畔。正是在大兴凯湖畔，一方面想起自己这么些年来因四处搜寻铜锤所饱受的那些委屈，另一方面也因为联想起了知青时曾经的恋人张依婷，刘建国曾经一个人大放悲声：“本该在青春期闪光的爱与性，在刘建国的命运中，是板结泥土中被压抑得干瘪了的种子，难以发芽，那一刻他的委屈终于爆发了，大放悲声。”但也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忽然在一条被废弃的船的舱里，遇到了“一个穿白背心的六七岁模样的男孩，光着屁股，玩万花筒。”刘建国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这个天真无邪小男孩的突然出现，竟然会刺激出他内心里潜伏着的魔鬼邪欲来：“他那无邪的姿态，令他想起张依婷在林场倾着身子拉小提琴的情景，而他天真的脸蛋，简直就是张依婷天使般面庞的翻版。刘建国一阵恍惚，哽咽着叫了一声‘依婷’，热血上涌，他疯了似的跳进船里，扑倒小男孩。船底已无舱板，小男孩躺在沙地上，被他压得喘不过气，他哭叫着，用万花筒砸刘建国的额头，浑身滚满了沙子。此时的刘建国满心都是魔鬼，难以自持，然而未等他彻底发泄，沙滩上传来四蹄动物奔跑的声音，一条狗根本没有叫一声，昭示它的到来，旋风般跃入，咬住他后脖颈。刘建国疼得松开小男孩，瞬时从噩梦中惊醒，羞愧交加，虚汗横流。”请原谅必须把这些相关文字抄引在这里，不如此就难以充分凸显出刘建国的罪恶来。
从此之后的刘建国，不仅怕见光屁股的小男孩，而且也怕见月亮和狗：“它们一个是天上的审判官，一个是地上的警察，都洞见了他的犯罪。”到后来，一直到翁子安刻意闯入到黄娥母子的生活之后，刘建国方才贱贱地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曾经的罪恶：“从心灵世界祛除一寸黑暗，他就得了一寸光明。他终于鼓起勇气，想去寻找多年前被自己猥亵的小男孩了。”只有到刘建国重返大兴凯湖畔，经历过一番耐心打探，方才了解到，自己当年的罪恶行径的确对那个名叫武鸣的小男孩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精神创伤。不仅怕见成年男人，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也因此，如果说当年那个偷走了铜锤的人对刘建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么，刘建国自己则同样也对武鸣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正因为刘建国已经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所以，他最终才决定用余生来陪伴武鸣，以如此一种充满着忏悔意味的行动来为自己赎罪。
另一个，则出现在上部的第七章：“自从于大卫告诉他不必找铜锤之后，刘建国确实没再来过犹太公墓，以致他把车停在墓园外，看守人见刘建国和一个陌生人来此，觉得奇怪，不像往常似的见着刘建国和于大卫立即放行，而是朝翁子安要身份证，做个登记。刘建国得以觑见翁子安的二代身份证信息，上面标注他一九七七年二月生人，地址是鹤岗市下辖的一个县。”紧接着，两人便进入公墓。翁子安在将石子摆到谢普莲娜墓前之后，要求刘建国先离开，他要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儿。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的一个小时：“翁子安从犹太公墓出来时，眼睛亮了，气色也好看了。他告诉刘建国，祭奠完谢普莲娜，他又拜谒了一座犹太建筑师的墓。”
一向都是医院里出医院里进的翁子安，为什么好端端地要来拜谒看起来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犹太公墓？还有，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披露翁子安出生的相关信息？虽然刘建国对此似乎毫无怀疑，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能不心生疑窦。但其实，这也是迟子建事先埋下的一条“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翁子安不仅对他当年的丢失铜锤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且也还向刘建国打听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以及若干相关的重要细节，比如，那只掉在了地上的虎头鞋。实际的情形如何，所有的这些叠加在一起，最终也都构成了这一条“草蛇灰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其实，在从于大卫那里了解到自己乃是日本遗孤的奇特身世之后，刘建国就不仅放弃了继续寻找铜锤的行动，而且也对人生产生了巨大怀疑：“自从于大卫告诉了他的身世遭遇，刘建国倒是放下了寻找铜锤的念头，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对镜中的‘我’，突然感到陌生（请注意，这里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的现代哲学命题）。”在试图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而最终无果的情况下，“刘建国明白，自己是被命运之鸟，衔到哈尔滨的一粒风中的种子，落地生根，已是刘家土壤的一株植物，与此荣枯。”
但命运就是如此吊诡，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刘建国因为心灰意冷而放弃了寻找铜锤的行动之后，他反而在不期然间获知了铜锤的下落。给他最终揭开谜底的，就是后来被取名为翁子安的铜锤本人。却原来，事情的真相是，翁子安的母亲，当年和一个上海知青谈恋爱，结果这个上海知青返城后却遗弃了她。关键的问题是，翁子安母亲这个时候已经有孕在身，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她把孩子生下来，但翁子安母亲却坚决不从。到最后，孩子不仅在七个月时早产，而且在一次感染肺炎后送到医院三天后就夭折。孩子的夭折，对翁子安母亲的精神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失去孩子后，母亲的精神渐渐不好了，她整天在窗前呼唤婴儿的乳名‘四点’，因为这孩子是凌晨四点出生的。”为了使翁子安母亲的精神得到足够的宽慰，他的舅舅只好在火车上做手脚偷回了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就是铜锤，当然，也是翁子安。
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寻找铜锤已经四十多年的刘建国，在获知了这一消息之后，一时陷入到了巨大的震惊之中：“刘建国多想大哭一场啊，可他没有眼泪，头脑一片空白，好像走在茫茫无际的雪原，没有日月，世界一片虚空。”而翁子安，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舅舅了：“无论舅舅如何忏悔，翁子安觉得他对刘建国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但他对舅舅又是依恋和同情的，是他把他抚养成人。”其实，也不只是翁子安，即使是他那位已经罹患喉癌的舅舅，也因为自己当年的犯罪行为而陷入到了深深的悔恨之中，他之所以一定要把煤矿股份的百分之三十转让给刘建国，也正是如此一种悔过心理充分发生作用的结果。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我们已经深度分析过的“草蛇灰线”之外，《烟火漫卷》中，也还有着黄娥和杂拌儿的故事。这一方面，最早出现的具有强烈暗示性的意象，就是那只雀鹰和那顶卢木头曾经戴过的帽子。黄娥之所以会对那只雀鹰先后给出过“讨债鬼”与“守护神”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也与她内心里所潜藏的精神隐痛紧密相关。却原来，她的丈夫卢木头，不仅早就因为怀疑她与刘文生偷情而活活气死了，而且她也已经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卢木头葬在了鹰谷之中。既然对卢木头之死心存愧疚，黄娥便准备自己也一死了之，好去阴间陪伴丈夫。但唯一令她忧心忡忡无法放手的，就是儿子杂拌儿的未来生活该怎么办。黄娥之所以不惜千里迢迢也要跑到哈尔滨来，硬是要把杂拌儿塞给四处奔波寻找铜锤的刘建国，就是为了能够早一点去陪伴早已是阴阳两隔了的卢木头。
归根结底，在一部其实充满着人间烟火气的长篇小说中，迟子建能够通过“草蛇灰线”这一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最终实现对人性和命运的双重究诘和追问，无论如何都应该获得我们充分的肯定与认可。
注释：
①金圣叹《金圣叹全集》第一册，第2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020年7月22日下午17时50分许
急就于长安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