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莫洛
莫洛（1916~2011），原名马骅，浙江温州人。曾出版有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风雨三月》，散文诗集《生命树》《梦的摇篮》《大爱者的祝福》等。诗，是莫洛的生命，也是他理想的生存方式。在莫洛心目中，生活本应富有诗意；而写诗就是追寻爱、播撒爱，并通过爱探求真善美。
莫洛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他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曾领导学生风潮，创办进步刊物，组织战时青年服务团，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诗歌始终陪伴着莫洛。诗的灵光照耀着他，诗的理想鼓舞着他，诗成为他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莫洛同时生活于现实和诗这两个世界。他既脚踏实地参与现实的斗争，沉稳坚实地做着救亡工作，又在工作之余、行旅间隙，于片刻的休憩之时进入了另一个诗的世界。在莫洛的一生中，这两个世界始终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的。诗人以诗的理想和境界来对照、勉励人生，又切实地将人生体验融入诗的世界，从而成就了他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和独特的诗歌创作。
在莫洛的人生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行曾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次险情四伏、历尽磨难的行旅同时也是他的精神之旅、理想之旅，激发起了诗人蓬勃的创作热情。《枪与蔷薇》《晨颂曲》《陈毅同志》《炊事员》《战马》，长诗《渡运河》《山店》《母亲》，组诗《月亮照在江南》《我们渡过长江》《风雨三月》等诗篇，其灵感均来自于这一段经历。
在长诗《渡运河》中，主人公“我”出于爱和热情，燃烧着青春烈焰奔向运河。这不是为了探访运河古老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倾听怨愤的诉说。运河作为祖国和人民的象征，与“我”的命运休戚相关，“我”理应为涤除耻辱、捍卫运河而战。诗人以丰沛的感情，依次展开了“奔向运河”“运河边上”“早安呵，运河”“渡运河”“在运河彼岸”“离运河”等六个“乐章”，交织成一首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凸显出抒情主人公“我”和运河的丰满形象：
冬夜，“我”来到运河边上，像“病瘦的老猫”孤独地蹲在堤边的茅舍里，“火油灯缭绕着黑烟/混搅着羊骚的气味”……被惊醒的女人抱着孩子，挤在男人中间，“用胆怯而畏缩的目光/凝看我这生疏的远客”；而亲热的笑声顷刻间融化了隔阂，“在兴奋的谈话里/他们已经向我/亲切地称呼‘同志’了……”
清晨，“我”踏上运河的堤岸，“我伸手在水里/试探河水的温凉/像抚摸少女的面颊/河水漾起波纹/张开娇美的感激的眼睛/她亲切地，嫣然地/笑了……”
诗人深深扎根于现实，将一腔热爱凝缩于细腻的感觉，将浩荡的激情熔铸于生动的现实图景和烂漫的想象之中，升华结晶为诗的意境；而记载着久远历史、驮负着深重灾难的运河，则又赋予诗作以历史的厚重感和阔大的象征意蕴，构成了现实与历史、写实与象征、有限与无限的交响。《渡运河》是一种纯情的抒写，尽管全诗长达六百余行，却浑然天成、深厚淳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长诗写成于1941年4月8日盐城袁家河，据诗人自己回忆，当时一气呵成，几乎没作任何改动。而诗作真正面世则是在1948年5月，由《森林诗丛》收入，星群出版社出版，后又入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主编的《中国文学选读指南（1900-1949）》。
纵观莫洛的整个创作生涯，前期显然以抒情诗为主，其后则逐渐转向散文诗创作。时代风潮的荡涤冲击、传奇生活的强力吸引和投身斗争激流的切身经历，都使莫洛不能不以诗歌来抒发炽烈、绵长的情思。而1942年之后，由于身陷沦陷区，与直接的战斗相隔绝，孤寂苦闷的生活让诗人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以及更迫切的愿望来审视和拷问内心，于是，散文诗的创作也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了。散文诗长于捕捉心灵的微动并反映智慧的哲思，与莫洛的天性更为契合，因此这种体裁逐渐成为诗人主要的抒情写作方式。
在莫洛的散文诗中，有跣脚蓬头，把自己血红的心埋进土穴，播撒爱的种子的“播种者”；有背着“责任”的行囊，风霜雪雨永不休止地走向不可知远方的“投宿者”；有站在神秘的门外，固执地拷问灵魂的“诘问者”；还有穿行在荒凉的夜野，求取点燃思想“火种”的“取火者”……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凝聚着诗人对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思考。
散文诗组诗“叶丽雅”和“黎纳蒙”写于1947年初。其时，《浙江日报》因抗战胜利自丽水迁至杭州后被当局接管，担任副刊编辑的莫洛失业，一家八口蜗居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当夜深人静，他才能在昏暗的灯下开始写作。窘迫的生活并不能拘囿思想的飞翔，反而催生了“叶丽雅”这一春光灿烂的少女形象：“雪已经融化，太阳已经出来，叶丽雅，天色不会再阴黯无光。出来走走，叶丽雅，把你的脸朝向阳光，把你的心朝向阳光，像那些初春的花木一样，把你的喜悦洒向阳光。”诗人热情召唤阳光般纯净的少女，领她走进春阳铺洒的晴野，去领悟自然的生命启示。在诗人笔下，叶丽雅就是“我”，就是初春的大自然，是生命，是爱，是人生理想。
这是纯情的自然流泻，是无技巧的技巧，它不事雕琢地将生命化入一个整体象征之中。很难想象，在靠食粥度日的潦倒困窘中，竟能孕育出如此明丽、舒展的诗篇。在组诗“叶丽雅”写了几篇后，莫洛开始构思创作另一组散文诗“黎纳蒙”。叶丽雅太纯真了，诗人不忍心将过分阴暗的人生和沉重的思考加诸她身上；而青年黎纳蒙是深沉、忧郁的，他无情剖露出一代知识分子深刻的内心矛盾。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沉寂了30年后，莫洛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世界。“一天，我独坐室内，双目微闭，呼吸平匀，浮动的思想慢慢沉淀下来。这时，我在似梦非梦之中，出现了幻觉，仿佛觉得诗精灵突然重访我。我一觉惊起，失去的幻觉仍历历在目。于是我便把这幻觉，用文字描在纸上。”复归文坛后的莫洛，第一首散文诗就是《幻觉》：
一个春雨过后的黎明，披着雾般薄纱的诗精灵无声地来了。“她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然而却没有说出来；又好像要对我唱什么歌，然而却没有发出歌声。”30年的漫漫岁月足以抹去人的记忆，令歌喉喑哑，令诗情熄灭，而莫洛却重新开始了他的歌唱。
莫洛的心胸是开阔的。他关爱着麦田里劳倦而安谧的“吹麦笛老人”；赞美着按心灵的节拍，教孩子诵读诗歌的“山村女教师”；同情又鞭挞那扮演着帝王、将军、学者、慈善家、骗子等各种角色，在灵魂离开肉体后不再认得自己的“假面演员”；甚至是草木虫鸟，都能拨动莫洛的心弦，引发绚烂、邈远的诗思。他思考着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满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幸与不幸；他倾听着生命的微语和自己灵魂的沉吟；他歌唱着暮年情歌并怀念着初恋的记忆；他叩响沉睡的窗口，努力唤醒酣梦中的人们……是的，在“季节交替的时刻”，莫洛是个辛勤的耕种者，他的心是一片孕育诗篇的“沃土”。
莫洛自称“诗国的流浪汉”。他的衣袋中空无一物，背囊里仅有一卷诗、一束稿、一支笔。可他又是最富有的人，享有无边无垠的金色王国。他那些写在“绿叶上的诗”，仍将自晨至暮，自春至冬，经受着春阳、夏雨、秋风与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