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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驿站是后来人起的名字，我们那时叫场部工区，黑土坡林区，大转湾林区，石灰窑林区。和同伴们每天从县城乘车来到这里，单程十七公里，这是一个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数字。怎么能忘记呢？刚离开大学校园，正是怀着无限憧憬的美好时刻。十七公里好像也不算什么，经常每天用脚步丈量的距离至少有三个十七公里，北边到金鸡坪，南边到黎安哨，东边到狼鸡岭刺竹山，西边到牛洞，因为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就算有公路，也没有车，真正是“交通基本靠走”。
单位有辆红色的北京吉普，以森林消防的名义购买，全县城也没几台吉普，倒是很拉风。作为单位的交通车，最多的时候一车乘坐十五个人，八至十人是常态。前排六人，副驾位置四人，驾驶员边上还“背”了一人，后排六至七人，后备箱的隔板上一至二人。我个子小，每每和罗同事蜷缩在后备箱上的隔板上。 罗同事也是我的烟友，避开外人的时候，我俩常常凑一块儿过瘾。不过那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忌惮，后来就明目张胆当着外人面儿抽了。有年纪大的“老古董”背后议论，把我和罗同事当成不学好的女人，有人甚至向领导提出过。领导觉得毕竟是个人私事，没太好意思管，再说小年轻的抽个烟也算不上违背公序良俗，更上升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劣行径。我俩不在乎，心想干你屁事，你越看不惯我越抽，就抽！见着“老古董”故意吐着烟圈儿，耍酷。国有林场职工几乎与外界不联系，在一个闭塞的环境里，不找点乐子，还真不太容易过下去。当然，除了和林区周边的农户争地干仗。若干年后，我不抽了，罗同事依旧。她丁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然洒脱。 驾驶员“拽”得真是不要不要的，不光喝了酒把车飙得飞快，到地后趴车上下不来，还动不动就半途把我们甩下，说去不了去不了。一块石头、一个小坑、一点稍微的坡度都说去不了了，不是要硌底盘就是要打滑，再有就是油不够了，回不来回不来。当时差不多单位的驾驶员都一个德性，公车差不多是自己的私有物品，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全县城没几辆车，也没几个驾驶员，他们是绝对的稀有动物。特殊时代特殊条件下赋予的小性子。 有微型面包车跑，单程车费叁元。工资低，每元一百零捌元，这还因为是本科，大专八十，中专六十二，如果天天都花钱乘车的话只能喝西北风。所以经常站在公路边拦车。拦货车，顺路捎带，不要钱，川黔公路，货车不少。 也有风险。一次在县城老客车站处上一货车，行驶至新萝村后司机开始动手动脚。好歹是工科生，大学里有门课程就是汽车拖拉机，抢方向盘和别排档杆的常识还是有的。于是车就顺理成章地滑进老百姓的庄稼地里，立即就有农户从四面围过来。怎么能放过控诉的机会呢？就在那个混蛋司机受老百姓的谴责和为了赔偿而理论不休的时候，我扬长而去。心有余悸，剩下的路程当然得靠步行。 既拦车不易，且穷，有时从外面找点车票报销，会计却眼力好到爆表。不是同一天或同一天的下午和上午，用连号的车票指定不行。私底下她还会记录我们的行程，哪天去了哪里哪天没去门儿清。难免造个假，又或许是日子记错了，全被她无情逮着，报个十几块钱，她常常折磨我们填四五遍旅差单，有些费用还会莫名其妙被审下来，领导已经签了字也不行。领导倒是个好脾气的领导，虽然脸黑点，看上去似乎有点凶，可实际上一团和气，下笔签字都不带犹豫的。世间万物都会有些绝配，人类亦如此。 背地里说起她，不知道恨得有多切齿。有时也加些恶毒的诅咒，比如：骂人家“死婆娘”，嘚瑟，拿着鸡毛当令箭，马烈主义的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年纪大点的护林员跟她争吵，因为被扣了工资。按照管理人员每月去林区巡查发现的被偷盗或践踏损失的林木，幼林地和成熟林地的不同标准，造册到会计处，每月发工资先扣减损失。护林员多数是最初建场时的老同志，还有一批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强壮、勇敢、大胆、彪悍、天不怕地不怕，其中还不乏一两个横的，骂人时不吝脏话、狠毒话，惹急了挽胳膊撸袖子的事也常干。不像我们这些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忍气吞声。 但我们从不偃息旗鼓，反而越斗越勇。再后来就几个同事团结起来实现车票资源共享，或达成行程上的攻守同盟，被审减的机率相对就小得多了。时间一长，双方都在一种拉据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说不上愉快相处，却也不至于剑拔弩张。仔细一想，人家敬业、坚持原则，也错不到哪里去，虽然她有时挑刺，矫枉过正。何况，不得不承认别人的优点——不记仇，不跟自己过不去，哪怕刚刚和你吵完架，转头碰见还是会笑颜如花。常听别人说她怎么怎么的，却从未听她说过别人坏话，想来这也是一种胸怀，说活得通透也不过如此。所以，你尽管可以不喜欢她，但她永远不会和人有大矛盾。 还有一个数字不会忘，三万三千六百亩，国有林场的总经营面积。每每做森林经营规划、营造林设计、森林采伐和抚育间伐设计等等都得用到这个数字，它已经刻进脑子里，所以到了如今“远的忘不了，近的记不住”的年纪，它依然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一九五八年成立国有南山林场，之后不断植树造林，沿南山山脉从南到北形成一个狭长的马背形。瘦弱、饥饿的马背，覆盖了县内所有海拔最高、土壤最贫瘠、交通条件最差、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段。其他区域的林区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也更为便利，但权属要么是集体要么是个人的。 国营，注定是要承担社会责任。上个世纪全国组建了四千五百一十一个国有林场，国家林业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国营林场司，管理全国的国有林场业务，省林业厅对应有国营林场处。拥有国有林场数量最多的省份是黑龙江省，达四百零三个，其次是吉林省，三百一十一个。东北木材多，所以有许多老森工企业，是全国最大的木材生产销售基地。贵州有八十八个国有林场，虽然贵州有八十八个县，但并不是每县一个，比如与息烽相邻的开阳就有两个国有林场。 全国这四千多个林场不单承担生态绿化的功能，还有一大部分承载着木材生产的职能，比如云南的金沙江林区，四川格里坪贮木场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国有林场。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江洪水”暴发以后，国家实施“天保工程”，生态地位重要林区实施全面禁伐。国有南山林场三万三千六百亩的林区，承担了息烽人民绿肺的功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呼一吸无不从它受益。 创设者们在三万多亩的林区成立了六个工区，也叫营林区。老安寨和坪天坝两个工区位地处最为高寒，造林成活率尤其低，对树种的要求也高。能顶起用材林大梁的杉木、马尾松一类难以攀上那样的高峰，而只有华山松、黑松一类耐寒植物能生长，华山松是人工造林的首选，而黑松则是用飞机播种的优势树种，我没见过它的种子，想来是因其粒重更大，不然飞机一撒，四处飘散而进不了目标地块谈何造林？当然，飞机播种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期国家财力好转的时候才开始的。严寒气候的考验下，这些区域大多数的树木都长得头部粗大、顶端尖削、节间短，无用材价值，但地处生态地位极端重要地段，其价值不以用材而论。 过了些年，有人发现可以在那一带种植秋淡季蔬菜，而这种种植只有轮作才会有好的收成，于是就有人前赴后继去往那里，不时上演着与国有林场的另类争地，拓荒者将林区周边的灌木林地一片接着一片开垦出来，“南山”秋淡季蔬菜一度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 林场可以进行采伐作业的区域范围很小，活立木蓄积量较多的仅仅场部、苗圃两个工区。那还是老百姓争抢得最为严重的地方，他们在毗邻的土地上不断向林区掘进，淡化、模糊边界，一点一点蚕食林木和土地。所以在林区与农户土壤交接的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农户正耕作着的土地里，赫然耸立着高大的杉木或马尾松，那是与国有林场林区同树种、同龄级的林木。较为严重的一次是在场部工区采伐时，沙闹的村民出头公然挑起的哄抢木材事件，双方在堆放现场针锋相对，大打出手，最后以被拘留四人收场。 在那个年代，木材除了可以拿回家造房屋、做家具，还可以是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在县城周边的团圆山，周末赶集日常常有直接将原木、板方材或者做好的桌椅凳子之类小家具运到集市上卖。在西望山、南极、天台的一些集中连片林区，一直上演着盗伐林木的事。在林区周围存在如此多的偷盗，以至于对盗伐者的教育转换也能成为有用的资源。家住二坝田工区附近的吴毛子就是其中之一。从小失去父亲的吴毛子三兄弟都曾是盗木者，靠山吃山。他在经历几年牢狱后出来，于林场财力最为艰难时担任林场的护林员。那时他已成家立业，三十多岁娶了一个十五岁的老婆。那些盗木者的经验和经历，他每每和盘托出，有时甚至带些炫耀的成份。 苗圃工区是国有林场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工区，养活职工的大部分林木采伐作业都在那里进行。辉煌的时候，林区伐木声声。来自南极、修文六广的伐木工，还有贵阳、扎佐、久场以及四川、江苏，这些省内外的木材商人汇集一处，每次有采伐任务都如小集市一般热闹非凡，那时谁也没有想到，林场还会有难以为继的一天。我们从专业院校毕业进来的那一拨大中专生于千禧年前后差不多都已离开林场，后来的负责人将苗圃工区的营房改造成餐厅，在林区新建单栋小木楼，开设麻将室、歌厅，对外挂牌营业，并起了一个外人都觉得还算好听的名字——岭南杉州。之所以是“杉”而不是“沙”，是因为那里有成片的人工杉木林地。我们却觉得这个名字生硬、矫情，不如“苗圃”亲切，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度过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 采伐木材是技术活，要控制伐桩高度，顶端的材料规格最大、材质更为结实，留高了必然造成木材浪费，降低出材率，技术规程是与出土处平齐。还要控制倒向，要选择稍微开阔和相对平坦的地方。树木一般都十几二十几米的高度，倒向控制不好会摔坏木材，导致撕裂，更主要可能造成安全隐患。伐木工在需要采伐的树木前站立，观察周围的环境，找到理想的倒地方向，然后在与之相反方向的根部下刀。磨得锃亮的斧头一斧一斧抡下去，一边砍一边抬起头看树体有没有松动的迹向，旁边一直站着几个人观看，到估摸着快要能推倒的时候几个人围上来，合力往预先选择的方向推。旁边的人大喊着，倒、倒、倒，要是还不行再补上几斧。 用锯子比斧头省力，也更节药木材，但需要更为平坦的场地，不然找不到着力点。油锯就是更晚一些才出现的伐木工具，油锯的出现时候，林场已经禁伐了，我们一般把它用于锯除火烧迹地或发生病虫害的树木。也有一些比如背靠大石头或岩壁，只能在倒向的一方下刀，那就得特别小心，还需要预先用绳子套住，由人拉着，一边砍一边观察，见快要倒下的时候树下的人就得赶紧撤退，往安全的区域跑。 不知老向是跑慢了还是方向没跑对，当大家都在喊着“倒了、倒了”的时候，老向也倒下了。老向是场部工区的工队长，场部工区活立木蓄积量仅次于苗圃工区。老向是复员退伍军人，据说刚回来时组织上本想把他分在县里一个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可老向没有文化，实在是不能胜任，所以分到国有林场。场领导给了他一个工队长的职位，大家一直叫他向队长。他走路昂首挺胸，说话有点“端”，常年一身蓝涤卡中山装，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我们一致认为，老向这些“毛病”都是当过军人的“后遗症”。几个月后，老向瘸着腿出院了，虽然腿不如以前方便，但军人的气质不输，每天从新萝村的家走路到县城上班，直到正式退休。老向是林场唯一一个为伐木工作留下残疾的人。可惜林场不修志，不然真得给他好好留一页。 来自修文六广的伐木工队带头人叫刘东，他轮廓分明，高大英俊，为人豪爽，办事干净利落，力大无比，能将二三百斤重的原木独自扛起。他的队伍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敢于向任何一个别的工队叫板，挑战各种急难险重的任务，啃下别人难以拿下的硬骨头。他们也常常会在谈起别的工队时毫不掩饰轻蔑、鄙视、嘲笑，像踩死一只蚂蚁一般直接碾压对方的情绪。他们名声在外，常常转战开阳、息烽、修文，出现在各个国有林场的采伐工地。 白天在工地上伐木、造材，从林区扛到公路边归楞，能一个人扛的，绝不会两个人一起抬。晚上集体住在临时搭建的地铺上。他们在工地上从屈蹲的姿势到肩上接过木材站立起来时，因为太过负重而腰间的股肉拧紧、打颤。在跑向楞场的过程中，他们小腿上的肌肉紧绷。他们把牙关紧咬，肩背上的皮肤在木材的重压和日光的暴晒下磨破了一层又一层。他们会在议论我们的伙食（工区采伐设临时食堂，公费开支，几乎天天有肉吃）时流露出羡慕的目光。有时，他们也从林场预支极为少量的工钱，那一天，晚上可能会响起长久的响彻夜宵的猜拳声。但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睡得很早、很沉。 开进二坝田工区是在场部、苗圃两个工区的资源枯竭以后。与开阳交界的一个工区，据说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息烽后，其中的一支队伍自阳朗走出，穿过这片土地达到开阳。由于海拔高，二坝田工区很少适合杉木的生长，大部分是华山松。 似乎与林场正处在艰难的下坡路相呼应，伐木队开进二坝田的那一年，采下的木材还漫山遍野堆在山上，冬天早早地就下起很大很大的雪。大雪封山的时候，伐木工人都已回家，林场留下一个小分队坚守。女生住工区营房，享受特权（说女生其实就我一人）。男生在公路转弯处方便看见两面山头上的木材的地方搭建工棚，里面支上床，烧上回风炉，配上几支大手电筒，晚上不时轮流起来巡守。 一周左右下山买一次菜，但积雪厚车辆上不去，每次乘车到阳朗，穿着雨靴，踩着白茫茫的积雪，吭哧吭哧从小卖部走路去工区。 次年春天，从江苏扬州和四川来的木材老板到林区挑选木材，小分队一车一车检尺卖出去。相比杉树和马尾松，华山松的用途少得多了，多数是卖到矿山做坑木，所以那一期的采伐销售得最慢。 延续到夏天，下雨天比较多了，从林区到210国道的林区公路是泥土路面，时常打滑。工区门口就有一个大坡，重车上来冲坡非常吃力，刹车片烧得糊臭，冒出浓浓的黑烟。我常在听见车辆从平地过来声音开始变得精重的时候，提着一块三角木冲到半坡，看车辆停下来的立马给它塞到轮子底下。四五个五六个人转到车的两侧和后面，两只手搭在车上，找准一个着力点，嘴里喊着“一、二、三”，弓着腰推车。车辆再度启动时，搅动的泥浆飞起，溅了大家一脸一身，可仍然乐此不疲，从没有人会抱怨。 夏天是蛇出没的季节。一条菜花蛇陨命于车轮。听说蛇肉鲜美，广东人尤爱蛇汤，我不曾识得。尝新的念头既起，我并不想就此扔弃，从容自在地剥蛇皮。白花花的蛇节脱俗、性感、高雅如玉。我手起刀落，剁节、洗净、熬汤。工队长姓郭，整个过程他离得远远的，眼睛瞪得老大，脸上的肌肉一绺一绺跳动，怕蛇复活了一般。我不动声色地掩饰着轻蔑，不理解一条死蛇有什么好怕的，真正可怕的不该是某些类型的大活人吗？肉熟汤成，老郭先是观望，既而呡了一口，然后脸就笑开了花。蒋师，这汤好鲜呀！老郭是四川人，随父辈来贵州，建场初期进了林场，习惯在人的姓后面加上“师”予以称呼。 也是在这个工区，沈哥把“入库”的“入”想像成猪肉的“肉”，可又鬼使神差写成了“内”。我们大胆发挥想像演绎成“内裤”，背地里取笑他好久。这个梗笑点实在有点低，我每次把他说给别人听的时候，人家总要在脑子里转好多圈才能明白。沈哥大气，从不计较我们的不怀好意。也或许是压根没看上我们一群穷学生，你们就算喝了点墨水又怎样？他是检尺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检尺员有权力，木材老板成天围着他转。一车木材的材积是多少完全在检尺员的围尺下，价格是固定的，但材积是活的，价值也就活了。沈哥抽的烟很高档，一般人抽蓝黄，他非磨砂以上不抽。 印象中，身体最累的时候，是沿着火烧井-麻窝寨-铁厂沟-贵定县（此贵定县非彼贵定县）-狼鸡岭-刺竹山一路攀爬，在“马背”上穿梭，收方或点桩。收方是用经经纬仪或罗盘仪测量造林地面积，沿四周闭合测量，把测下的坐标数据按一定比例手绘在米粒方格纸上，经过闭合误差调整后，人工数米粒方格纸数量计算面积，这活无论外业还是内业都考眼力、考耐心。点桩是用红油漆点在被盗伐林木桩头的桩头上。两项工作都是对生产一线人员量化考核发放工资的依据。往往行走两三个小时到五六个小时不等，又饥又饿，疲惫不堪，有人创下了在中途一口气吃下六个大馒头的记录，而且是一个外表文弱的“秀才”。 同事凌，在老安寨工区的一次跋涉中败下阵来，说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肉了实在拖不动，诺大的林区，也没人能扛着她走，张同事便从裤兜里掏出二十元钱，让她回家买点肉吃。不记得她是怎么走回去的，是不是拿到买肉的钱而产生望梅止渴的效应？ 鲁同事家里是加工回风炉的，家住县城且家境殷实，外人叫她父亲“鲁百万”。她和凌一年到来，她毕业于南京林校，凌扎佐林校。小姑娘人长得漂亮，天真、活泼、热情，可哪里吃过苦？不像农村出来的孩子皮实、野蛮。 在一次对飞播造林实绩进行核查的外业中，每一点三公里布局一条核查线，地形图上布点，随机落地，每条钱不是在深谷里就是在荆棘中，根本没有路，全靠脚力踩踏加刀斧砍出路来。太阳晒不说，特别对体力是巨大的考验。小鲁并没有一开始就拒绝参与，她坚持了两天，已经很努力了，可最后还是不得不从飞播造林实绩核查工作中退出。 就算工作上的累和苦给现实无情地上了一课，也未成为小鲁退却的理由。她最终离开的原因，是垂涎于她的美貌和良好的家庭条件的人引起她强烈的反感——一个自恃家庭经济条件也不错的离婚男，绝不是小鲁对美好爱情向往的对象，她甚至觉得羞愧难当、受到奇耻大辱。当纠缠并不因拒绝而退却，她决定远走海南，那儿有她的初恋，她们在海南终成眷属。 站在山脉的最高处狼鸡岭，眺望开阳县的洋水，依稀能看见磷矿厂雾气缭绕的烟囱。而回头，全是莽莽苍苍起伏不定的山恋，好不容易才能辨清息烽县城的方向。不久后，那些烟囱中的一部分缭绕到小寨坝，林场的最北边，金鸡坪工区的一角。又过了不久，金鸡坪工区那些站立了几十年的柏木树，也是林场唯一的一片柏木林区，每年从夏天开始，像全身被浸透了盐分，变黄、风干，待春季雨水来临，经稀释后转青，到秋冬季干燥气候又转黄，如此循环往复，以一种悲壮的姿态站立着。 多年后，那片柏木林一半还活着，另一半已死去。天气能见度低的时候，生活在县城的人们，常常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味。而那一方阒无人迹的土地，从此热闹非凡，每天身着黄色工装的青壮年，骑着摩托车，潮水一般涌进厂区。六百零七亩，南山林场最北边一个工区的林地面积，金鸡坪工区，这个数字同样装进了记忆的芯片，永久储存。 十万六千，这是又一个数字。比起三十年后，林场的开支仅职工一项就要七百余万元，这个数字显得实在是过于微小。但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一墙之隔的会议室人声鼎沸。我们要班上，轮岗！让你们也来拿基本生活费试试。腐败。贪污犯。败家子。蛀虫。凭什么占我们的编制？后来的滚出去。我们上过山下过乡，现在砍的树都是我们种的，他们有什么贡献？有人坐下，有人站起，有人走动，有人跳上桌子。有回应，有一浪盖过一浪的争吵。有人爆粗口，有人咬牙切齿把手指上鼻子，有人脸红脖子粗要挣脱劝架者还击。有人怒发冲冠。所有人都委屈，像怀里揣了个炸药桶，不是你爆炸就是我爆炸，且都想同归于尽。咣当当，茶杯碎落一地，桌椅被掀翻，场面一度失控。 这一幕以管理者的忍气离开而暂告结束。 但那一口憋着的气灼烧着一家人。管理者的妻子，在屈辱中转而求助于巫蛊之术的慰藉，找了一个“半仙”画符、作法。半仙端着碗，口里含着水，噗噗噗往符上喷，手里点了烧纸在符上一通绕，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符贴满家里的每一道门。又弄一面镜子，镜面朝外悬挂在进门口的门楣上，据说是能照见一切的魑魅魍魉，让它们远离。然而，讨伐者并未由此而收敛，当关于生存的诉求不能解决，你很难强求他们消停。 十万六千是林场享受的定额补助。一九八十年代中期，全场有一百零陆人的时候，财政按每人每年一千元的人头经费予以补助，当时的人均年工资才几百元，每人一千元绰绰有余。而且每年还能采伐些木材销售，林场也算过了些年殷实富足的好日子，当时就有从核工业部“二七六”厂——为原子弹提供铀原料的厂调过来的职工，据说一则因为林场离县城近，二是工资待遇不错。 转变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国家实行工资改革政策。之后职工工资标准几经调整，从每月几十元调到几百元，十万六千终于成为杯水车薪，连带人员增加好几十人，能砍伐的木材资源也越来越少，种下去的要几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陷入一个无法破局的困境。 当终于走到揭不开锅的时候，除少数在后勤岗位的人员，其余的生产者一律停岗，只拿九三年调标时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每人每月二三十元不等。退休人员工资同样无法足额发放，所有工资标准多年只调不兑现。而后勤中的一部分却是后来者，并不在一百零陆人之列，所以前述一幕的声讨者，认为是后来增加的人抢食了他们的饭碗，自然怒不可遏。他们结成同盟，三天两头开会商讨，公开募集路费，不断组队到县里、市里、省里上访。对路上碰见的还在上着班的职工，他们阴阳怪气地挖苦讽刺。又或者常常到场办公室闹一闹，说些指桑骂槐的牢骚话，发泄心中的怨气。 领导层想通过自身的努力破局。大力开展多种经营，种植猕猴桃、板栗、中药材桔梗和五倍子，养猪、养鸡，烤酒。我错过了养猪和烤酒，不曾见过这些项目如何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却赶上了养鸡，给猕猴桃修剪整形，从林科院运回蚜虫袋，去给盐肤木施放，并信心百倍期待着来年五倍子丰收。养的鸡都卖给林业局发放职工福利了，而林场的职工，未曾留下一只自己吃可项目还是亏损。板栗长得树体高大始终不结果，但照顾了栗瘿蜂觅食，它们钻进嫩芽，或躺在叶片里为非作歹，将栖息之地膨大成红色的隆起的瘤，十分舒适惬意地住在虫室里取食。猕猴桃被一种夜蛾的幼虫蛀食茎干，那也是一种常见的危害葡萄的虫害。孤单的五倍子结的果尚不够采摘费，寂寞地躺在树梢睡大觉。为自救而开展的多种经营项目，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全军覆没。 事实证明，小规模的多种经营单位生产成本高，大锅饭的管理模式也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想要实现赢利确实不太可能，而并非管理者不努力。 政策层面的争取也一直在持续。一九九八年国家“天保工程”启动实施后，将经营型林场转为生态型，让林场职工卸下包袱轻装前进的呼声日渐高涨。转型经营方案一级一级上报，不断被送至上层领导的手里，省、市、县各级业务部门也不断奔走，不时有些政策性的补助资金到位，让机构得以继续维持运转。 又过了几年动荡不安的苦日子，县人民政府站在生态至上和维护安定团结的高度，于二零零二年将林场退休职工一次性结转社保局。虽然剩下的几十人依然艰难度日，但能解决退休职工的问题已是大担当。国有林场在保护培育森林资源、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中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为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有林场不会被遗忘。 国家相关的配套政策也在逐步完善。直到二零零九年，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国有南山林场由经营性用材型林场转变为生态公益性林场，核定为副科级全额拨款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将林场职工工资全部纳入财政全额供养。至此，国有南山林场困局才得以完全破除。 自一九五八年建场，走过五十一年的风雨，国有林场终于可以不用再砍伐木材，而尽其所能发挥它的生态功能。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那段既苦涩又甜蜜，既悲伤又幸福的过往，虽然物质匮乏，身体操劳，内心却总是充盈着笃定和富足。 直到有一天，阳光洒下来，金色的光影如湖水，我坐在那栋名为“南山书院”的小楼里，庭院深深。窗外有林立的楼宇，类似蒙古包一样的帐蓬，滚烫的温泉，白色的凝聚着梅雨季节潮湿气息的被单。那天，这里有一场盛宴——以文学的、精神家园的名义，但那是别人的盛宴，与我无关。我恍恍惚惚，怅然若失。末了，我在驿站旅社潮湿的被单覆盖下，睁着眼睛睡了一个午觉，有如心脏被掏空了一般泪流满面。 作者简介： 蒋芹，贵州贵阳息烽人，现为息烽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来源：贵州作家·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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