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出现完全是偶然。某日，一位朋友向我谈及有无兴趣重新“翻译”一下《聊斋》，让它变成具有李浩风格的“故事新编”？他极力怂恿，我的兴趣真的被他调动起来了。
西方一直有一个“改写”旧有故事重新注入新质的书写习惯，他们在部分保持旧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添加或篡改，让它变得更具现代性，变成作家有个性、有发现的言说——像不断被改写的《变形记》，像萨特戏剧《苍蝇》对古希腊神话的改写，像尤瑟纳尔对哈德良故事的改写，像乔伊斯对尤利西斯故事的改写等。而我，也一向看重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理论，他认为小说（戏剧）最主要调动的是人的“健全的大脑和敏锐的感觉”，即使你“熟悉”那个故事、那个唱段、那些人物，而这一场“新的演出”也应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陌生感，因为这个“新的演出”在悄然的丰富中、变化中、启示中。
在我看来，这种重新注入当然具有挑战性，它一定会偏向原文本“未能充分提供”的那部分，它一定要有现代思考的某种有意的向度……于是，我决定一试。我选择的是《聊斋》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并且保持了原题目：《耳中人》，《考城隍》——在这两篇“《聊斋》新编”的故事中，我克制了自己“伤筋动骨”的恶劣愿望（说实话，这样的愿望实在难以遏制，在我之前的写作中有不少互文性的小说，我“伤筋动骨”都动出了快感，甚至觉得只有那样才能算是“创造”，再创造），尽量保持了旧有故事的完整，而注入的部分则是现代性的，“我思”的部分：当然，这也是那位朋友当时的要求，他不希望我太过“颠覆”，他希望在我不颠覆原作的前提下保持新颖的注入，而我，也是答应下的。
《耳中人》，我有意注入的是现代心理学的东西，在人的沉默着的幽暗区域所潜藏着的某些、某种……它是我们平时不示人的内在，是我们可能的欲望、私心和小小恶毒，是时下大家反复提及的所谓“人性”的部分——它在着，当然地在着，即使在那些“修行者”那里。蒲松龄的这篇小文给了我灵感，我也借用这个已有的故事将理念的烟化成真实的魔鬼，让我们心底掩藏着的、故意视而不见的部分化身为这个“耳中人”。我也认为小说“发掘人性”“指认人性”不是什么高格，而是起点，我们的文明有对人性压抑的部分，但这种压抑也是多向的和双刃的，我不会自觉地站在任何一方：于是，我为这篇小说补了个含义模糊的尾巴。《考城隍》，我原设计是加重宋焘“对时间的新理解”部分，他死过一次，而且他也确切地知道了自己的寿命，每一天都是一个倒计时——我迷恋时间议题，这个设计对我来说不具有特别的难度，于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偶然地推翻了这一设计，我想我或许应当加重《聊斋》中蒲松龄颇为得意的那个政论议题，然后审视它、掂量它、追问它，将它变成类似“苏格拉底的审判”那样的对话：当然，我依然不会自觉地选边站，而是尽可能将A 和B 想得清晰些、合理些。说实话，我对“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是有异议的，它其实增加了判断上的随意和武断，而预先的道德推论往往也有诸多危害和不讲理之处，我们人类受这种“主观性”危害太久太多了，虽然它的出发大概是一腔好意。
完成了这段文字之后我原本继续“对时间的新理解”部分，后经反复，我舍掉了它。我怕阅读者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我的那些话语上，而冲淡了小说中思辩的那些。这，非我的所欲。完成这两篇的改写之后，我的内心充满着忐忑和兴奋，我竟有冲动试图继续“翻译”《聊斋》里面的新篇目，当然在新的改写中我肯定要“伤筋动骨”大做手术，并让意识流、黑色幽默和碎片编织等方式一并加入，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要完成的“现代性注入”，让它成为现代小说，让它加重“思”的成分。就这两篇新编而言，我也能想到我会面对至少两个方向的指责：一是批评我胡乱加入，我们的经典都是锁码的，经典的《聊斋》是锁码的，你改动的每一个字都是拙劣的，是伤害，我们不能容纳出现一个新面目的画皮女鬼，也不能容纳出现一个新面目的李逵；另一则是批评我改写得不够，有太多的延续而没能展现“创造性”部分，这种填空式的“翻译”意思并不大。我认为他们当然有道理。只是，如果我们的传统只能有源无流，不与现代性思考有所对接的话，那它的活力在我看来也是存疑的。我先冒险着走出一步，而且这一步鲁迅的“故事新编”已经走过。走的人多了，也许它真的会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