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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马来西亚作家。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获第四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评审团奖。已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散文集等著作十余部。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主办的“一个盲女与一座马来小城的故事——黎紫书《流俗地》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办，作家王安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以及《流俗地》作者、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围绕长篇小说《流俗地》、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与精神向度等问题，进行了分享。 王安忆在给黎紫书小说《流俗地》的序中写道：“倘我给黎紫书小说《流俗地》起名，我就叫它‘银霞’，这两个汉字有一种闪烁，晶莹剔透。而且，要知道，书中的她，是一位失明人，应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好像卓别林的盲女故事，题为《城市之光》。” 关于《流俗地》的阅读体验，王安忆用了“顺畅”“诚恳”“感动”等关键词，“我没想到阅读那么顺畅，能够那么影响到我的阅读情绪。这个故事首先非常饱满，还有就是很完整。黎紫书那么诚实地写作，叙事的逻辑、现实、生活状态的描写都是那么诚恳，而且有趣味，很感动。” 写一些让人物看得见的小说 黎紫书坦言，马华文学的问题就是种类太少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丰富马华文学的种类，写一些让人物看得见的小说。” 《流俗地》以马来西亚锡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讲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务俗事。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她聪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学象棋、上盲校，在生来的困顿里劈开了一片天。在盲校里，她学会用盲文写信，也拥有了炙热的爱情，一切看似向着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已经降临。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每一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载浮载沉，薄凉活着，无声老去。他们冷眼、坎坷、孤寂、拥有短暂欢乐，却都像电光石火，刹那间便走到时间尽头，看俗世的风吹透灼热的仓皇人生。 王安忆认为，马华作家在写作上吸收了更多现代主义的写法，理论的、思辨的东西多，相比较而言，《流俗地》回归到写实主义，“马来西亚作者开始把家国情怀、语言和所在地语言的冲突、宗教等，纳入日常生活的环境里。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他们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度过，有那么多丰富的故事可以写。” 翟业军认为《流俗地》和其他马华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黎紫书不是就华人写华人，而是描写了一个五方杂处的世界。对此，黎紫书回应，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我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我不具备那么强大的批判性，反而有一种和解的意识。在这里生活五十年以后，我与马来人、印度人相处很好，我和两家马来人整天讨论怎样喂养后巷的野猫。我决定忠于自己，诚诚恳恳写一部我眼中、我心中的马华文学长篇小说。” 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打动读者 陈思和从日常生活与精神向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观点，“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写实主义容易阅读，而且它所讲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对真实；但另一方面，写实主义往往会走向庸俗社会学，讲吃喝拉撒，讲日常生活，讲小人小事，讲所谓苦难，而这种苦难是没有精神性的。我认为对于长篇小说，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没有精神就没有好的长篇小说。《流俗地》虽然是写实的，但它背后有非写实的、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 黎紫书则认为，“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当然不能只是用写实手法写一群人怎么生活、怎么吃饭、怎么和朋友相处。这样不仅庸俗，也不是我心中的‘好看’，‘好看’必须加入一些精神上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打动读者，这样小说才不只是流水账。” 王安忆补充道，“我觉得不能把庸俗怪到写实主义上。小说的庸俗，绝对不是写实的罪过，而跟精神有关系，跟人的精神利益有关系。我强调日常生活的美学，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不会把所有事情都纳入我的写作。因为思想是有限的，在我看来，小说就是传达无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东西，我们写小说要表达的东西一定是在别的领域里面没有命名的东西。” 翟业军则是在小说关于爱的书写上看到普通人的力量：“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一种爱，这种爱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趋利，把爱的人趋向崇拜之利，执迷不悟地从爱的人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崇高之美。蕙兰、春分，包括叶公，他们都是如此卑微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爱，但他们就是凭着一种蛮憨的原力，生命的原力，没有目的地爱。爱让他们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生命有了硬的一面，有了钢的一面，就像一个人有了骨头一样，于是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有了人气。”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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