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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法国人尼塞弗尔·尼埃普斯于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它的外观是一个简陋的木箱子，借助暗箱绘画成像原理，拍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永久性照片。从此，照相机便成了人们生活的伴随品。“照相馆”也应运而生。古今中外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照片，就是借助那个“木箱子”才得以与后人“面会”。一百九十多年后的今天，手机照相机风靡全球，人们走到哪拍到哪，给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和幸福。现如今，照相馆几乎成了文物，它在九零、零零后小青年眼里，只不过是字典里一个不常用的冷僻词语，无从目睹和领略曾经门庭若市的景象。 记忆中的阡城照相馆有三家，分别是工农兵照相馆，国营照相馆和杨家照相馆。三家照相馆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工农兵照相馆。 “工农兵”一词，是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词语，就如今天的“网络、刷屏、吐槽”一样，是“工人、农民、士兵”三个词的合称。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频繁出现在报刊、电台和人们的口头上。这个合成词的指代对象，被认为是有别于“地富反坏右”的一个革命阶层——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以“工农兵”命名的旅店、商品、书刊，比比皆是，如：工农兵旅社、工农兵饭店、工农兵食堂、工农兵针织厂、工农兵香烟、工农兵奶糖、工农兵汽车腊、工农兵炖菜、工农兵版画、工农兵画刊、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文艺、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因此，阡城那家照相馆以“工农兵”来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工农兵照相馆在新民街糖酒公司门市部斜对面那栋木房二楼。临街的一楼是钟表修理店。里面靠墙、临窗摆着几张桌子，桌面上压着一块明亮的玻璃，上面放着从修理的手表、挂钟上拆下的零件。进门正对的墙上，挂着一个吊钟，钟摆长年累月不知疲倦地左摇右晃。右边墙上贴着上海牌手表招贴画，左边全是窗户。修表的工人师傅经常伏在桌前，将一只专用放大镜罩在左眼上，用拿在手中的修理工具，在拆下的零件或配件盒里扒拉、翻找。他们对去二楼照相的人，视而不见，该做什么做什么。 从未去工农兵照相馆照过相、修过表的人，都以为照相和钟表修属同一栋楼。其实不是。工农兵照相馆和钟表修理店各属一栋。前者在后楼，后者在前楼。两栋楼中间有个小天井。一架木楼梯将前后两楼连接了起来。出钟表修理店后门，从小天井一角的楼梯上去，左拐走过楼道，便是工农兵照相馆了。 初次去照相馆照相的人，进门后都会认为是走错了地方，赶紧退出，再次把目光投到那块挂在临街柱头上的“工农兵照相馆”招牌上。确认没错后，才又忐忑不安地走进去，小心翼翼地问道，在哪点照相？脾气好的修表师傅，会抬头说，在后面二楼。也有不理不睬的，只管埋头修理钟表。被询问的次数多了，脾气再好的人也会厌烦。于是，在进入后楼的门边，就多了一张提示的白纸，上面用红色写着“照相请上二楼”。 照相馆将一间四十来平米的房子划为两间，大的一间为照相室，小的一间为暗室，条件很简陋。照相室里摆着一架红布搭着的台式照相机。台架脚上安着轮子，根据拍摄需要，可以前后左右推动。台式照相机正对着的板壁上挂着两幅画，画的大小与板壁尺寸相同。那两幅画，一幅是北京天安门，另一幅是阡城启灵桥。是照相馆请文化馆的老师画的，供照相人作背景选择。如果选天安门，就把启灵桥那幅拉开。反之亦然。 我人生第一张照片，就是工农兵照相馆摄影师照的。不过地点不在照相馆里，而是在远离阡城六十多公里的庄镇。庄镇是我系列小说的文化背景地，我刊发在《山花》的《粮食》、《枪手》、《英雄》，《民族文学》的《灵性》等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庄镇》，故事发生地就在那里。庄镇在中国版图上的称谓叫本庄，是我出生地。那张照片是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与同学的合影，至今已四十多年了。蹲在前排的女同学，每人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那个年代，照相在胸前摆一本“红宝书”，是一种时尚。“红宝书”版本尺寸有大有小，我们经常放在身上的那种，跟巴掌差不多大。“红宝书”是那时人人必读的书籍，因为里面是毛主席的经典语录。如若背不了里面的几段语录，那是件很丢人，很没面子的事情。 工农兵照相馆摄影师使用的是那种三脚架照相机。机身是一个四方形木盒子，前端小，后端大，中间用黑色的帆布连着。连接的帆布被做成皱折，可伸可缩。盒子前端装有镜头，后端是一块可开可关的白色毛玻璃。拍照时，摄影师把头伸到毛玻璃后面，用一块布将头连同照相机遮蔽起来，待调好焦距，再把头伸出来，从口袋里拿出装胶片的小匣子，把毛玻璃打开，将小匣子装到照相机上，之后，他举起左手，让照相的人盯着看，口里嚷着“注意了注意了”，右手暗中就把快门给按下了。 工农兵照相馆的摄影师到各乡镇照相，平日里大多集中在赶场天。但到了六七月份，他们就不分赶场与不赶场了，经常扛着相机在乡间的学校里转。因为他们熟知不管是小学毕业班，还是中学毕业班，都要照毕业照。即便再穷的家庭，也要挤出一两块钱来给孩子洗张照片。家庭经济稍好点的学生，除了毕业照外，还邀约玩得好的同学，两个三个地合照。我的一些老照片，就是在这种背景拍摄的。其中一张，我与合影同学各自手里还拿着一本“红宝书”。也有在当时看起来出格的照片，就是几个同学手搭肩上，嘻嘻哈哈笑着。出格的地方有二，一是手中没有拿“红宝书”，二是一点不严肃。照相就照相，不拿“红宝书”也就算了，还嘻嘻哈哈，成何体统。这种意识，在那时普遍存在。现而今那种脸贴脸相拥在一起、袒个胸个露腿的照片，如在那时，就是大逆不道，非被千刀万剐不可。 照完相，我们就天天盼摄影师来，心里那个急迫，用望眼欲穿来形容远远不够。有顽劣同学时不时搞点恶作剧，突然在教室里大声嚷道，照相的来了。不知就里的同学闻声，也不辨真伪，一窝蜂地朝教室外涌。直到身后响起得意的傻笑，才知是一场空欢喜。 去工农兵照相馆照相的人，尤以拍摄结婚纪念照、婴儿满月照、百日照、老人生日照居多。拍摄结婚纪念照的男女，既有阡城县城的，也有乡镇的。县城里的大方一些，到了照相馆，开宗明义说明来意，把钱一缴，就坐到天安门或启灵桥背景画前的凳子上了。乡下来的男女，从进照相馆起，就一直扭扭捏捏，浑身不自在。女的还脸颊绯红，像刚喝了烈性酒。照相的时候，不管是县城的，还是乡下的，摄影师必说一句话，头靠近点，脸笑一点。男的听了摄影师的话，都会极乐意地把头偏向女的。而女的对摄影师的话，充耳不闻，岿然不动，有的还把头扭向相反一侧。这时，摄影师就会满面笑容地走上前去，扳一下女的肩头，笑嘻嘻地说，都要结婚了，还怕啥子羞。结婚照是一辈子的大事，要照得亲热些才好。女的这才腼腆地把头向男的靠过去。 照相馆里最热闹、最难的拍摄，莫过于婴儿满月照了。襁褓中的婴儿，哪知照相是件快乐的事情呢，离开母亲怀抱，就一个劲地哭。摄影师对此早习以为常，有的是应对办法。在年轻父母手足无措的时候，摄影师变魔术一般，突然拿出几颗花花绿绿的糖来，口里不停地念叨，吃糖糖——吃糖糖——如果这一招不见效，立马转身，拿来一个手鼓，噼噼啪啪地敲打，哭泣婴儿被手鼓铃声所吸引，兴奋得小手乱舞，跟着脸上就有了笑容。摄影师随即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婴儿灿烂的笑脸就定格在木盒子里面的胶片上了。 其乐融融的拍摄，当然是老人的生日照了。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在酒足饭饱后，说着笑着来到照相馆，按照摄影师的安排，寿星坐中间，儿孙站两边，只一声注意了，一张人人满面笑容的生日纪念照就拍成了。 我去工农兵照相馆，多数时间不是照相，而是冲洗照片。学生们春游的照片，学校开展文艺活动的照片，都是我用海鸥120相机在拍。由于冲洗是个技术活，曝光时间把握不准，定影时间过长或过短，都将影响照片效果。所以，我所拍摄的照片几乎都在工农兵照相馆冲洗。也因此，我和照相馆的肖摄影师、黄摄影师就混得极熟。每次去，他们都会及时给我冲洗。有时还破例准许进入暗房，给他们帮帮忙。 工农兵照相馆是阡城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块商业招牌，遗憾的是没能把它保存下来。
作者简介：
林盛青、男、侗族、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铜仁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贵州省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山花》、《春风》、《绿洲》、《海燕》、《文学世界》、《当代小说》等期刊，公开出版短篇小说集《满目葱郁》、中篇小说集《温暖的玫瑰》、长篇小说《乌江怨》、散文集《阡城往事》、戏剧作品集《戏剧人生》，短篇小说《红伞》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短篇小说《三丫的婚事》获《当代小说》征文特等奖；短篇小说《赶羊》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一等奖；花灯剧《严寅亮与“颐和园”》（合著）获贵州省首届专业文艺奖剧本类一等奖、贵州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金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市首届文学评奖大剧本奖；《乌江怨》、《白云深处》（无场次话剧）获市文学评奖二等奖；小品《小店情》、《特殊礼品》等获市戏剧创作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浮华校园》、《女房开老板》、《庄镇》。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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