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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种着虎耳草、玉簪、凤尾蕨、常春藤、吊兰、山茶、竹节和细辛，它们来自森林、沟角和岩壁。它们不是珍稀物种，几乎没有一样登得上大雅之堂。在我得到之前，它们处于纯野生的状态，于是我想模拟一个野生的环境，挖取各自原住地的泥土，有时用铲子和锄头，有时用裸露的双手。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有些小石头我也懒得将它剔除出去，它本来就属于那株植物和与之相融合的根部泥土的一部分，它们与生俱来就共生共存不知经历多少个世纪，我为什么一定要将它们分开呢？我用编织袋一小袋一小袋装好，放在车的后备箱里，把它们运回来，一捧一捧盛出，放进同样来自村野的石磨、石槽里。有时琮会用取自石灰质土壤上的黄荆条竖成小篱笆，那样可以多装些泥土，当然这样装点会显得更有韵味。
它们长得欣欣向荣。发现有蚯蚓和田螺的身影是在半年后。之前曾有蜘蛛和蟋蟀来造访，我不止一次把蜘蛛结在视线范围内的网破坏得一干二净，但我并不担心会伤害到它们的生命，我相信任何一种自然之物都是具足大智慧的，它们一定会在远离我视线的地方另外织一张天罗地网，把进入领地的所有食物一一收入胃囊，然后繁衍生息。也许过不了多久，它的子孙后代又会故技重演来到我的眼皮底下。
对待一只蟋蟀可就客气多了，因为它们是我儿时的玩伴。我的三哥曾用他亲手编制的芦苇杆笼子为我装进三只蟋蟀供我玩耍，他还教我编那样的笼子，我觉得它比我后来看到的能放进橱窗里的任何玩具都更精美。他也会抢走我手上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不答应奉送的话。不过后来他又独自一人埋葬我病故的母亲，母亲躺在她为父亲准备的棺木里，那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占用他人物品。那一年我的三哥才二十一岁，还未婚娶，而我和二哥一个在茅台一个在昆明，我们都没有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再见也是坟茔。这两个地方于今天而言是多么近的距离多么发达的通讯啊，那时却隔着千山万水渺渺无音。
我只是用三个手指把它从我的窗户底下拈起，脚步轻缓移动大气也不敢出，我得珍惜现已不能常存的儿时记忆中的任何东西，比如母亲为我们讲过的故事，父亲摇过的磨盘，三哥捉过的蟋蟀，因为有些错过便是永远。我怕没轻没重的手指一不小心稍加用力就会捏碎它，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把它运送至泥土中。我一直认为蟋蟀是属于泥土的，其实应该说它属于大地，无奈我的小轩窗在二楼的平台上，它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地很远，我只得把它送到石槽中，里面盛满疏松肥沃的泥土。
到平台来的最珍贵的“客人”是一只麻灰色的鸟雀，我给它起名“春天”，这个名字和它的书名相去甚远，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春天”在春天来到屋檐下，那时我正在颂读《终风》“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时令的天气有淅淅沥沥的雨，无风也无暴也无霾。“春天”却惠然肯来，频频光顾。它先是站在琉璃青瓦的半墙上左顾右盼，要么优雅地踱步，要么风骚地扑动翅膀，似在引起我的注意。如果我仍然不为所动，它便会虚张声势地叫几声“夹、夹、夹夹夹”，一声比一声更急切一声比一声更不友好，似有就要向我扑将过来之势。我停止颂读，然后一动不动仔细观察它。我们对视着，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一分，两分。最后它仿佛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守城将士，我是何等的软弱，我的城堡布防如此空虚，于是它嗖的一下飞到屋檐下。那儿挂着一只猪脚两块腊肉三串香肠。
它的脚爪紧紧的有力的勇猛的抓在一块切过小半截的腊肉上，像钻探机探头伸入地底一样把喙伸进肉里，津津有味地啄食起来。小小的头颅一点一点的，跟啄木鸟医生给树木捉虫子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我才发现那块肉的上面已经有好几个啄食过的小洞，白色的肉糜散落在洞口。我先是呆若木鸡，继而傻瓜似的笑了。
“春天”来的时候武汉正封城呢，我们进出小区要严管，扫健康码，非小区人员不得出入，活禽也不能带入小区。外出必须戴口罩，白色、蓝色、黑色或粉色的，那时你会碰到各种材质各式各样的口罩，有的像女性的胸衣，有的像限制牲畜揽食庄稼的嘴笼，五花八门。戴在瘦人脸上松松垮垮四面露风，在胖子脸上严严实实把皮肉勒出深深的褶皱。有里外也有上下戴反了的，让人看了忍俊不禁。那段时间不能聚会也不能串门，全世界人民都让一种被世卫组织命名为“2019-nCoV”的 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折磨得够呛。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余的是狂妄和浮躁，不足的是敬畏与平和。
我把被啄食过的腊肉翻了个面，让它正对着我坐的方向，我要看看“春天”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消灭掉的。“春天”得寸进尺，它翘着尾巴，把它性感的后背和屁股暴露在我的视线之内而无所畏惧。我正举起相机想要捕捉它的倩影，它却以为我要搜集它做窃贼的证据，它傲慢地旋转，“夹、夹、夹夹夹”朝我怒吼。它机警而又目中无人。
我怎么会和一只鸟对峙呢？这传出去多丢人，索性丢掉手机，我倒要看看它的喙有多尖厉，胃囊有多硕大，能用多久的时间把我屋檐下的所有肉品吞噬？但“春天”的战斗力实在乏善可陈，除了肥肉它根本动不了其它，瘦肉它奈何不得，而猪脚，它连皮没能动一下。就这样，“春天”每天来访，有时我在平台，眼睁睁看它飞来，饱餐一顿后离去，有时我在屋里睡觉、做饭或者打扫卫生，它“夹、夹、夹夹夹”叫几声，表示知会我了。“春天”变得越来越有礼貌，我一度以为，它也是我平台的一分子，像那些欣欣向荣的虎耳草、玉簪、吊兰和细辛。
几个月里，我们吃光了家里积存的食物，包括冰箱里冷冻的鱼肉、蔬菜和屋檐下的腊肉、猪脚和香肠。我又把一些新的物种带到平台，有四五种的多肉和太阳花，还有像毛毛虫一样开着红花的白檀，一个枝条上缀着十几个花苞。虎耳草、凤尾蕨、常春藤、吊兰、竹节和细辛都可以分家了，它们被装进瓶子、瓦罐和铁锅里安营扎寨，而玉簪却迟迟不肯开花。蜘蛛依然结网，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冷不丁碰我一脸，要是粘到嘴唇上，我能尝到它是咸咸的味道，我也从不手下留情，无数次地捣毁它，只是我们（蜘蛛与我）都并不气馁，反而有些捉迷藏的感觉，像两个幼稚的顽童，总是乐此不疲重复千篇一律的游戏。蟋蟀总在夜晚于我的窗子下鸣叫，“啾啾啾，啾啾啾。”有几个晚上彻夜不停固执己见，时间一长，我便分不清是它们真的在鸣叫，还是我的耳鸣。
我白天依然在平台颂读“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或者“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声情并茂。打坐。有时也发呆。喝茶，或者干脆就打个盹儿。晚上则偶尔出去，长久地独坐。隔着窗户看同小区某一户人家厨房女主人忙碌的身影，听孩童喧闹的声音。甚至穿越时光回忆往事，或仰望星空，看满天星斗，无所事事。
我盼望一只青蛙的到来，如果有一群当然更好。组成青蛙的营养物质就在我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许是腿骨、牙齿、肌肉，也有可能是脑髓，总之我不能忘恩负义。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我的二姐打着用向日葵杆浸水、然后晒干点燃的火把，在我家的斑竹林里逮到了五只青蛙，这显然是我的老中医舅舅授意。我的父母极为担心不爱吃饭而且骨瘦如柴的我会夭折，事实上之前我有两个哥哥就因为过度羸弱而早早离世，所以我的老中医舅舅认为很有必要向大自然寻觅能补中益气缓解体虚的精灵为我所用。他开出的处方是清蒸青蛙，加猪油少许隔水蒸，喝汤食肉。我的二姐在那个夏天至少有三次于夜晚出去为我逮青蛙，每次都能满载而归。青蛙的疗效毋庸置疑，这一点从我到今天还活在世上便是最好的证明。
小区的通道放开，口罩在多数场合可以摘下了，我们时不时出去吃饭、娱乐。褐色和黑色的蚂蚁时常出没，稍不注意它们就会堂而皇之越过平台，登堂入室进入我的客厅。软体动物蜗牛也来了，它趴在玉簪的叶子上吮吸汁液，我不敢确定是否它的原因导致我家的玉簪一直不开花。我盼望的青蛙却始终没有出现，尽管我认为它的叫声远比蟋蟀更为悦耳。那只叫“春天”的麻灰色的鸟雀，它最后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个头比初见时大了一倍，不知是单纯吃胖了，还是已经怀孕。我也不知道短短数月里，日渐皱纹密布眼袋横陈的我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春天”是否都看在眼里。在习惯了它每日的到访后，我以为跟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链接，能将彼此投射。
但无论如何，自从我们把屋檐下的肉一点一点吃光，把一只旧的长满花斑的葫芦挂在那儿以后，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春天”再也没出现过，也许是它不得不去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也有可能跟人类一样随着对疫情的恐惧程度减弱而飞往更加广阔的天地。而当我发现它彻底不再来时，已是处暑节气，暑气至此而终止矣，两三里之外的田畴，正是割稻陌阡车马驰。
作者简介：
蒋芹，1970年生，贵州息烽人，有作品在省内各报刊媒体发表。现供职于息烽县政协。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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