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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学的个人叙述（下） 卢惠龙
各领风骚几多年 4
全国写长篇小说的省部级干部有两人。
一是李尔重，汉族，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作品有《长白山上的自卫队》、《杜厂长》、《领导》、《翠英》、《战洪水》，以及500万言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2009年去世。
一个是龙志毅，彝族，1929年生于云南永善。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写作长篇小说五部：《省城轶事》《冷暖人生》《政界》《王国末日》《岁岁年年》。
龙志毅是一位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迈着坚实、稳健的脚步，从云南永善彝乡走来。他从政从文，官至正省，官声甚好。几十年笔耕不辍，心无旁鹜，从容不迫，出版、发表了三百多万字文学作品。
他于8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省城轶事》，我只是一个读者。这是他在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岗位上，忙里偷闲之作。他告诉我，那时，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先写作一个小时，再去上班。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云南解放前夕的卢汉起义，这是长期萦绕在他心中的题材。解放前夕，龙志毅是云南大学的进步学生，参加了秘密组织，亲历了那个时代的动乱。作品中的周明、周青兄弟，就是龙志毅身边的人物。以后，这段记忆还出现在他的其它作品中。
我调贵阳以后，由于职业关系，加之彼此信任，我不再仅仅是一个读者了。他写《冷暖人生》，这部长篇取材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层生活，是龙志毅亲身参与农业合作化到“文化革命”的生活积累。《冷暖人生》一写完，他把一叠手稿给了我，字写得蛮大，常常超出方格子。说，还有点乱，你帮我整理整理。我看完后对他说，这部小说基础很好，直率地解剖怪诞，冷静地反思历史，再现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沉重。但是，这部小说就不要再在贵州出了。你这个官位，贵州会不出吗？他说，请师师作主。我说，在云南发吧，你是云南人嘛。半个月后，我带上打印好的《冷暖人生》去了昆明，请《大家》杂志的主编李巍看稿。几天后，李巍提出了修改意见。我电话上给龙志毅转达了李巍的意见。经过修改，《冷暖人生》分两期在《大家》杂志面世。龙志毅在家乡的大型刊物发了长篇，很是高兴。李巍也成了龙志毅的朋友，来贵阳时，还来看望他。后来，我约见了漓江出版社的社长聂震宁，请漓江出版社给《冷暖人生》出个单行本，聂允诺。新出版的《冷暖人生》，设计、装帧都很好。
《冷暖人生》中的何主任，是领导干部的典型。他在极左路线居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内心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对极左路线有所保留，但他又无力抵御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他内心同情他手下含冤受难的同志，但他无法表述，爱莫能助。他虽然地位不低，但毕竟只是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无法改变整部机器的运转。小说对他临终前发自内心的忏悔的描写，相当生动，相当深刻，直让人心颤，直让人思索。我们说，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何主任身上，体现了龙志毅的这种艺术自觉。他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这种现实主义已经抵达充分的程度。
他的《王国末日》又出来，情况也大体相当，我依然是第一读者，看作品后，我写了较长的书面意见。这篇小说，看出龙志毅是一个彝人，他以一个彝人的心理来评判生活，以一个彝人的立场来观察世界，感悟社会人生。在彝族当代文学史上，是有价值的。何锐拿到《山花》发了。龙则嘱我把“意见”改成评论，与他的小说同时发表。
《王国末日》中的卢开云，滇军上校团长，曾出滇抗战，并在武汉保卫战中立功受奖。其妹卢绮云、二哥卢开文一步步滑向共产党阵营，他却不加阻挠。他明明知道谢静如是军统通缉的共产党员，而他利用职权将她送出云南。当他晋见龙云，建议获得龙云首肯，他感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时代毕竟是卢开云命运的决定因素。小说收束时，杜聿民在昆明动手了，卢开云持枪直奔五华山“救驾”，然而无济于事，龙云被蒋介石免职。卢开云目送龙云车队远去，感到无比失落、茫然。这样一个军人，是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重振河山”的理想只能化为一缕青烟，“常使英雄泪满襟”。卢开云成为这个“王国”败倒的一个经历者和见证人。卢开云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其美学意义，充满现实主义特质。
上世纪末，他写出了《政界》，我依然是第一读者。《政界》故事并不复杂，它写的是某省三江市市长突然病故，刚刚走马上任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周剑非，在省委书记赵一浩的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考察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又派来了阵容强大的考察组进驻，对省一级领导班子进行考察。这种设计是很有深意、颇具匠心的，它是政治现实的一种浓缩，它既为小说矛盾冲突的展开提供了框架，也为政治差异的铺陈留下了伏笔。小说开篇，矛盾骤起，各色人等一下卷入进来。高层领导人物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鲜为人知的干部升迁的操作模式，都很能吸引眼球。面对这样尖锐、敏感的题材，龙志毅以一种坚毅的负责精神和深邃的思想力量，严峻地、清醒地把握着解剖刀，总结令人痛心的教训，“引起疗效的注意”。我初读《政界》，不甚满意。那时候，他身居高位，深谙官场鲜为人知的秘笈。官场最精彩、最诱惑、最纷攘、最隐秘的状况，他恰恰没有写，实在可惜。我直接向他陈述，说你还没动用你真正的库存。龙顾左右言它。我体会到他的难处和用心。《政界》的书名，是《看世界》的周琪给定的。定稿后，莫贵阳直接与天津百花出版社联系出版，百花社也不是很有把握，出版合同签了，没按版税计，而按字数计酬。
我在北京请李国文等名家给《政界》写推荐文章。李国文说，“作家是史家，龙志毅把镜头对准时代的变迁，构成他作品的经；但文学是人学，他笔下描写的一个个对象，则是他作品的纬。尤其是那些卷入社会利害、现实冲突、生活矛盾和政治漩涡中去的人物，则更是龙志毅着力刻画的主体。”用名家力量，对《政界》推波助澜。
趁龙志毅进京开会，我们请李国文、梁晓声、马加一起，在北京饭店聚会，大家谈笑风生，相见甚欢。莫贵阳还陪龙志毅去了天津百花社，与编辑见面。
《政界》一出就引起轰动，百花出版社也大喜过望，居然再版13次，发行十余万册。随之而来的是盗版蜂起，难以扼止。这时，莫贵阳向百花社提出，按稿酬计，作者太亏。百花社也认同，但有合同在先，不便变更，只得按双稿酬支付了。《政界》是贵州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是市场认同的。我暗想，若动用库存老窖，情形更会精彩纷呈。
有一次，我们在谈起这段往事时，龙志毅还有掩盖不住的热情。他杵了拐杖，要我上他二楼的书房去。在书架上，他轻易就拿出三种盗版的《政界》给我看，语速很快，头头是道，一种复杂的表情在他脸上蔓延，往事对他并不如烟……
他还说他写了部长篇，不准备发表了，给了他子女。我说，这肯定是最好的一部。
我退休后，龙志毅写了第五部长篇小说《岁岁年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与我同去日本参加东京书展的石湾充当责任编辑。龙志毅在这部小说中，写了三个青年学生漫长的命运变迁和情感经历，作品中的人物，是龙志毅同时代的人。因为了解，因为熟悉，就写得特别真实可信。现实主义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的描写，龙志毅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表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是成功的。
文学就是文学，小说也不是教科书。龙志毅在他的创作中非常清楚、准确把握这一界限，遵循小说创作的规律，营造他的艺术世界。他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严厉地抨击极左路线，揭示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给“人”的创痛和深远的毒害。但他并不完全着意于以小说来抒发他的政治见解，更无意在小说中反左反右。他的小说常常避免对政治事件的正面描绘，即或对鞭笞对象，在不失严厉的同时，也常常流露出一份悲悯和豁达。这是因为龙志毅的小说往往是在一个博大的文化历史框架中逼近人生。从人来说，人的心理结构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积淀，人的政治行为常常与这种积淀有关。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些“河段”或“支流”，历史长河终有其流转规律。龙志毅对此非常清醒，所以他能够万象在傍，光华内敛，游刃有余，大笔纵横。他的小说才写得如此从容、稳健、遒劲。
龙志毅离休以后，每年农历大年过后，春节气氛渐淡，团聚纷纷散去。我会选了这样的时机，去看望龙志毅老人家。
有天，龙志毅在南明河边散步，突然发病，急送医院抢救。软件虽三流，硬件却一流，让他顺利出院。出院后，我和学洙、杨肇老师去看过他。那天，在护工陪伴下，他在院子里散步，见了我们，很高兴，要我们陪他打一个小时的麻将。他见我空手而去，问“你新出的书，没带来？”听他这两句话，我知道他康复得很好了。
后来，我带了新书去送他。
我们在他的客厅漫谈了两个小时，他毫无倦容，听力、表达，胜于病前。话题绕来绕去，离不开政治和文学。
我对他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可能是你一生从政的总结？
他微微点头。他补充道，难说，有些事，留给历史去说吧。
我知道，龙志毅1949年就加入云南民主青年民盟，那个时代的“愤青”呵！以后是一条长长的革命之路，曲折、隐忍、坚守，一路走来，乌云散，彩云散……
与他相伴的还有文学，1947年，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文学跟随他一生。我不能贸然说“情有独钟”，他对文学没有“独”钟，还有政治呢！称情之所钟吧？
政治，给他优裕的硬件；文学，赐他精神的滋润。
算来，他的政治生涯结束20年了。而他的文学生涯在这20年并未停歇。什么更为悠长呢？
当然，政治生涯的点点滴滴，不时进入他的文学，滋养着他的文学，这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曾经从容、稳健、遒劲的龙志毅，而今显了老态。他杵了拐杖，一身棉睡衣，送我们出门。我对他说，那些会议，就别再出席了，现在，去和不去，于你没区别了。他说，是呵，手脚不利索，出去，换衣服都困难，还要打领带。不过，四月份还有一次要去。
多年前，我曾问过这位从云南永善彝乡走来的汉子，怎么不回永善去看看？他苦笑：花费不起呵。而今，更回不去了，这就叫岁月。
2018年6月，我参加了龙志毅90大寿的聚会，他除了听力下降，思维依旧清晰。他的一些回忆录，还散见报刊。
俗话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啊啊，不对了，哪有数百年呢？几十年就不错了。
戴冰，是贵州文学绕不过的一名健将级的作家，标志性作家，他一九六八年生于贵阳，比龙志毅差不多小40岁。而其成就轰轰然，煌煌然。
戴冰出版小说、散文、学术随笔集几十部，他怀拥积淀，志在云端，已无胜负之心，获奖之类于他是置之身外的。他一边做作协的事，一边搞自己的创作，仅这两年，他就出版、发表了长篇系列散文《声音的密纹》、中篇小说《张琼与艾玛•宗兹》，短篇小说《杀心》《我正向你狂奔而去》《西装革履》……高产优质。木心的写作，文学与个人际遇，俨然分开的。戴冰似乎也属同类。
他说，起初，他的写作冲动来自于聆听音乐的体验，而非他生活的经验。企图用明确的文字来表述模糊的音乐的感受，这是他开始文学创作的起因。
看看，这与传统作家，有几多不同？这是新生作家的典型标志。
戴冰说，在我现在看来，这至少不是一种最不好的开始：仅依凭经验而写作，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历史的、既定的对类似经验的公共性表述和判断的影响，从而变成一种人之常情的平庸——更不用说凭借概念来写作了。
这是文学的自信。
他的第一篇小说《短夏》，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开始，电吉它前奏，一个大滑音，停在最后一个品格上，中指轻捻，让声音越传越远；贝司一声叹息，架子鼓像回过神来的斗士，我一个转身，让聚光灯在天幕上打下一个最最傲岸的身影。我强迫自己用最最简单的方式理解一切最最深奥的真理，对着麦克风，我喊出震撼人心的第一句。在铺天盖地的喧哗声中，我让所有的兄弟们为我锋芒般尖锐的声音衬底。”
这与我上述的作家、作品有多大不同？
天才的作家一定能拓展他母语的空间。
喜欢摇滚乐的读者也许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段自恋的文字的作者，显然是想跟黑豹般的迈克尔•杰克逊来一次疯狂的灵魂附体。他将传统的文学的概念甩了几匹山？
那是1993年初，我力主给戴冰出书，那时他25岁吧。初识戴冰，是1989年12月在《山花》上看到他的《短夏》，1990年8月在《花溪》上看到他的《我们远离奇迹》。《短夏》：“深夜三点，一个最莫测高深的时刻。雨终于下来。”小说就这么开始了，起句不凡。结尾呢，“‘只要活着都是真的’，‘是谁，是谁借我的口这样回答我……’”一种诗化的色调，将所谓的彻悟抵消。《我们远离奇迹》：“我站起身来，点亮烟，知趣地忘掉责任，忘掉沉重，跟着喧嚣的脚步，融进很老很老的夜色……”，很耐人寻味。我注意到他小说的质地，这其实只是一份自我的“青春期记录”，质地坚硬而又柔软，细腻而又粗狂，很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且写得颇为快感。依我愚见，判定这个后生不简单，机黠、聪睿、慧根早显，创作前途未可限量，该给他助助力。于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就与我省的老作家们并列了。老作家们的时代遥遥地过去了，戴冰的书呢，则昭示新一代已经突破了老作家们的写作路径，具备了某种觉醒、蜕变和“反叛”，引发我们对小说定义的重新审视。那时我不曾与他谋面，见文不见人。直到集子出来，作者们在街头签售自己的新书，才第一次见了他。一望之下，就是特有灵性的那类，文质彬彬，令人喜欢。
杜应国先生在戴冰《不存在的分界》的序中，对戴冰写作的细节作了透彻分析。他说“细节是浓缩的描写或描述，是平面中的突起，是突起中最尖锐的锥点。这是戴冰叙事中最出色，最起彩，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不存在的分界》中，有一篇《师友小像》，写了杜应国、王尧礼、袁政谦、董重四个人物。我私心以为，这就是杜应国先生所说的最出色，最起彩的文字。每个人物都几百字，白描手法，洒脱、遒朗，意象单纯而丰富，用笔简约而传神，淡而有味，简而有韵，方寸之内，如历如见，颇得明清笔记小说神韵。而实现这种艺术境界，全靠细节的真实与精彩。
概括戴冰的风格，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超越了我们对传统作家的“提炼”，比如，海明威的坚硬，卡夫卡的荒诞，三岛由纪夫的血腥，周作人的内敛，沈从文的儒雅，张爱玲的阴冷……，我们却无论用哪一两个词汇，都很难罩得住戴冰。戴冰有多种运思伎俩，用多套笔墨行文，对种种语词魅力都非常执着、敏感，他出色地拓宽了汉语言的表现力和无限空间。
戴冰笔调多样，笔底斑斓，万象纷呈。一些时候，丰富得应接不暇的文本，让人转不过神来，而这里，却像是语词和意象狂欢；一些时候，语词陌生，既像内心独白，又像滑稽游戏，这可能是他独有的叙述策略？一些时候，话语的纹路细致绵密，太精，太细，太工笔，像密不透风的林子，有一种黏稠，这有可能丧失耐心不够、准备不足的读者。
戴冰是一个很有底气，而又不安份的精灵，他的文字蒸腾着生命的热度，同时他又绘制怪圈，建造迷宫。在迷宫的外壳下，剖析、解读人类行为。他构词设喻，讲述说理，书卷气很重，总在拉大作品与读者之间距离，他的语词此起彼伏，互相补偿，又相互抵消，他甚至掩盖故事、情绪、主题，形成一种离间效果，一本正经的荒诞不经，在把读者引诱到充满悖谬的幻觉世界，仿佛在和读者进行阅读经验的悖论游戏，这时，如他所说，内容所蕴含的意义反而鼓胀起来，也终究套住了读者。这是一种美学品质，得力于他语感的吸引力、诱惑力和穿透力，也折射出他对心灵自由的执著。《什么使博尔赫斯不安》，解读大师，十分精彩。“不完全是成为虚构的可能性或现实使我们不安，而是有限者面对无限时的不安，是存在者面对消解存在时的不安，或者，对永恒存在的不安。”这是学者的思索，哲人的智慧，诗人的语言。
最近，看到戴冰的一段话。他说，从本质上说，任何深入的写作都注定只能是一种孤独的表达。是所有个体的、孤独的表达在不同维度上描述着我们这个公共的世界。清醒如此，任何教义尽显多余。
而近10多年来，他已经离博尔赫斯、卡夫卡远了，他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以及贵阳城市风俗结合起来，加予表现。他的《小楼纪事》，是一篇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贵阳对底层平民百姓最普通的生活作了细致的描摹。以一个叫怀怀的女孩视角，看尽那条被称为石板街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小楼纪事》近乎功笔画的写作，告诉读者戴冰拥有多付笔墨。创作需要天赋。戴冰多种文字，都饱含着他与众不同的天赋和另类气质。
写到这里，我想起戴冰喜爱的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完美的辞藻在诗中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它们看起来好像都很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很少会感激作家们经历过的痛苦。”把这句话赠给戴冰吧。你的读者感激你。
戴冰才五十出头，没有理由不再精彩，没有理由不领风骚。
贵州也有文学丛书 5
我是1988年初进入出版部门的。当我成为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为作家们做点实事。因为我很了解作家的处境，以及他们太少受到关注。
文学像个魔方，出版也像个魔方。颇受关注和饱受争议的畅销书的作家在贵州基本没有，相比金融、石化、房开、投资、电讯这类行业，作家总体上说还是一个弱势的行业。因为文学不可能是GDP的抓手。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再像莎士比亚那样去诅咒金钱，也不像恩格斯那样把货币称作是人类自己释放出来的魔鬼，倒是有点像司马迁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味道和模样了。作家们物质贫困是注定的，这是不必恚然。作家和文学都需要自爱。哪怕你才华横溢，哪怕你书写优秀，经济窘迫，布衣疏莨是不可避免的。要一个作家自费出书，是有点残酷。掏一点积蓄，印两三百本，有什么意思呢？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苦苦耕耘的作者，要出版一本个人的集子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纯文学的作品。
张爱玲从小对世态炎凉就有体验。上海沦陷，她卖文为生。1946年，形势所迫，搁笔一年多，坐吃山空，不得不和姑母搬出居住多年的爱丁顿公寓。在美国，她居无定所，曾经一天只吃半个英国松饼。自己揉面，烤面包，多余的面包拿到集市上卖。她曾接受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资助。1956年，嫁给了赖雅，赖雅老年无业，每月只有50元社会福利。张爱玲一直为生计发愁，租不起公寓就搬到黑人区去。为了挣钱，什么都写，昔日撒豆成兵的文学辉煌不再。
几多可怕的窘境？才华这时就是一张手纸。
凭了出版社还有比较丰厚的教材利润垫底，我和同事们决定每年拿出20万，要编辑出版一套《贵州文学丛书》。
大主意一定，我自有我的入选标准，该出的，虽然作者没提出出版，我点名出版。达不到出版水平，是朋友，也不予出版。因为出了，不仅嘲笑作者，也嘲笑总编。我这样做，理直气壮，因为我感觉我们社内别的人达不到我对贵州文学的认知和把握。这非妄言，因为对贵州文学贵州作家，我有底。
在编第一集时，我请老朋友廖国松给张永龙带话（他们同在《花溪》编辑部），让他把他的小说归纳整理一下，给他出本小说集，书名就叫《张永龙小说集》。廖把话带到，张不信“怕不会呵！”廖说，卢喜欢你的《黑豆队长》，真的给你出书。其实，我不只是喜欢《黑豆队长》，是张的小说已有影响，而他所蕴含的现代主义，不为更多人认识。后来，张的书稿来了，出了。一天，一个年轻人，穿了条牛仔裤，背了个大布袋，推开我办公室，进门就自我介绍：“我叫潘年英。”“社科院的？”“是。”“看过你的作品。”说着，他打开背包，拿出两部书稿：一部理论著作，一部散文集。说我想出版。我翻了一下。当即确定：出散文吧，你的散文我读过，有相当水准。理论你另找别家出版社吧。他同意。留下散文，就走了。水没喝一口。这就是第一辑的《我的雪天》。有个姓李的女作家对我说，一部书稿到你案头，有好漫长的路哟？我说一点不长。这非假话。
就这样，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贵州文学丛书》。它的第一辑10本，包括《何士光散文选》《廖国松小说选》《张永龙小说选》《张克诗选》、龙志毅小说选《省城轶事》、余未人长篇小说《滴血青春》、王鸿儒长篇小说《天唐歌妓》、刘学洙杂文随笔集《热肠冷语》、潘年英散文集《我的雪天》、钱荫愉评论选《苍茫集》出版。次年，第二辑10本，包括《石定小说选》《廖公弦诗选》《李发模诗选》《何光渝报告文学选》《罗强烈文学评论选》、曹雨煤长篇小说《原情》、伍略小说选《卡领传奇》、陈学书《命运魔方》、吴恩泽小说集《洪荒》、戴冰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出版。最后，第三集10本，包括《汤保华小说选》《戴明贤散文小说选》《伍元新小说选》《唐亚萍诗选》《姜澄清散文选》、金永福长篇《半边户》、《徐达文学评论选》、巴迅的《世间走笔》、韦翰的《鳞爪集》、张建建的《诗性与关怀》，分别与读者见面。
当时，有评论指出：“整套丛书品味格调高雅，装帧设计别具一格。这样集束式的展示文学创作实绩，鼓励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方式，在贵州文学史和出版史上,尚属第一次。“
这套丛书的总序自然落在我头上。总序中，我借用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精神，阐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仍然要坚持下去。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的话，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我希望 贵州作家不辍地铺开稿纸，在一种孤寂之中……
有人问稿费照发？我想：大牛大马都杀了，还在乎那点盐巴？因为，一些人不清楚，稿费，在图书成本中所占比例是很低的。我们是按15元一千字计，这是中等水平。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等而下之了。可是，看待稿费，要有一个参照系，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出一本20万字的书，就可以领取3000元稿费，这在今天看不当回事，20年前，3000元，大约是一般作家两年的工资。
当年，我是特认真来做这件是的。比如书名。在对书的命名上，此前，作者署名进入书名，是一种规格，约定俗成了的，那是很了不起的。如《茅盾小说选》《何其芳诗选》，我想颠覆一下，夜郎一下，就给许多作家诗人这种待遇，他们也很高兴。
而今，《贵州文学丛书》的30位作者，有的作古了，有的搁笔了，有的发展了。这些书，也泛黄了，难找了。它给关心贵州文学的读者、研究者，留下些痕迹而已。不时会说起，呵，贵州曾经有过这么一套书……
精粹的民间文学，是作家高不可及的文本。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种)，300多万字，由我充当主编。这是一套令人震撼的图书，它集贵州民间文学之大成。鲁迅说过“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方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方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体。于贵州而言，无论是苗族的古歌、布依族的摩经、侗族的大歌、彝族文论、水族双歌、仡佬族的传说，内容之丰富，构思之奇巧、风格之鲜明、色彩之瑰丽，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我省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者历来甚众，经过汇集、求证、增补、修订，终于成了一套系统的丛书。“岩石顶上兰花开/半夜想妹半夜来/老虎走前我走后/脚踩花蛇当草鞋”。这种爱情的描写，聪明绝顶的诗人在书斋是无法想象的。在洋洋洒洒的300万言中，这类精妙的文字，比比皆是。费孝通老人为我们题词“贵州高原民间文化宝库，打开山门，走现世界”。
同期，由余未人、吴家萃主编的《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11种)，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余未人后来推动苗族史诗《亚鲁王》整理、出版，强化了对苗族根脉的认知。亚鲁远祖是蚩尤，在征战中，被迫一路逃亡、一路迁徙，最终来到贵州高原南部的麻山，在这儿安身、劳作、繁衍……亚鲁和他的族群的创世史、征战史、苦难史和迁徙史，世世代代，口口唱诵，形成这部上万行的英雄史诗。2011年6月，国务院批准《亚鲁王》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另外，自1988年起，贵州省文联和贵州人民出版社联手编写、出版一套《贵州新文学大系》，时间跨度是1919到1989。这项工程规模浩大、繁重。它是比照《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格局、分类来设计的。胡维汉、张克和我，充当主编，蹇先艾、龙志毅担当顾问，许多事务是当时的作协秘书长尹伯生在做，从设定框架、资料收集，确定入入选标准，尹伯生做了大量工作。单以收集资料来说，跑了省图书馆、贵大、师大图书馆、省市档案馆，生怕遗失一件重要作品。评论家何光渝、井绪东、彭晓勇、何积全、陈锐锋、张劲、朱吉成、艾筑生、王良范、鲁令子、张建建……都负责研读、撰写，他们反复斟酌，讨论，再提交编委会审定。大系含有现代文学卷、中长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卷、儿童文学卷、散文卷、文论卷、史料卷，11种，400万字。终日乾乾、磨砺八年。1997年面世，基本展示了贵州文学发展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做了些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这套书是研究型的，依托70年历史的贵州文学，以新知新见作关照，使文学资源得到再生。它不是普及、畅销读物，只印了1000册，却为贵州文学留下了可贵的研究资料。
1992年8月，贵州出版的中国少年报告文学丛书（八本，133万字），整齐面世。市场销售见热，1995年还加印两次，发行三万多套，二十多万册，上报第七届中国图书奖，高票入选。
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我的目光不能只放在贵州地域内。我和文艺编辑室莫贵阳一起请林斤澜、苏童、方方、余华、叶兆言……来贵阳帮助我们策划选题。我们也打出去，在北京约请李国文、梁晓生、张抗抗、叶楠、张韧，在上海约请叶辛，在广州约请张欣、在昆明约请胡廷武……为我们撰稿，这个阶段，我们分别出版了张抗抗自选集（5卷），李国文自选集，包括《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没意思的故事》等，梁晓声自选集，包括《恐惧》等，以及张韧的《文学的天空》，作了一些文学的积累和宣传。其中，李国文、梁晓生、张抗抗的选集，也具丛书性质。
地域文学的误读 6
文学流派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相近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一般而言，乡土文学不仅仅是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不仅仅是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早在1936年，茅盾就指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到了60、70年代，作家们已经没有像50年代的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
80年代，“黔北文学”的提法热起来。“黔北文学”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罗强烈，他是在1984年《山花》撰文《论新时期的黔北文学》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学流派就像象形文字，他称黔北文学的特点就是那种叙述中的遥远、寂寞、苍凉和柔韧，就是那种人与自然的独特形态、独特魅力。这一提法，得到遵义师专一些老师跟进，影响就弥漫开来。罗强烈自幼在赤水河畔、大娄山下落脚，毕业于仁怀一中、四川大学，他依于斯，恋于斯，情有独钟。著有散文集《寻找格林先生》《逃向绘画》《民间主题》和《故乡之旅》外，他还有文艺批评和专著《星期日评论》《罗强烈文学评论选》《原型的意义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主题》和《贵州现象启示录》等书。他长期留居北京皇城根儿，与人合作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是大山腹地，如英国诗人彭斯歌吟的“我的心哟，在高原”。直到最近，他初心未改，还创作黔北大娄山系列的优美散文《酒与山寨》《太阳雨》《公路与盐》《空手场》《萤火河》《故乡的罐儿茶》《故乡的葬礼》《山中的路》《妈妈与孩子》《祖母的两棵树》《母亲碑记》《故乡的女孩》《太阳雨》《冬水田》等，他沉浸在他的大娄山文字韵味之中。他在中国青年报做编辑时，还约我写过遵义海龙屯的报告文学。
罗强烈提出“黔北文学”自有他的文学见地，也蕴含了他在文学情绪上对黔北的依恋。
说起黔北文学，不能不先说说绕不开的陈沂和黎焕颐这两个遵义老人。
陈沂，遵义新舟人，1912年1月出生。小地名叫沙滩。历史上的“沙滩文化”由此而来。他曾在遵义省立三中读书，与韩念龙、雍文涛同学。投身革命后他做过冀鲁豫日报、大众日报的社长，解放军原总政文化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促成兴办上海《文学报》。有随笔集《我们从朝鲜回来》、《在国际主义大家庭中》、小说散文集《五十年一瞬间》、诗集《严峻的考验》、《归来集》、政论集《十年历程》、文论集《文艺杂谈》和《陈沂家书》头十本书，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山黑水》。我曾经去上海向陈沂组稿，径直去了康平路陈沂寓所。我问过他，你认为《白山黑水》这部长篇小说能代表你的文学水准吗？陈沂说，文学水准倒在其次，我是写最真实、最难忘的战斗。大家都在说我是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叫一路厮杀也好，叫驰骋千里也好，我这个将军也是打出来的（他1955年授少将军衔）。《白山黑水》就是写这段历史的。写好以后，送给罗荣桓看，他说先在《解放军文艺》发几章，征求意见，再拿去出版。我就是让后人记住历史。他说，1928年，我离开遵义到了成都，在四川读书，1929年，从成都到了上海，在上海读书，那个学校的校长是胡适之，是个比较进步的学校，以后又在上海听了鲁迅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报告。鲁迅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写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做过左联北平分盟候补执委、组织干事。因组织学生运动我被捕，出狱后，又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一些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1937年，我离开上海，因为当时上海太混乱，我就去了太行山，找八路军去了。
我从《鲁迅日记》里，看到他与鲁迅的一些交集。鲁迅去世，他为悼念鲁迅，发表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发表在《中流》杂志。
他对遵义怀有很深情感。人在上海，四次回遵义新舟省亲，每次返乡，都要去旧居，在房前那块石头上拍照留影，为家乡做了不少事。83岁的他，面对母亲的坟，深情跪了下去。他母亲的墓碑，请书法家严寅亮先生题写，镂空镌刻。
2002年7月26日，陈沂老人寿高九秩，在上海去世了。他老人家久久期待的《陈沂散文、诗歌选》和《陈沂小说、纪实文学选》，经过我们出版社许多人的努力，终于在他去世前出版了，让他老人家看到了。他所钟爱的《南下示威记》、《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怀念宋之的同志》这类文章，都收进去了，这些文字，这是他老人家的心血！
诗人黎焕颐是陈沂同乡、同志、同行。黎焕颐1930年2月30日生于贵州遵义“沙滩文化”的黎姓文化世家，黎庶昌之叔侄孙。从小与诗书礼教结缘，也与时代的灾难结缘。由于家道清贫，无力进城读正规的学堂，自少年起受的全是庭教。父亲是个博学的儒者，授之以传统的经史诗文。1949年10月奔向革命， 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迟来的爱情》《春天的对话》《起飞》《迟来的爱情》《午夜的风》《在历史的风雪线上》《爱在荒原》《秋夜•星空•祖国》《西出阳关》《男子汉的情怀》《同题三色抒情诗》《黎焕颐抒情诗选集》、《黎焕颐自选集》，随笔《我爱•我恨•我歌……》。1999年，贵州给他出版了《黎焕颐诗选》。他说，这本选集，是我人生的写照。但在编选方法上，我排斥纪年的顺序，采取分类而选，分类而辑，这样，更便于照人照己，看出时代、历史、作用于心灵的痛苦与欢乐。《狂泻的性灵》《真诚的激情独特的风格》《问苍苍天宇》《读史，望黄河长江》《真理没有国界》《和类人猿的对话》……仅凭这些题名，就可窥见黎焕颐的个性。黎焕颐在散文《沧桑淡去家园在》中说：我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回老家过年，今年终于如愿：回遵义沙滩与亲人团聚共话家山，重温祖宗泽润……我漫步沙滩，去一一叩拜祖宗的坟墓，想起他们亦沉潜刚毅，亦性情智慧，亦古朴厚道，亦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就悄悄默念亦余心之所善兮……我坚信：国运昌，人运会随之而昌，其中必有温故思亲的克绍箕裘者。如姑姑黎贞的诗“多情惟有琴洲月，长照沙滩夜夜圆”。或日：不该圆而圆，是为昧。该圆而不圆，是为失。当今是该圆的时候了，沙滩的人文、山水，能不圆么？沧桑淡去家园在，倾听历史的涛声，我不会吁嗟冯唐已老，更不会如陶靖节之唱：归去来兮……可见他对故乡的深情。
我每次去上海，他都会来陪我，请我去过他曲阳新村的新居作客。他来贵阳，也会提前告诉我，相见甚欢。我与他夫人小范也成为朋友。黎焕颐因病于2007年8月30日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8岁。黎焕颐的最后一本书叫《诗欢文爱》，送给了龙志毅、刘学洙和我。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的编辑曾元沧为他写了篇《诗外黎焕颐》，邵燕祥为黎焕颐写的挽联：“诗文道义风范足千秋，铮言谠论直省传宙内”。
陈沂与黎焕颐作为遵义人，对文学是有贡献的。
黔北文学从历史上看，更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样的文人学者。
从现实看，还有何士光、李宽定、石定、李发模、司马赤、戴绍康、马文骏、周嘉堤、陈春琼、赵剑平、龚光融、姚辉一批作家的兴起，再拿老一辈的蹇先艾、石果作后盾。这称号似乎可以敷衍。老一辈的不说了，何士光是贵阳人，在黔北生活了16年，他的成名作，他的集子《故乡事》和长篇小说《似水流年》是在黔北时写的，他所居住的凤冈琊川，还建了“何士光旧居”。但把他纳入黔北文学，却不一定装得下，他也未必首肯。李宽定，桐梓人，有长篇小说《荒林野妹》《浪漫女神》，代表作是《良家妇女》《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特别是《良家妇女》改编为电影后，影响很大，可惜他搁笔了，去经营海天园，然后去办国学堂。石定，正安人，《公路从门前过》《清溪河上》都很不错。前者还得了全国小说奖，可惜后来从政了，做了遵义地区副专员，与文学挥手作别了。马文骏的小说曾经发在《山花》，数量很少，后来做了副省长，不再写作。戴绍康倒是遵义实力派作家，他眼光超前，关注现实，关注仡佬族生活，表现出他敏锐的思考。1984年发表的《在故乡的密林中》以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带来了新异的现代气息，感染力丰富。他的《塬上风》，像带着一股故乡的土腥味，扬起了灰尘的风，雾一样从远处袭来，令读者耳目一新。李发模和他团结的一批作者，如崔笛扬、郑德明等，也很努力，也有成就，可是格局不算大。
1988年，我曾专门去了一次遵义和隶属的几个县，去结交、看望遵义地区的新老文学朋友。
在市文联办公室，杨扬拿了本《龚光融作品讨论辑》给我。龚光融的小说我读过，看到这本讨论辑自然亲切。那时候，龚光融发表了两个中篇，五个短篇，还有些散文、报告文学。市文联为一个创作才三年多的作者开作品讨论会，还从贵阳请来黄祖康、彭晓勇、苑坪玉、王本宗、艾筑生、秦家伦、张时荣一批评论家来指导，足见文联培育作家用心良苦。
办《遵义文学》的司马赤，原来在务川，他在务川就办了文学期刊《山乡》，还发过我的小说、后来我们一起参加《山花》在花溪的小说改稿班，他黝黑的皮肤，小平头，很可爱。他的小说实际是批判现实主义一类，当然他是策略派，哪怕不动声色，也有芒刺在内。有时家长里短，却有锋芒深藏。所以读他的小说要留意，要读出他的寄意所在。他文字严谨，干净，讲究的是构思。他凡是发了小说，只要我能找到，都要找来阅读。他和李发模、车培英、杨扬一伙，把《遵义文学》办得有声有色。全国著名的先锋诗人顾城夫妇也曾来《遵义文学》参与策划，老诗人顾工也来出谋，想让《遵义文学》生枝展叶。写作和办刊，原属两个范畴。顾工、顾城诗名大胜，却非编辑圣手。顾氏家人折腾几年后，只得打道回府。
杨扬送了一本《遵义文学》1988年4-5月合刊给我，我在这里看得黄先荣、谭智勇、胡顺猷的作品，我看出他们团结了遵义的一大批作者。许多年轻人在这里操练，走向文学。拳拳之心，令我感动。遗憾的是那次去没有见到赵剑平，他也是正安人，与文志强、石定是同县老乡，仡佬族，后来做了湄潭县副县长。他的《远树孤烟》《乡里笔记》《獭祭》，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显示了他文学才华，应该算遵义文学的领军人物。《远树孤烟》中充满秀美隽永的江南诗意，又透出对民间生活的热爱赞美，其间虽有悲苦坎坷，但总能给人温暖光亮。他越向生活的纵深开掘，越表达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1995年省作协还召开了赵剑平作品讨论会，对赵剑平的创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富有浓厚黔北文化意味的作品中，成功地展示了历史潮流的激荡，反映了变革时期的冲突与发展。
在行署小会议室里，赵进争谈起黔北作家如数家珍，他掰着手指，神色喜悦。
我去了湄潭县，见到了吴喜言、叶文景、胡顺猷。我给胡顺猷的儿童诗集《彩色的雨》写过序，他主编过《湄江文艺》。大家相见甚欢。吴喜言一定要请吃饭，他说，他的六七十万字的《侠义风尘传》在吉林时代出版社出版了，该他请。
我去绥阳县，见到了郑德明。看了他新写的一叠诗稿。郑德明长期写诗，发表了千首以上。他很有使命感。比如，他看见纤夫拉纤，他写道“拉哟/拉着祖国这船只/快拉过落后之河的陡滩。”他似乎与诗不弃不离，要从一而终。
回来，我写了篇《向黔北致敬》的短文给了贵州日报。
但是，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组织行为，不靠人为倡导。黔北文学并没有风生水起。慢慢的，黔北文学的提法偃旗息鼓了。我以为，黔北文学应该是黔北特有的传统文化对黔北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然后由作家表达出来，应该是一种 “集体无意识”，而不是人为定义的。
文学流派可以理性概括，却又经不起理论拆分，它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和策略。一个作家的一些作品可以划入“一派”，不等于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这“一派”的。应该说，作家组成流派，也大于流派。
贵阳毕竟是全省文化中心，作者数量、实力出色得多。
戴明贤是文学界泰斗级人物，他一九五六年开始发表诗歌，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小说。他着意不着力的语调，很淡，很内敛，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读他的文字，就像沈从文说的：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分量沉重，值得翻到所能翻到的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他的中短篇历史小说集《花溅泪》，散文集《残荷》，中篇历史小说集《九疑烟尘》都是优秀作品。他年事虽高，作品源源不绝。直到《一个人的安顺》，赢得广泛赞誉。戴明贤的文字是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也许一个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庾信文章老更成，才会回头追溯寻找某种精神归属——即所谓家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戴明贤集》，共八卷，精选了戴明贤一生创作中的精华，分门别类，堪称大气磅礴。
以贵阳小说而论，我比较推崇和国正的贵阳市井小说。
和国正祖籍是云南丽江，出生贵阳。他那张胖乎乎的脸，确实可爱。他在贵阳生活60多年，他的习惯、语言、情感都是贵阳的。在贵阳60多年的生活，就是这座城市馈赠给他的文学创作源泉。和国正曾在《花溪》、《山花》、《创作》、《贵州日报》等发表小说、游记、散文、评论作品数十篇。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鸟斗》。他的书中写到不少贵阳市井中的各色人物，写了花鸟市场，万东桥的，阳明路的，还写古玩市场。收藏、养鸟成为他最大的乐趣。记得《鸟斗》是《山花》头条推出的。我读了感到惊讶，这个作者具有这等观察力、表现力？
他的文字，不是坐在书斋里能想象出来的，不是文人雅士体验得到的。
他写贵阳的糊辣椒面是这样写的：在过去烧煤的年代，贵阳人家盘灶，要在灶门的上方留一眼十公分宽的灶孔，就是专门用来烘烤干辣椒的。与灶孔配对的，则是每家必备的辣角筒筒，专门舂辣椒面用的。贵阳人做糊辣角蘸水，讲究现吃现舂，追求的就是一个“香”字。早春二月，巴地白起苔，折耳根吐芽，老贵阳人家的饭桌上常常是这样布置的：煮一锅素白菜苔，拌一盘芫荽苦蒜折耳根，蒸一碗腊肉香肠血豆腐，再配一小碗糊辣角蘸水，看去简单而清爽，细细品尝便能吃出独特的地域饮食文化味道。素白菜苔亮绿清甜，折耳根鲜辣脆嫩，腊肉香肠血豆腐油润腊香，蘸水综合了糊辣椒面，姜米、蒜泥、葱花、酱油、醋的味道。几样小菜组合起来，就给人的味觉提供了一种丰富而奇妙的享受。若是再小酌一杯包谷烧，在诸色美味中另增加一股热辣的绵甜，就更是回味无穷了。贵阳人吃黄豆芽煮水豆腐，贵阳的俗话叫“金钩挂玉牌”，更是讲究吃蘸水了。蘸豆芽豆腐的蘸水，用油辣椒蘸水，制作极尽讲究，将花溪干辣椒用温水洗净，稍泡软，加适量生姜，蒜瓣入擂钵舂绒，即制成糍粑辣椒。坐锅上火，倒生菜油烧至熟，放少许花椒，炸至花椒变色出香味即用漏勺捞出。再将糍粑辣椒放入锅中文火熬制，直到辣椒水汽炼干，油色红亮，浓厚的辣香味冲鼻，再放入适量瘦肉沫（猪肉，最妙是鸡脯肉），切成碎粒的大方县豆豉粑，熬至肉熟，豆豉粑透出浓香，便可起锅。趁锅中油辣，放入切成碎沫的苦蒜果，拌匀，即可装碗。趁热倒入适量黄豆酱油，勾点味精，滴几滴芝麻油，撒上香葱花，就算大功告成可以上桌了。
贵阳的山水河道，下层平民，都是和国正手心的肌理，条条缕缕，满含深情。
这不能登大雅之堂吗？错。杨炼、张承志、阿城的文字不是这么精细、工笔？《棋王》里描写脚卵通过关系让王一生参赛，最后九个人同时对战王一生的描写，不是这类笔墨？
我还很喜欢廖国松的《兰柳丝》。我们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历史和现实都充满动荡和不安。作家的苦难意识，不是停留在现实苦难表象，而是潜入深沉的人生底蕴，对苦难进行解读，直面苦难的追问，超越苦难的救赎。
兰柳丝，是怎样的一个女性呢？在时代与男性话语的双种压抑下，我们既听不到兰柳丝自己的声音，也看不到有谁为她言说。无数的兰柳丝都被忽略了。几千年来，被一扇扇门遮掩起来的家庭内部，隐藏了兰柳丝们多少饮泣与苦难。兰柳丝的命运与鲁迅原配朱安酷似，晚景凄凉。名存实亡的婚姻，是她们的囚笼，她们遭遇了丧失自我身份的苦难。婚姻、家庭的不幸，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其实，她并非冷血女人，她用自己诚实、勤恳、善良、淳厚，却没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我们，有谁真正把她们作为“人”来思量呢？作者去了溟溪，兰柳丝已经去世五年，到底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生命？不是艰辛，不是贫穷，而是悲凉的婚姻，残酷的礼教。作者最终在兰柳丝墓前鞠了躬。一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有可能真实地意识到自己身缚镣铐？这决不是伪问题。
还有那个王尧礼，他的《冬景》：“清早起来，满地都是白霜，寒气浸骨，脚僵脸红。人家冒出的炊烟，在明净的空气里，丝丝缕缕，清晰如纻。近午，太阳已经出来，好些人家用簸箕、筛子装着米花，端到当阳的地方晾晒。土堆上、草垛上、刺蓬上，花花绿绿，好看极了。新做的米花还冒着热气，吸引着馋嘴的孩子，主人一离开，就迅速地爬上去抓一两朵下来，躲在草堆中吃。水塘边，一溜蹲着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在洗衣服、蚊帐、被盖。隆冬就要到了，趁好日头，将所有要洗的东西都洗了，一天就可晒干。棒杵敲打着石板，砰砰嗙嗙，此起彼落，山鸣谷应。她们一边洗衣，一边说话，忽而轻言细语，忽而笑骂追拉，忽而腾笑喧天。水中觅食的鸭子，吓得钻到菖蒲丛中去。” 这种朴实细密的书写，让我与阅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产生共响。联想到一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山乡诗意、月下小景。那黄泥的墙，青黛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也让我不经意与废名乡土作品中远离尘嚣的田园联系起来，那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自然界一切皆有灵性，大自然的“神性”成了乡土世界的主宰，这正是处于地域边缘中沉静的生命力量。
袁政谦的《听萨蒂散记》，与萨蒂的乐曲一样，沉思冥想中略带着感伤。欣赏音乐需要高于欣赏文字的修养和灵性，袁政谦活跃的体验，独到的参悟，纯属个人的。萨蒂的音乐是那样轻灵，兼有世俗的格调，萨蒂在阿格伊生活了二十七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平民的咖啡馆度过。不论是炎夏还是寒冬，不论阳光明媚还是阴雨绵绵，他都会到咖啡馆，会会不多的几个朋友，更多的时候则是独自一人，或翻翻书报，或对着窗外零零星星的行人沉思默想……他会记下一些乐思，一些片段，然后几经打磨，公诸于众。袁政谦承认萨蒂的音乐走在时代的前面，表现了纯正的法国古典主义风范，但袁政谦感觉萨蒂的人生的沉重的。
西篱的《她世纪的无词歌》有门德尔松的风格，柔和又警醒，细腻又清晰。她心灵极为敏感，精神却不媚俗，她说“有悲伤事情发生的冬天，将比所有的冬天更冷”，女性的气质包含美的发现与维护，对灾难与痛楚的承受。这是一种沉实的质量，让人感到共同的血气和情怀。西篱的艺术感觉和艺术表达是女性的，一流的。她低回、娟雅、清秀的文字，是对生命宽阔而至深的浸透。
陈丹阳的《平反的记忆》，叙述了母亲的“右派”帽子，二十多年才沉冤洗清，这时候母亲已快到退休之年。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深切的理性感悟，投入其中。她的文字让人疼痛，让人看到历史之流迂回曲折。她的那种语境，那种文化精神，带着痛苦的沉吟，不事张扬，处变不惊，冷峻，超拔，又令人慨叹！一个不具备历史沧桑感与忧患意识的人，一个精神虚谵、思想苍白、襟度狭隘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贵阳还有个魏荣钊，他1990年在《花溪》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小灰狗》以来，已经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00余万字。他考察过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实现孤身徒步贵州三大河流的愿望。我读过他的《鸟事》《忘不却的名字》《母亲与我》等篇什。他的散文笔触很细密，内里很丰饶。《母亲与我》真实，感人，笔墨很精致、简洁。他母亲的悲剧，是时代背景、地域背景造成的，他作了很明晰的表述。他写“母亲动辄被山寨的伯伯叔叔们揪到生产队的仓库坝子上批斗，并且还有一帮娘们附和，那些娘们不是我的伯娘就是我的叔娘。有时是白天批斗有时是夜晚批斗，当然白天批斗的时间多。我们生产队的晒谷坝有个用石灰砌起来的土台子，约有两米高，小伙伴们都喜欢在台子上游戏，追逐。土台子高，只能从石灰浇注的台阶上走上去。母亲每次被揪上台去批斗时，都由两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反扭着母亲捆绑的手推上台。两个民兵身强力壮，听到喇叭里喊把地主分子张翠香带上台来”……这就是他们面对的基本群众，哪怕是沾亲带故的亲人。母亲已经很清楚：早晓得，该让他（指丈夫）打牌赌钱（把家）败了……这是极为可怕、可恶的现实。《母亲与我》对于后人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走出来的他，自然构成他的睿智，他的担当。
贵阳作协在2011年，编辑出版了《三十年文学读本》，这套丛书，规模浩大，集结、展示1980年到2010年贵阳地区作家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其本质和历史维度上是现实性的“人的文学”。我奉命为散文卷作序，也就有幸饱览了贵阳地区老中青三代成绩斐然的散文家的精品。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说中国人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贵阳地区这几十位趋于成熟的散文家，往往通过他的话语来传递精神的吐纳、生命的交感，让我领略贵阳这块土地上，蕴藏丰厚的，升腾着一缕缕令人神往的诗情，纠结着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
说起来也巧，在贵阳的相宝山下，曾经聚集了戴明贤、廖国松、和国正、张永龙、袁政谦、余未人、戴冰、周西篱……，如果再加上之外的周之江、杨宛、魏荣钊、王剑平、林吟、杨骊、林杉，对贵阳作家群，我们又可以称这种文学现象为相宝山文学或贵阳文学吗？我看不必了。文学说到底，是个人的，不一定要用地缘来框定。京味小说的老舍、邓有梅，陈少功下笔就是北京事，一股北京腔、北京味。贵阳是一个移民城市，贵阳的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独特的贵阳味只是雏型。
曾经为人熟悉的、津津乐道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都曾经是地域的文学。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封闭的文学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也慢慢淡出了。当下的“乡土文学”作家，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叙述着乡土文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早也不是过去的乡村，市场经济和城市文明的吸引，大批农村人口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这使得农村经济、人口、生活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乡土文学小说家，严格说，几乎都无法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不可能拒绝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
横看成岭侧成峰 7 一年又一年，就像一页一页翻书。
进入本世纪以来，贵州新作家不断涌现，有一批作家很有实力。冒尖的是欧阳黔森，他的中长篇小说，电影电视文学齐头并进。《二十四道拐》《非爱时间》《雄关漫道》《味道》《水晶山谷》很是出彩。贵州历史遗迹二十四拐被搬上银幕，贵州彝族历史人物奢香夫人走向文学，这是对贵州资源的开发。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显示了很棒的文学实力。从贵州纳雍走出的作家西篱，她的长篇新作《昼的紫 夜的白》是超越自我的写作。作家戴冰《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在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宝刀不老的戴明贤以多种文学样式不辍推出他的作品，在年轻读者中受到热捧。
这些年来，贵州的新诗创作也不同凡响。诗坛很热闹，新人层出不穷。我目力不济，也看到李寂荡、南鸥、赵卫峰、赵雪峰、黑黑、青红、牧之、姚辉、马晓鸣、赵俊涛、吴治由等在世纪之交以来光彩焕发，熠熠生辉。李寂荡的《直了集》、南鸥的《火浴》《春天的裂缝》、赵卫峰的《过程：看见》《蓦然回首》。
石阡的马晓鸣有《白日有梦》《文学千千结》， 2013年被誉为中国新锐作家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初生牛犊，没有被四周的大山阻隔视线，他放眼中国文坛，大江南北，大洋彼岸，对他尊崇的20多个作家，近距离、远距离地专访，这谈何容易？没有对文学的热情，执着，痴情是做不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以专访刘再复而言，马晓鸣这样给刘再复布置“命题作文”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你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是你意料之中的事情吗？”“在你的《漂流手记》中，故乡成为书写的重要对象和寄托情感的载体，如何理解你的写散文完全是为了自救这句话？”不对刘再复的经历、著作、学识、见解有充分了解，是提不出这类“命题作文”的。刘再复这样远在美国的学者，也谦虚低调，他的“作文”书写在方格纸上传真过来，五次反复修改，最后由刘再复审定再发回来。这是马晓鸣之幸。对韩石山这样的文坛刀客，马晓鸣抓住他的《徐志摩传》和他编辑的《徐志摩全集》这样一个牛鼻子，深入对谈，乃至细节，都不放过。比如小脚，西服等等。让读者看到真实生活原型。马晓鸣的对谈，最后都要把贵州联系起来，可见“不忘初心”，他要向外地人推出自己的贵州。
另外还有一批诗集令人眼花瞭乱，不得不承认后生可畏。遵义、黔南、安顺、黔西北、黔西南都有一方诗人的合集。《20世纪贵州文学史•诗歌史》、贵州网络诗集《暗夜里的灯盏》、《新世纪贵州12诗人诗选》新鲜面世。网络文学与八零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们文学的格局，一方面文学越来越泛漫，一方面也提示纯文学作家关注市场。
我不时会想起很久没信息的毕节的陈学书，黔东南的韦文扬，六盘水的金永福，黔东南的罗文亮，安顺的宋茨林，他们曾经都与我有过文学交往。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2017年，全国前列的广西师大出版社，为贵州七名实力派作家分别推出个人选集，整体一次性出版，冠名《黔山七峰》。
七峰，贵州高原起起伏伏、层层叠叠大山中七座高高耸立的山峰！
生命的元气，充塞山峰。颠峰状态的作家，各有异彩：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人性之美，一种活在当下的大道和正气。
他们是欧阳黔森的《水的眼泪》，唐亚平的《铜镜与拉链》，冉正万的《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王华的《向日葵》，谢挺的《杨花飞》，戴冰的《月的暗面》，唐玉林的《南行纪实》。
七位作家出生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贵州文学中坚力量，形成贵州实力派作家的少壮方阵，是贵州文学的峰值，这个方阵，诠释时代美学，传承乡土根系，吸纳现代元素，让诗意回归大地，让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交织，价值不可低估。
《黔山七峰》收入了入欧阳黔森的《水的眼泪》。《莽昆仑》，是其中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作者对独特的地域生活经验、边塞风情发掘非常到位，可贵的是传达出的顽强、坚韧的人生态度。他写站在海拔四千九百米的山脊上的呐喊，他写这里的太阳是怎样的光芒四射，雪峰顶像雄性十足的头颅昂然挺立，而银色衬出了它的威仪与深邃。他写对着山峰、山谷的喊山，狂野一般。小说收尾时的石叔的诗：“沿着套色分明的中国版图/向西/向西/跨越横断虚空的断裂/隆起与沉陷/构成大手笔的写意/向西/向西/那儿有狂风般骠悍的骑手/那儿有风吹草低的原野/那儿有高不胜寒的雪山/世界屋脊上/雄性十足的头颅/昂然挺立……”我以为，这展示的是作家的操守与价值立场。这正是欧阳黔森的阳刚之气。因了这种阳刚之气，他才有大格局，大气魄，才能裕如地驾驭《雄关漫道》《绝地逢生》这类厚重的历史大题材。
谢挺的《杨花飞》收录了谢挺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二十余篇，涉及爱情、市井文化、人际关系、乡土生活、人性。既有结构张力，又具审美想象与批判精神。《电影消息》,篇幅不大，却表现出谢挺骨子里的敏锐、坚硬和锋芒。
王华是一个接地气的，起点很高，现代感很强，文本的语言识别度很高的作家。《黔山七峰》收入了王华的《向日葵》等七篇小说。其中，小说《惩罚》是一篇成熟、深刻的中篇，她写一个叫夏貌貌的底层女性，因为穷困，为儿子端儿治疗“自闭症”，四处借钱，又没有还付能力，直至卖血。一天，卖血之后，她全身虚脱，站着流了半个小时冷汗，医生说她不能再卖血了。她把卖血的三百块钱交给儿子所在的康复中心，一去不回。弃儿后，她经历了三年的心灵折磨，最终走上了漫长、艰辛的寻子之路，试图弥补心理的亏欠，找回自己的亲情。寻子过程中，夏貌貌与吃泥土、吃蚯蚓的病人，有生理缺陷的小偷，搜身要钱的流氓为伍，吵架，受侮是常事。王华用这条线，把社会最底层的人串联起来，活脱脱一幅物质贫困兼精神贫困者的世相图，种种切肤之痛，令人心悸不已。底层女性生命的质感与女性无可摆脱的悲情，纤毫毕现。
《黔山七峰》收入了《冉正万选集》，其中 《纯生活》是一篇典型的现代寓言。寓言的深意和指向，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作者把作品命名为《纯生活》更平添了它的深度。
《黔山七峰》收入了唐亚平的《铜镜与拉链》，选了她1983年到1990间的诗歌作品，其中以《顶礼高原》《高原女人》《二月的湖》《五月的湖》《黑色沙漠》《铜镜与拉链》《形而上的风景》《聊天的镜子》八个组诗为重心，展示了这位女诗人身体内在的感受、激情，直率又含蓄，汹涌而迷人，言语风格崭新。诗中很多关于“我是谁”的问题，是个体的经验充分表达。《顶礼高原》《高原女人》《二月的湖》《五月的湖》这些组诗，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挖掘生命的本源与人类的心灵世界。
《黔山七峰》收入了戴冰的《月的暗面》，选取了他的《倾城》《枝蔓》《玫瑰街》《天籁》等十八篇小说。
《黔山七峰》收入了唐玉林的《南行纪实》。作者的民间姿态、通俗易懂的方式，是作者坚持走大众化线路的实践。
“黔山七峰”的推出,有着属于它的逻辑链条和结构特征，预示着文学黔军已经开始吹起集结号。“黔山七峰”证明现实主义没有蓬头垢面，纸质读物也没有蓬头垢面。
除了上述的黔山七峰外，还有一批很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诗人，肖江虹、西篱、陈绍陟、李寂荡、王剑平、魏荣钊、南鸥、禄琴、何文、杨打铁、肖勤、青红、李钢音、龙潜、马晓鸣等，他们活跃文坛，常有佳作问世，他们对文学的敬意无可置疑。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中年作家肖江虹。肖江虹，1976年出生，修文人，小字辈了。他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有《求你和我说说话》、《天堂口》、《百鸟朝凤》、《喊魂》、《犯罪嫌疑人》、《寻找1978》面世，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他笔下的“失语者”是一群游走在群体边缘的底层人物，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渴求。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世界,他们选择自己的方式回归内心。2009年《百鸟朝凤》发表在《当代》，好评如潮，被改为电影。这部小说传达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传统价值观几经挣扎，逐渐退守，直至覆灭。小说的语言层面、叙事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内在张力，让我们的思考、叩问：百鸟朝凤只是农耕文明的一个图腾，随着社会变革、进步，哪里有什么百鸟朝凤？2018年8月，肖江虹的《傩面》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从《百鸟朝凤》《蛊镇》到《傩面》，贯穿了一个主题：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繁衍长盛不衰的精神源泉，现代化与传统对立大于统一，排斥大于互补，现代化是无法舍弃的一把双刃剑。世界的反现代化思潮，理论和实践上有它存在的理由。《傩面》中彦素容和秦安顺两条线并进，时而相背、时而相交，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两种生活方式交汇、碰撞，在傩面还是脸壳子的选择中，一边是沦陷一边是救赎，最后一位傩师仙逝，人去物毁；彦素容火堆中抢出“伏羲傩面”，暗示文化精神的传承系于断崖，历史的吊诡与人性的灰暗，生动毕现。
需要自我警醒 8
文学是迷人的，也是容易犯错的。
文学是什么？我们从文学出发的时候，弄清楚文学究竟是这么回事了吗？我1986年在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的后记里，曾经说过：我开始接触文学，是出于无知和虚荣。
这是自我的严重警告。
1958年，受出版社之约，我写了快板剧《土法炼钢赛长江》，以64开本出版。
1976年初，受《山花》之约，我写了评论《为文化大革命引吭高歌》，发在6月号头条。
无知。这就是人难以脱离历史的规定性，我一点不例外。每想起这些败笔，常常自我反省。
我几乎愚昧、迟钝到1978年，才明白文学是听从内心的，是个人化的，不能接受别的指令。我开始了我的自我救赎。
马克思曾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邓小平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些本属于常识范畴。
我们认识一个常识，也需要经历这么些苦难？
本文提到《贵州文学丛书》总序，我赞颂了海明威《老人与海》所展现的刚强战斗精神，桑蒂老人捕获的大鱼不止1500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40磅。桑蒂老人狠狠地与鲨鱼拼博。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光秃秃的鱼架——鲨鱼把所有肉都撕光了。《老人与海》受到理所当然的赞誉。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称：“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是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于今看来，我们过度信任了海明威所提倡的这种精神。
其实，人类的理性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人类为什么以一种天然的优越来否定动物权利和自然权利呢？我们的周遭，悲悯缺位。敬畏一切生命，十分稀有。强力意志，对千万弱势的坑蒙、敲诈、盘剥乃至奴役，既非英雄，更无悲悯。悲悯情怀就是一种人文关怀。有悲悯，才有救赎，才有和谐。人，为什么要战胜自然呢？为什么要改天换地呢？为什么不与自然和谐与共呢？大自然的呼吸一旦艰难，就是和人类关系的失衡。有的人滥用技术、放纵贪欲的疯狂，便有可能酿成灾害。现在世界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就是一例。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也非圣经。
我需要反思。我们都需要反思。英雄，高蹈，绝不是唯一的主题。悲悯，沉潜，恰恰是不可忽视的主题。
我为我的浅薄汗颜。
随着拨乱反正，实际上，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历史板块之争渐渐淡去，历史的宏大叙述已经向个人体验的小叙述衍变。体现文学作品与个人生命的本质同一，不少作者着力开掘个人心路和生命体验，寻求一种更接近内在真实的表述方式。作家，抵抗非理性的戕害。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直到现在，贵州在全国，经济不是强省，文学也不是强省。历史人文资源我们不如西边的云南，文学创作的实力我们不如东边的湖南。我们回头看，当年蹇先艾文学地位的确立，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在北京的鲁迅先生提携吗？而今，对何士光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不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北京方面的鼓动吗？我们要正视贵州作家因地域差异得不到正确认可的遗憾，由此更要提醒贵州自己要更爱护、尊重、珍惜本地作家的成果。文学要有一个开放的胸襟，也要自我加大内力，练好内功。文学艺术不能老是载歌载舞，作家一定要潜下心来创作。评论家何光渝说，“文化”很疯狂 岁月很锋利。岁月宛如手术刀，会把那些莫名其妙滋生蔓延的痈疽一一剜除。作家的出路在于坚持个人化探索，让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我们做到还不够好。我们更不要盲目高估自己。
出版不应只属于专门的出版家，也应为一切用文字进行表达的人们、为一切有能力阅读文字的人们所共享。一个趋于成熟的出版家，往往通过他们的劳动，来传递精神的吐纳、生命的交感，这是出版让人共享的职责。
回想我自1955年第一次踏进出版社的门，已经65年了，从我1988年调入出版社，也已经32年了。其间，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多大的跨越？
我自认为我在出版社供职期间，所做的一件事是说过得去的，它是贵州文学的延伸。
文化是全球性的。亲和性虽然会因地域而异，但地理距离最远的东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两者之间总是相互影响、吸收。拒斥文化交流必定是孤独的。
据我考察，英国作家阿嘉莎•克里斯蒂的探案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无论小说、电影在世界上都是风靡一时的。1952年11月25日，伦敦大戏院开始上演阿嘉莎的一出叫《捕鼠器》的戏，座无虚席，经久不衰。到1995年3月31日，已演出一万七千六百多场，创下戏剧史上一项最骄傲的记录。1995年版的《万物十大》记载，英国十出上演时间最长的戏，高居第一位的就是《捕鼠器》。阿嘉莎•克里斯蒂这个“侦探小说女王“，她以其惊险、推理、奇情、神秘风格令世人痴迷、惊讶。她的作品的发行量，在欧美仅次于《圣经》。而我国市场上阿嘉莎的图书，全系盗版。
1995年，我决定购买阿嘉莎•克里斯蒂全部作品的中文版权，委托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联系著作权人。后来得知，法国华榭出版集团阿舍特出版公司迪迪埃•昂勃特先生，他有过人的智慧和灵敏，看到阿嘉莎•克里斯蒂作品的无限前景，看准了中文、俄文的市场，而这两个国家一直不曾拥有阿氏作品的著作权。作为一个法国人，凭着他的眼光和魄力，断然向英国的阿嘉莎•克里斯蒂公司买下了阿氏作品的中文、俄文著作权，待价而沽。针对我国图书市场上现状，我和我的同事决定一次性全部购买阿氏80部作品的中文简体字著作权。经过一年多的间接接触，电传频频，电邮不绝，一切条件谈妥，1996年9月，我与翻译启程去了巴黎，会见迪迪埃•昂勃特先生，一位典型的蓝眼珠的法国青年，完成最后的法律手续。成交金额100万元以上人民币，昂勃特先生是赚了一笔，对此，我们当然很清楚，可我们也会在中国市场上赚上一笔，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
回来以后，经过许多同事的共同努力，莫贵阳、夏凡、邹刚、杨民生、夏文琦等全力以赴，一切杂念排空，一切艾怨消遁，加班加点，一千三百万字，经过翻译、校勘以及封面、版式设计，《阿嘉莎•克里斯蒂探案小说》80种，终于整整齐齐出现在兰州的全国书市上。填补了阿嘉莎•克里斯蒂正版书在中国的空白，满足了无数读者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依法追究了盗版的北京华文出版社。此书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一版再版，出版社也赚了个盆盈钵满。获得贵州图书一等奖。
其余的事，比较起来，就小巫了。
六十年，我一边建立，一边拆除，既保有价值的认定，又对这种认定保持距离。
过往的贵州作家们，终究也只能落在朝朝暮暮的时光里，包裹在人们的细节记忆中。花自飘零水自流，曾经的自觉或是无奈，曾经的高峰或是平地，曾经的光华凛然或兀自独步，曾经的优雅华丽或迷离边缘，都各自留在了贵州文学的历史上。
贵州文学现在也还不是鼓掌、献花的时候。同志仍需努力。
贵州文学创作朝气勃勃。沈从文有他的湘西，汪曾祺有他的高邮，莫言有他的高密，陈忠实有他的陕北。贵州这块土地，同样是独一无二的，蕴藏丰厚的，贵州作家居于斯，乐于斯，苦于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寄希望于贵州文学团队。随着社会发展，文学要在场，作家也要在场。
人生要结算，文学也要结算。这就是我最后从容的个人的文学叙述。叙述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蹇先艾起，时间跨度是一个世纪，有几个朋友说，这或者就是一个人的贵州文学史。
本文前面叙述中提及的蹇先艾、石果、邢立斌、胡学文、涂尘野、吴纯俭、苏晓星、文志强、伍略、鲁令子、李起超、廖公弦、廖涛声、何锐、张克、钟华、王鸿儒、杜惠荣、朱吉成、巴迅、龙光沛、傅泽、蒙萌、汛河、赵范奇、张静枫、何永刚……都先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钟爱的文学，我记住他们，不忘他们对贵州文学所作的努力及贡献。
2020年4月13日 初稿 2020年5月28日 修订 2020年6月25日 定稿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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