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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有师范，学生不交生活费，毕业包分配。当这样一些有关石阡师范的信息，传到庄镇，传到已做民办教师的我耳中时，就暗想，一定要争取考入石阡师范，那样不光跳出了农门，还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我做民办教师的学校叫新庄小学，附设有初中部。我先是教初一语文。后来初中部并入本庄中学后，我就改教小学语文了。那时工资报酬是每月5元人民币，除此而外，按生产队最高工分参与队里分粮分红。照生产队队员的说法，我是蚂蟥嘴巴两头吃。虽然每月只有五元工资，但仍令不少人羡慕。五元人民币在那个年头，可买四十斤大米，可打十斤包谷烧，可称九斤猪肉，可购十块肥皂，还可买鸡蛋百个。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群体，撑起了当时中国乡村教育的半边天。虽然后来因身份，因报酬等诸多问题，与政府纠纷不断，但最终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尽管，我是一条嘴巴两头吃的“蚂蟥”， 但它还是挽留不住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于是，怀着一颗青春勃发的心，我走进了石阡师范。 早先，石阡师范没有自己的校园，附设在石阡中学。后来，政府投资在邱家坡后面建了学校，才有了立足之地。说是学校，不过一栋教学楼，一间厨房，几间教师宿舍而已。 从阡城北门口与县粮食局分路的那条顺山小巷进去，弯弯曲曲前行两百米，再爬一小段坡，上到一个坳口，坳口左手有一栋砖混结构的二层灰色楼房，那便是石阡师范新修建的教学楼。教学楼的一二楼各有教室四间，办公室一间。居中的办公室将四间教室均等划开，一边两间。由于没有学生宿舍，一楼靠山脚的两间教室被安排作了男学生宿舍。女学生宿舍则在二楼紧挨山脚的最后一间。我们普通班的教室在二楼第一间。第二间是学校会议室兼老师办公室。学校广播站也设在那里。我和两位女同学，每天会定时去广播站播音。播音的内容主要是报纸摘要，各班报送的消息，学校的各种通知，也播放当时流行的歌曲，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请到天涯海角来》、《知音》、《万里长城永不倒》等。紧挨着老师会议室的是校长办公室。顺着再过去，便是有别于普通班的英语班了。石阡师范的英语班，只招收了那一届，由于师资以及办学条件等原因，以后就再没招生了。那一届英语班，为石阡县各乡镇中学培养了急需的英语教学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还站在中学英语教学讲台上。 入校选择班级时，我对读普通班，还是英语班，很是纠结。是书店取回的教科书，最终让我选择了普通班。因为书里面的一篇《雷电颂》，深深吸引了我。当我拿起书，无意中翻到《雷电颂》，便情不自禁地阅读起来，“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五幕话剧《屈原》中的一段台词，对话剧更是知之甚少。但是那感人肺腑，撼动人心的字字句句，却像火一样在我心里燃烧着，它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就这样，纠结中的我毅然选择了普通班。这或许就是命运，如果没有《雷电颂》的感染和影响，我可能就选择了英语班，踏踏实实做一辈子英语老师。事情偏就这么巧，因为《雷电颂》，我选择了普通班，因为《雷电颂》，我知道了话剧，还因为《雷电颂》，多年以后，我创作发表了《乌江上的太阳》、《白云深处》、《幸福花店》、《阡城雪祭》、《阡城茶商》等大型话剧、影视剧本以及若干戏剧小品，还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当上了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这样的生活轨迹，是我不曾想到的，或许这就是我的人生定数。 学校搬到邱家坡后，由于没有操场，集会只能站在教学楼前尚未清扫的坑坑洼洼的建筑场地上。体育课要跑到一里多路远的县体委篮球场去上。上体育的付勇老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排球专业，中等个子，圆脸，说话有点儿嗲，业余爱好打猎。我第一次接触枪械，就是他的那杆双管猎枪。记得那时没有体育课本，体育课上什么，由付勇老师自己确定。因为他学的是排球专业，我们上排球的时间比其他球类明显要多一些。再者当时县体委每年有排球比赛，他那样安排，学校也无话可说。我们呢，上什么内容都比坐在教室里听干巴巴的数学、物理、化学来劲。在体育课上，我们可以大声喊叫，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觉得太阳大了，还可以站到房檐乘凉。这些散漫行为，付勇老师自然是要批评的，但他的批评都往往都只在口头上，这一点我和同学们都知道，于是，有时就有点显得肆无忌惮。但他包容为怀，概不计较。这反倒让我和同学们感到自愧，同时也增加了几分对他的尊敬。几年前，付勇老师患病离世，没能看到如今遍及石阡城乡中小学绿草如茵的运动场，委实遗憾。 因为喜欢文学，喜欢涂鸦，自然就疏远了数理化。很多时候连语文课也沉迷于小说之中，直到藏于课桌下的小说或杂志，被老师抢夺在手才愣过神来。这样的结果，就时常被老师或点名或隐姓地批评。而我仍旧我行我素。现在想来，那时对文学实在是一种痴迷。也正是那种痴迷，支撑着我这么多年一直笔耕不辍，不然我或许早就远离了洗涤心灵的文学，那自然也就不会有短篇小说集《满目葱郁》、中篇小说集《温暖的玫瑰》、长篇小说《乌江怨》等的问世了。为此，我要给自己这么多年对文学的坚守和写作的坚持一个不大不小的点赞。 疏远数理化的直接后果，是我越来越害怕那三个学科的考试。为此，一遇数理化考试就紧张，就在心里打歪主意。有时带进考场的夹带没被发现，我就捡了便宜。因为试卷上的考题，多是平时老师课堂上讲的，作业也做过，不过改改说法和数据罢了。也有被发现的时候，那种尴尬，真是巴望有个地缝能钻进去。毕业那个学期，为了能拿到毕业证书，我把阅读小说的时间用在了做数理化练习上，希望能考出一个好成绩。按当时文件规定，数理化一科不及格就为肄业。毕业生与肄业生其毕业待遇是不一样的。毕业的叫分配工作，肄业的叫安排工作。虽然都有工作，但一个“分配”，一个“安排”，就把同学间的三六九等划分了出来。“安排”一词在那时，便成了我和同学们最忌讳的词语。我很幸运，比班上同学少受了毕业考试的煎熬。原因是我实习的城关公社小学毕业班语文老师告假，急需老师上课，而我在读师范前当过民办教师，且实习效果很不错，城关公社小学的领导就去学校协商，要求把我留下，直到毕业班考试结束。因而我所有毕业考试科目全部免考，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在城关公社小学实习期间，我所教的那个班三十多人，挤在居民家一间陈旧的堂屋里。里面光线昏暗，遇到阴天雨天，跟学生面对面站着，要想看清他们的鼻子和眼睛，须得把眼睛睁得像铜铃才行。由于黑板安放在堂屋神侃下，学生们就只能背对大门光源而坐，翻在课桌上的书，黑麻麻一片。学生们写作业，一律侧身。这样就能借助从大门透进堂屋的光，看清楚课本和作业上的文字。学校不是不知道长久以往学生们的视力会受到影响，但也没法改变，就在堂屋大梁上悬了一颗电灯。那时阡城电力严重不足，不少人家还买了马灯备用。那颗高悬在堂屋里电灯整天忽明忽暗，作用并不大，就跟个摆设似的。最快乐的时刻是课间十分钟，我和学生们走出昏暗的教室，在堂屋前的石院坝上做游戏。学生们那张张快乐笑脸，真是灿如夏花啊！后来我调整到毕业班代课后，还常常去那间堂屋，那个石院坝，听学生们的笑声，看学生们的笑脸。 那段在城关公社小学实习、代课的日子，成了我最难忘的一段人生记忆。 石阡师范毕业至今，我站讲台，搞管理，做教研，当编辑，始终挥汗耕耘在教育这块沃土上。2001年，我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这份荣誉，犹如前进号角，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地前行。 作者简介： 林盛青、男、侗族、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铜仁市戏剧家协会原主席、贵州省特级教师，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山花》、《春风》、《绿洲》、《海燕》、《文学世界》、《当代小说》等期刊，公开出版短篇小说集《满目葱郁》、中篇小说集《温暖的玫瑰》、长篇小说《乌江怨》、散文集《阡城往事》、戏剧作品集《戏剧人生》，短篇小说《红伞》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短篇小说《三丫的婚事》获《当代小说》征文特等奖；短篇小说《赶羊》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一等奖；花灯剧《严寅亮与“颐和园”》（合著）获贵州省首届专业文艺奖剧本类一等奖、贵州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金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市首届文学评奖大剧本奖；《乌江怨》、《白云深处》（无场次话剧）获市文学评奖二等奖；小品《小店情》、《特殊礼品》等获市戏剧创作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浮华校园》、《女房开老板》、《庄镇》。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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