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23日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各区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协会共同承办的“阅读北京——2020年度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于4月19日正式启动。说到阅读北京、北京文化，不能不提到京味儿作家刘一达。经过多年的文学锤炼，刘一达已然成为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是第四代京味儿小说语言“非遗”传承人，他的众多作品已然成为人们走进老北京的一条通道。近日，北青网记者专访了刘一达，聊聊北京文学、京味儿文化，以及阅读的那些事儿。
京味儿达人刘一达，笔名达城、如一，是当今文坛的畅销书作家，他从1980年就开始了京味儿系列的文学创作，迄今已创作出版10多部长篇小说，40多部纪实文学、散文、随笔等14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各种文学奖、新闻奖50多项。他既是众多读者喜爱的高产作家，又是第四代京味儿小说语言传承人，北京人艺也排演了由他编剧的京味儿话剧《玩家》，截止去年排演了五轮，演出近百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他不仅近50年笔耕不辍，还四处奔波推广京味文化。有人说看刘一达的小说等于上一堂文化课，确实能学到很多不知道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北京文化的知识。
京味儿小说语言“非遗”传承人刘一达
近50年马不停蹄地奔忙、创作、写文章、出书、推广京味文化，每年都有新作品，他为何能始终保持坚持不懈的精神气儿，又如何经受住时间的磨砺，忍受那份常年高产写作的孤独，享受那份为京味儿文化奔忙的辛劳，这得从刘一达的烧炭经历说起。
感恩烧炭时光：磨练坚韧意志 积累大量文学素材
刘一达给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烧炭经历。1970年夏天，刘一达还不到16岁，毕业生开始分配，但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他没有单位肯接收，直到年底，才被分到了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的木制品厂，进厂后又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烧木炭这活儿又脏、又累，粉末沾在身上脸上，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吐出的痰全是黑的。当时分到同一个车间的有三个青年人，另外两个干了不到一年就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刘一达一个。
青年刘一达
“我没有其他出路，那会儿我想的很简单，自己出身不好，干苦活、累活儿是应该的，就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刘一达回忆说。因为踏实肯干，刘一达于1974年作为“学习张思德，为革命烧木炭”的先进典型，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还作为代表参加了北京市团代会。这之后，有好多地方抢着请他去，他都不去，始终坚持在烧炭第一线顽强地工作，直到烧炭这项独门绝学渐渐淡出了木制品工厂的大舞台。
刘一达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他不但不怕苦，不怕累，从烧炭中磨练了自己，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烧炭车间也成了刘一达日后文学之路的摇篮。刘一达向师傅们请教烧炭火候儿的时候，也同时发现了“新大陆”。他的师傅大多都是解放前老北京的“三教九流”，有古玩商，有天桥卖艺的，有小商贩，有拉洋车的，还有老太监甚至妓女。在那个年代，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虽然都是被改造的对象，但个个一肚子故事。在烧炭之余，这些老北京便打开了话匣子，从老北京的旧闻、掌故到老年间的民间传说，从紫禁城里的皇家生活到前门大街贩夫走卒们的甜酸苦辣，个个都操着一口老北京纯正的京腔。刘一达不但听得过瘾，还不断地发问，从那时开始，刘一达就有心地把这些有价值的故事和土话记在本子上，几年下来，笔记本记了好几大摞，这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素材。
刘一达坦言，没有昔日的烧炭工刘一达，就没有今天的作家刘一达，艰苦的烧炭生活让他深刻了解了底层民众的疾苦，以炭窑为起点的大社会给了他创作的无尽灵感和源泉，那是他人生的大福地。
梦想照进现实：20岁完成处女作 晚报专栏挑大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一达在烧木炭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路。1974年，热爱写作的刘一达参加了“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学习结束后，刘一达以研制磨炭的事迹为蓝本，以师傅们的真实生活为原形，创作出了他的处女作——五幕话剧《闯路人》，后来被改成了《火红的战旗》，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对于20岁的烧炭工刘一达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之路。
刘一达从1980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文章，进行京味儿系列的文学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而他的工作方面，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他被当时的单位抽调去职工学校当过教师和副校长；而后又被抽调到国家商业部，编写《商品知识大全》；1983年，他又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商贸部，参与编写《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规范》；后来商贸部解散了，他又到了市委统战部，在统战部干了五年，这期间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北京晚报》。
被调动了这么多的单位，从事了不同类型的文字工作，虽然和文学创作并不搭界，但在刘一达眼里，这都是练笔的机会。他练就了写作多面手，不管是写什么文体都能信手拈来。他说：“接触不同的层面，能不断充实自己，一来可以积累各方面的素材，二来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价值要比单纯搞文学创作收获要大得多。”
刘一达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胡同，采访了将近2万个老北京人。
这些工作经历中，最接近刘一达文学梦想的，当属《北京晚报》了。1991年，正赶上《北京晚报》扩版，增加了“社会特写”板块。报社的一位领导知道刘一达擅长写这方面的文章，就找到他，请他出山。当时刘一达在统战部的工作业绩突出，可他得知有这样一个从事职业记者的机会，他毅然决定改行当了记者。从市委到报社，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以前的职称待遇将一笔勾销。刘一达对此付之一笑，相比不错的仕途，搞文学创作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向往，能从事喜欢的工作，对刘一达来说，就足够了。
青年刘一达
刘一达到《北京晚报》后，直接挑大梁，负责“社会特写”专版，每周都要采写五千多字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纪实报道，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记者。在报社工作刚三年的他就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和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的称号。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工作的24年里，主持了许多专版，其中有一个叫京味报道专版，令刘一达几乎走遍了北京所有的胡同，采访了将近2万个老北京人。刘一达每个礼拜出一整版，一写就是18年。“18年一个专版，我自己写，一开始是社会热点，后来是京味报道，文化报道，一直到退休。我都记不清到底写了多少报道文章，就感觉从来没有哪天闲下来过。”刘一达说。
文学创作爆发：坚持文学创作 形成特有京味风格
尽管刘一达一直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他依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反而渐入佳境，推出一部又一部经典著作。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他先后写了《故都子民》《人虫儿》《胡同根儿》（上、下卷）《画虫儿》《皇都风流》《傍家儿》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八珍席》《非凡女性》等十多部中篇小说，《中国“下海”潮》《都市大款惊人梦》《畸魂》等纪实文学，以及《北京眼》（三部）《胡同风系列》(两部)等当代纪实系列，《有鼻子有眼儿》《老根儿人家》《老铺底子》等京味系列，共出版小说、纪实文学专著几十部。其中《人虫儿》《百年德性》《胡同根儿》《故都子民》《画虫儿》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人虫儿》《故都子民》《走进什刹海》等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出版发行。在当记者的同时，也走入了创作的高产期。
刘一达创作的京味儿经典作品
刘一达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令人感慨其创作素材积累之丰富，创作激情之不衰。当记者问及刘一达，您写了这么多作品，既要做本职工作，还要写作，会不会觉得辛苦？这个时间从哪里来？刘一达说：“这得借用一下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把别人喝咖啡，上网，打麻将、上歌厅这些时间都占用了，就完全凭着一种喜爱和乐趣，你享受的是写作的快乐，以上那些你就享受不了了。能从中找到快乐，你就不觉得辛苦。”
刘一达的创作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深受广大的读者喜爱。在众多的作品中，刘一达给记者特别讲述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故都子民》的前世今生。刘一达的一位烧炭师傅贺师傅是老北京古玩商，他经常和刘一达讲一些老北京古玩行的故事，这些都被有心的刘一达默默地记了下来。贺师傅很欣赏刘一达的才华，曾鼓励他将来一定要用老北京土话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写成书。这事儿一放就是十多年，刘一达始终没有动笔，他总觉得自己的积累还不够，还需要看更多的历史资料，采访更多的人物。可等开始动笔的时候，师傅就已经快不行了，他在弥留之际还嘱咐刘一达写书的事儿。承载着贺师傅的千钧重托，刘一达利用在晚报采访的机会，深入了解了老北京的玉器行、古玩店的历史。经过3年多的采访和积累，于1994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都子民》，他还把这本书带到贺师傅的墓前，就着师傅喜欢喝的二锅头酒把那书烧了，含泪告慰师傅。
刘一达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都子民》
解读京味文学：申非遗推力作 让京味儿更有味儿
刘一达笔下的京味文化，以介绍北京文化为切入点，用北京话为表现手法，讲的是北京人，聊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变迁，每一本书，都能用叙事的方式带读者逛地道的北京城，并写出了一个个特点鲜明的北京人物。谈及多年来持续创作“京味文学”的动力和起因，刘一达说，首先自己是北京人，生在胡同，长在胡同，对北京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特别是对胡同文化感情非常深，所以骨血里面就流淌着胡同文化的血脉，推广京味儿文化是自己的一种使命感。他说：“那种北京人骨子里的劲儿就是这些作品的精气神，也是北京人、京味文化的魂。”
刘一达将“京味文学”总结为三个部分，第一是皇家文化，第二是士大夫文化，第三是胡同文化或者是平民文化。其中最接地气的是胡同文化、平民文化，最能代表和反映京味特色的也是胡同文化。人们称呼刘一达为“京味儿作家”，而刘一达却称呼自己是个“胡同串子”。他长期骑着自行车，深入北京的大小胡同采访，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京腔京韵的京味故事，一部又一部京味文学著作。
说到京味文化，不能不提到刘一达的著名代表作《北京话》。刘一达写的《北京话》，是对北京土话的起源、发展和形成过程、特点、各个城区的土话区别、现在土话状况、土话与普通话、流行语、网络语言等做了全面的介绍，是目前为止比较详尽和系统介绍北京土话的专著。语言学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刘一达强调，《北京话》不是学术专著，“写这本书凝聚了我半生心血，搜集北京话如同搞收藏，也让我上瘾。我不喜欢玩深奥，更无卖弄学问之意，就语言写语言，读者肯定不爱看，所以我只好独辟蹊径，写北京话，讲北京人，聊北京城的历史文化。要想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儿纯学术，我用的是随笔方式，让读者看这本书，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的感觉，属于最接地气的那种。它是我研究40多年北京话之心得，也是我由衷热爱北京话的感悟。”
刘一达的代表作《北京话》
刘一达积累了47年的北京土话，才让我们看到了《北京话》这本书，他的长篇京味儿小说也已经出版了13部。正是由于刘一达多年从事京味儿文化的研究和文学创作，不但积累了大量的京味儿文化的史料，而且是直接从事文学创作，经过努力，他于2017年申报的京味儿小说语言成为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也成为继曹雪芹，老舍，刘绍棠，邓友梅，陈建功，汪曾祺等之后的第四代京味儿小说语言传承人。
刘一达申报的京味儿小说语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一代以曹雪芹和文康为代表，代表作品有《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第二代传人代表作家有老舍、张恨水、梁实秋等，特别是老舍先生，他的京味儿小说，直接用老北京的大白话，写出来通俗易懂，开京味儿小说之先河，代表作有《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茶馆》等等；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三代传人代表作家有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赵大年、刘绍棠等，代表作有《烟壶》《画韩儿》《京西有个骚达子》《卷毛儿》《京门脸子》等；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代表作家有刘一达、刘恒、王朔、邹静之等，代表作有《人虫儿》《胡同根儿》《红案白案》《传世猫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刘一达任重道远，他告诉记者，原本想再沉淀几年写《北京话》这样的书，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抢救和保护的“非遗”项目。
“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现在说老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抢救，北京话可能不会多久就可能消失了。我多年来坚持写作、四处奔波推广京味文化，就是要让京味更有味儿。”刘一达说。
道出四大隐忧：担忧文化发展 呼吁社会更多关注
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刘一达用了47年的时间搜集地道的北京土话，以饱满的文学热情勤奋创作，其中的艰辛和坚持令人肃然起敬。他坦言：“写作是一个非常艰苦、非常寂寞的工作，当年跟我一起写作的这些文学青年，可以说跟我同时期、同时代的文学青年，北京有几十万人，写到现在，还在继续写的，可以说只有几十个人了。”他向记者道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隐忧：“你看我都60多岁了，写了这么多年，不知不觉也变成老作家了，现在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年轻人身上，而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五代传人，现在我还没找着。现在要找喜欢京味文化的，并且真正能够像我似的坐下来，认真踏实研究的年轻人，很难。虽然我现在也教了几个徒弟，但是他们也因为工作忙等种种原因，真正能像我这样踏踏实实进行京味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不多。所以我很担忧，随着将来北京城的变化，城区的居民越来越少了，很多老北京人已经过世了，像我这种中生代的北京人都已经搬到郊区了，标志性建筑物、胡同越来越少……北京文化正面临着一个抢救，京味小说语言更是面临着一种生存的危机。我这些年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老北京话已经算抢救下来的，又经过四十多年，很多土话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京味小说语言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还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的一大隐忧。”
刘一达接着说出了他的第二个隐忧：“老北京土话，随着社会发展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我的京味儿小说语言2017年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直到今天，这个牌匾，我连挂牌的地方都没有。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切磋探讨保护北京土话，但北京目前没有专门的机构对老北京话进行挖掘整理。我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对北京土话进行抢救和传承。像我这么大岁数还依然在这儿拼命地为传承老北京话努力奋斗，如果再不努力，再不保护，你说是不是就会断了？对土著方言、北京土语的保护，现在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很迫切的事。”
刘一达的第三个隐忧，是北京文化原创作品在网络时代深受抄袭之困。他说：“我这些年写了不少书，光最近三年就出了十本书，都是关于北京文化的原创，有写胡同的，写古城的，写民俗的，写京味语言的。书出来以后，网上各种新媒体、公众号一顿抄袭，弄得我一点脾气没有，从我书里摘一段编一个标题，这是北京的什么，连名字都不署，把我书里原封不动或者变的掐头去尾，取中间，有的干脆直接来，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出去了。我还是属于那种传统的作家，是忠实于原创的写作，然后出纸质书，纸书出来以后可能拍电视剧、制作音频，是这么一种路子。但是如今网络时代了，很多人，包括一些编剧他们公开跟我说，刘老师，我们编电视剧编不下去了怎么办，看刘老师的小说。我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就被他们直接拿去用了，属于受剽窃的对象，我这是有苦难言啊！”
刘一达的第四个隐忧，便是他对当今文化发展的担忧。一方面是表现在如今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表现在原创越来越少，精品越来越少。
对于第一个方面，他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这些老一茬的作家被社会边缘化了，现在的互联网产品一茬一茬，变化特别快，人们的关注度变了，在这种情况下看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现在书店越来越多，写书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看书的人，看纸质书的人是越来越少。”
对于第二个方面，刘一达举了一个例子。他去年参加了一个文化公司举办的文学夏令营，大概有四五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当学员，刘一达和几位当红的网络写手一起受邀当辅导老师。他回忆道：“在课上，学员们问我，刘老师，您觉得现在什么题材最火？您告诉我历史什么时候最好玩？我说你看‘一带一路’，还有北京的‘一城三带’， 运河文化、长城文化，这都可以写啊。他们说，刘老师，您看看运河文化有什么有意思的没有？您就告诉我一个故事、民间传说就行。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我回到北京后，有一个当时听我讲课的学生告诉我说，他的长篇小说出来了，就是根据我那个故事编的。我说你去过那个地方吗？他说没去，不用去，您就告诉我这故事，我就能编出来了，现在网上特别火，我已经挣了好几十万了。”
刘一达叹息：“这是文学吗？文学要都这样的话，那不就走进死胡同了吗？文化得需要沉淀，只有沉淀才能发展。文化，包括文学，需要系统的发展，不能一味地求快，太快就很难有创新，碎片化不可能成为系统，这种快会导致一方面没有精品，另一方面原创的东西越来越少，最要命的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后果是很多年轻人不去创作了，不会创作了。而我们这些老作家，都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历、文学水平自己进行创作，这样才能出真东西。我们这一茬人要不写了，也麻烦。因为我要不写，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他们就胡说八道了。”
然而，隐忧的同时，刘一达也坚信，文化发展是有其规律的，文化将来还会回归的，会回归到它的本来。他说：“现在有些做法违背了它的规律，就像不经过任何训练去跑马拉松，也许能跑下来，但不是循序渐进的，胳膊腿得疼一个月。强扭的瓜不甜，文化的事儿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得按照它本来的规律。所以走到一定时间以后，人们自然就会回归的。像刚才我说编乱七八糟的东西，早晚会让人觉得没意思，逐渐会被淘汰。”
畅谈阅读心得：推荐好书作品 提倡阅读从小抓起
作为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舍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读书形象大使，身兼数职的刘一达对全民阅读的推广也一直在贡献自己的力量。说起阅读，刘一达谈起了自己儿时的经历：“我从小我跟我外祖父长大的，我外祖父是老北京著名的藏书家，家里边藏的书很多，我从五六岁开始，外祖父逼着我要背这些古诗文，《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还有唐诗宋词，那时候我开始背了，而且我外祖父督着我每天都得写字，写钢笔字，每天督促着我，我记得那时候四五岁的时候每天背首诗，我那时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了，还有《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背了一半。这相当于一种积累了，后来我没上多少学，但我能拿起笔来就写字，就跟那个时候阅读认字有关系。所以我有时对年轻的母亲说，教育孩子还是应该让孩子多阅读，多背点古诗文，有好处，这是童子功，是终身受益的。”
记者请刘一达给广大读者朋友们推荐一些好书。刘一达推荐了影响他最大的几位作家的作品，一位是他童年的偶像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另外还有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刘一达说：“我的文学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名著。我年轻的时候全靠看书自学，当时可以说是个书痴，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买书了。现在回想起来，四十多年我能坚守文学创作，就是因为这些名著对于我的思想启迪、文学创作启迪，让我锲而不舍，坚持走到现在。”
刘一达称呼自己是个“胡同串子”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纷纷开启了“云活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阅读北京”也将集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云”阅读活动。而刘一达早在春节后就忙活儿起来了，除了写作，也不忘做阅读推广，他不仅把自己的经典图书作品搬上了听书平台，让读者在手机APP就能听到他的《皇都烟柳》、《北京的桥》、《印象紫竹院》等独具北京特色的文学作品，还和央广播音名家一起录制了《中国人的老礼儿》系列广播节目，读者们每天晚上都能在电台听到刘一达讲自己写的书。
与书香为伴，与经典同行，世界读书日之际，我们推荐您读一读这位高产的京味作家的作品，感受京味儿文学的魅力，也期待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承人的刘一达能早日找到更多的传承人，将京味儿小说语言“非遗”文化发扬光大，让文学回归本真，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文/北青网记者 龙颖 图/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北青网 作者：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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