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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很优秀，在周围的男性中，我的个子是最高的，相貌是最端正的，既有缜密的理性思维，也颇具行动力的，我的朋友都不如我。可以这么说，我具备了男性的一切优点，只欠缺一项素质——那些女生称之为‘浪漫’。其实‘浪漫’这东西有什么好的，只有排除掉那种华而不实的感性，以绝对客观的视角，才能够彻底看清事物的本质，采取有效的手段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马伯庸，《ABC——一个理性主义者之死》
2002年马伯庸在新西兰留学，为了哄当时的女友开心，在写论文的间隙写了一个故事《她死在QQ上》。“我不会甜言蜜语，只能编个鬼故事哄哄女孩子。”马伯庸说。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最终有没有被鬼故事逗乐 。
15年后，马伯庸已经是一个从大厂辞职的全职作家，受邀参加“一席”时，他讲的是《当古人遇到十二星座》。他在开场白中说：“这些星座、命理，我个人认为属于封建迷信。我们天蝎座是不相信星座的。”短短三两句，把玄学爱好者们瞬间拍回了现实的地面。
这一切，都令人愈发相信：《ABC》里的自述者，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一个不太浪漫的，绝对客观的理性主义者。
在小说里，那个理性主义者为了追求爱情而放弃理性，投入“流星许愿”的迷信怀抱，最后葬送了自己。
在现实中，马伯庸施展他的绝对理性，成为了新书一小时预售额破百万的作家。
马伯庸，一席演讲 01 多栖动物 马伯庸的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用网友的话说，是“论坛时代——微博时代——影视IP时代”。按他自己的划分，是《古董局中局》之前和之后：“《古董》之前是一个自high的写作方式，《古董》之后是大家一起high。 ”
受众的变化似乎并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太多困扰。“很多人会觉得写东西是不是要迎合市场，迎合受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受众要求的和你自己擅长的不完全统一。你能做的只是吸引和你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迎合那些和你不同的人。”马伯庸说。
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影视IP，他每一脚都顺利地踩在时代的脉搏上。他似乎和时代相处得很好，既不抗拒，也不挣扎。在他眼里，资本和文学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甚至是并行不悖的。“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对立。我对新事物的拥抱程度比较快。做事情还是要抓住一个核心点：你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世界，科技在变，平台在变，但是内容本身不会变。”说这段话时，他的语气很平淡，似乎世界本来如此，似乎那些被变化打得措手不及的人，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寻烦恼”。
马伯庸对环境的适应力或许来自他童年时期的13次转学。 他曾总结过转学生的生存策略——不要拿自己当外人。 他是一个多栖动物。 如果想让他传授一点“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的秘笈，他也许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适应力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技能，而是本能了。
在南京首发签售会上，马伯庸一身运动装，看起来很精干 。 出版社的编辑说： “马老师现在每天健身，对下榻的酒店的要求是‘有健身房’。 ” 如果还记得马伯庸2018年圆桌派时的身材，说他“判若两人”绝不夸张。 刚及不惑之年的他，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体力跟不上创作动力。 “目前想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主要还是在于精力和体力的问题。 村上春树就是一边跑一边写，我也是效仿先贤。 ”谈及他近期的困境时，马伯庸在电话那头说。
面对跑步的痛苦和无聊，马伯庸说他每天都在跑步的时候想小说情节，“跑步机上一边琢磨一边跑，想通了一抬头，三十分钟过去，好似跑步的痛苦全快进了”。
在减肥这个众生努力又众生挫败的事情上，马伯庸似乎再次证明了：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什么“无趣”是不能转化成“乐趣”的，也没有什么痛苦是不能被适应的。
02 “伪历史”考据者 这次的新书《两京十五日》与《长安十二时辰》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段里填充细节，理顺历史的因果，雕刻历史人物。 《两京十五日》的故事源于《明史》里一段关于朱瞻基的历史记载——“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在这40多字的历史缝隙中，马伯庸拓展出了一个近70万字的小说。
“这本书写的是朱曕基沿着运河从南京到北京奔丧的过程。 我在 想 他当时是怎么跑的？跑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遇到了哪些困难？得到了哪些帮助？这些在史书里是没有记载的，那就是我发挥的空间，这是我最享受的事。 ” 对马伯庸来说，历史小说的创作很像是警察站在凶案现场，要凭借遗留下来的线索来重新推演过去、 重构过去。
“历史就像是薛定鄂那只可怜的猫，在时空中永远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迭加状态。惟有当历史学家翻开典籍，开始打算研究的一瞬间，历史的真实状态才会最终凝结。但是这种凝结并非恒定，无法通过重复试验来加以验证。一位古希腊物理学家指出：‘人无法两次研究同一段历史。’”马伯庸在早年的小说《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 （下简称为《殷商》） 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在《殷商》的第一章，他虚构了一个作者—— 只斤怯不花·妫·康斯坦丁诺维奇 。 这个人名由一个蒙古族的名“只斤怯不花”，一个中国上古八大姓之一舜帝的姓“妫”，和一个波兰人的名“康斯坦丁诺维奇”组成。 在历史考据还没有成为马伯庸的想象力的边界之前，他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混搭。
“例如以西方翻译腔的风格写三国，‘诸葛亮是如此惊讶，以至于他半天说不出话’；或是以东方武侠的风格写中世纪欧洲，‘一名教士跃至半空，刷刷刷甩出三剑，将对手迫退，然后长啸一声’。”（《马伯庸：重构历史是件很刺激的事》，人民网）他还把动漫《银河英雄传说》的同人文与元杂剧嫁接，写了一篇《元杂剧·忠感动天齐格飞义勇救主》。
正是文体和思维的不受限，帮他冲破了历史小说最大一道槛——深度历史研究对想象力、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戕害。在他获得“人民文学散文奖”的作品《风雨<洛神赋>》中，就虚构了曹丕、曹植兄弟与甄宓的“三角”关系。在马伯庸的“考证”中，曹丕为了夺嗣，安排甄宓色诱曹植，并以给甄宓之子曹睿封爵作为交换条件。而后来成为魏明帝的曹睿，并非曹家后代，而是甄宓与前夫袁熙的孩子。
看完这篇文章，我对马伯庸说：“我几乎相信了《风雨<洛神赋>》就是史实。”他在电话里大笑道：“这个就属于，看着越像真的，它就越好玩。” 我问他：“你相信历史有真相吗？”他说：“我相信。”
马伯庸曾说，他的故事是伪历史，但不是伪造历史。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只要逻辑上成立，也不能说它肯定没有。不妨将这些作品当成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故事。 被网友称为历史“考据体”小说的作者，并没有把真实的历史当成他的目的地，那么他到底要去往哪里呢？ 他给我的答案是“好玩”。
“历史对我的吸引力就是对既定事实给出一个新解释。对历史的重新解构，是很好玩的。我不像专业学者，不需要还原历史真相或者传道授业解惑，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事。”
03 长途卡车司机 “好玩”和“有趣”经常挂在马伯庸的嘴边。问他为什么喜欢历史，他说因为有趣。问他写作动力来自哪里，他说因为好玩。他不仅解构历史，还解构意义。
他曾在豆瓣开了一档《马伯庸的冷门书单》的节目，发刊词的标题是“你太累了，开心有趣比什么都强。”他在节目里说：“这些书什么主题、类型都有，唯一的共性是不紧跟时代，也不蹭时髦话题，对你创业、实操、工作可能都没什么用……甚至连启示都没有，只是觉得很有趣。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天荒废的特别充实。”
“荒废的充实”大概是“好玩”的另一张面孔：对生活没有过高期待，对单调较为耐受，这样生活反而遍布“乐趣”与“充实”。 而 它似乎也成为了解读马伯庸的一把钥匙。他在施耐德公司一呆就是十年，在他的告别文章《十年》里写道：“这不是恭维。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十年，那么一定有工资之外的理由。” 事实上任何的长期合作，都不是单方的功劳。 显然，马伯庸也是一个对重复和单调忍耐度很高，对一件认定的事忠实度很高的人。 虽然他一直追求“好玩”，但他似乎也默认了“无聊”才是生活的底色。他说，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是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 “因为我对娱乐活动没有兴趣，K歌、party我都很少去，连玩游戏都喜欢玩单机的。 ”
我问他，如果不当作家，最想做什么工作？他说：“我觉得可以去当一个长途运输卡车司机吧。一个人长久地在路上孤独地开车感觉也挺好。”
作为一个追求有趣的人，他时而也向往无聊。
来源：凤凰网读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