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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代人”到“新坐标”,文学创作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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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1-10-14 10:27:01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新‘小说革命’”“文学无界”成为文学界关心和热议的话题,我们面对的是朝向未来的一场大胆想象和创造。从本期开始,文学报开辟“文学生长·自我更新”栏目,陆续邀请一批作家、评论家撰写文章,他们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尝试探讨并回答——“当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意义上、人类意义上的文明之大变的时候,为了让未来依然会有文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和行动?”

    近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新坐标书系”,第一辑六种分别为:李修文《哀恸之歌》、徐则臣《信与爱的乌托邦》、双雪涛《侦探·工匠·小说家》、葛亮《无岸之河》、鲁敏《萎泥与飘逸》、张悦然《让故事结束在一个新的开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在“总序”中写道:“这套‘新坐标’书系里的‘青年世代’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创造出了独有的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征侯的作家。新坐标者,即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之涵义也。”

从“同代人”到“新坐标”

文/ 刘欣玥

    在新世纪伊始,青年与青年相遇,青年与世界相遇,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语际、地域、媒介的精神文化碰撞——更重要的,是青年对于创造理想生活的迫切热情,付诸行动的自我改造,这些,无一不指向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文学的明亮的内在动力。

    说出来有点不可思议,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新坐标书系”这套大型当代青年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之际,新世纪文学已经步入了第三个十年。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喧腾,新世纪的文学现场在过去二十年里已呈现出新的秩序,有论者将其概说为“后纯文学”、“泛文学”乃至“文学终结”的时代。消费主义与市场化经济,全媒体时代的互联网文化景观,无孔不入的数据算法,跻身为新范式的娱乐化,分割着我们的注意力,占领着我们的想象通道,并参与到对“文学性”的拓宽与重新厘定之中。不断加速的时代,也不断地制造出速朽的神话和文化快消品。除了从90年代延续而来的商业浪潮,新的技术赋权和全面更新的媒介环境,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是视听影像对印刷文本全面冲击的二十年,数据技术的覆盖,碎片化的信息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写作和读书习惯。在智能手机的近旁,难以再轻易容下一张仅供沉浸式文学阅读的平静书桌。

    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短视频、游戏、动漫,各种内容生产平台以形形色色的媒体面孔向我们发出邀请,它们同样在思想、道德、哲学、伦理等层面尖锐地发问——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文学质询与提问的职责已经被分摊。与此同时,“讲故事”也早就不是虚构文学的特权。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对当下文学作品的阅读,将有难度的思考权力让渡出去,交付给文化工业对感官与情绪的即时抚慰与满足。置身于一个如此令人不安的文学现场,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代,文学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公共感召力与阐释力。但另一方面,恰恰因为如此,新世纪的文学实践,始终在对这样的危机的自觉意识和积极调适、反抗中展开。文学创作要以何种方式,继续触动和开启人群?文学批评能否捍卫自己的洞察力、思想穿透力和批判力,有效地吸引除了专业读者之外更多的人?

    可以说,“新坐标书系”的工作,正试图通过对新世纪头二十年青年写作、批评与对话的遴选与编录,通过对创作与批评之“青年性”的重申,为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份“世纪的回答”。近年来,尽管各式各样的年度盘点从未间断,官方与民间的文学评奖、排行榜还有不计其数的工作坊、研讨会,都承担着严肃的佳作甄选功能。但是,在给予文学实绩以更整全、准确、公允的观测上,目前的工作依然是不足够的。在这一时刻,对这二十年来的时代写作做一个阶段性的、较为全面的资料性总结,相信是必要且及时的。

    丛书主编杨庆祥在《21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一文中,将出生于1970年代后的写作者(包括今天通常所说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放置于当下“青年写作”的框架里。“新坐标书系”延续了这一范畴。这套旨在集中呈现新世纪二十年间的汉语写作风貌的文学丛书,择选了一批生于1970和1980年代的青年实力派作家,用杨庆祥的话说,他们的贡献在于“在我们的时代创造出了独有的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并呈现出当下时代精神征候”。首辑作家包括徐则臣、鲁敏、李修文、葛亮、双雪涛、张悦然等23人,一人一册。在即将启动的第二辑策划与编撰工作中,这份作家名单还在继续增加。

    相较于曾使人眼前一亮但后继乏力的文学新人,入选“新坐标书系”的作家创作状态更接近于成熟、稳定的“长跑者”。建基于规模可观的作品积累,也大多经历了多元化、阶段性的试验与转型,这批作家在文体形式、个人风格、思想母题、美学路径乃至文学影响等方面均有了一定创获。与此同时,也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有待整理的讨论与研究。稍加留意会发现,他们在21世纪的写作时间,几乎都已经超过了在20世纪时的长度,堪称真正的“新世纪一代作家”。

    人们当然知道,本质主义的“青年”概念并不存在,当代文学中青年话语也并不与生理年龄或特定代际直接挂钩。现代中国以来,“青年”一直作为变革性的崇高力量,被形塑与征用。面对这批写作生涯长达二三十年的写作者,仍称他们作“青年”,显然有突破沉闷的既定文学格局的期望。杨庆祥在观察中指出,“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年写作在涌现,另一方面是对青年写作的阅读、观察局限于时评,无法转化为文学知识和历史经验。这种矛盾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缘于批评和研究坐标系的缺失。”而编撰这一套丛书的初衷之一,正在于创造一套创作与批评有机铆合、为新世纪文学提供有效参照的立体坐标系,此为“新坐标”的题中之意。不过即便如此,“青年世代”的诠释框架,仍蕴含对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工作的不满。“从文学史的判断来看,当下的青年写作还指向一种价值判断,即这些作家作品是非经典化的,在艺术上还处于一种可塑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受到当代文学学科化焦虑与沉重历史情结影响,一味地谋求文学史化与经典化,而在于必须认识到“70后”以降的“青年世代”仍在面临某种并不合理的、来自“文学史正义”秩序的结构性傲慢,以及这一秩序久未更新的陈旧与僵化。另一方面,在整个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之后,当下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与之匹配的范式转型。杨庆祥将萌发于90年代的历史意识的觉醒视作这一写作的青年世代的成人礼,曾在《九十年代断代》等文章有过颇具洞见的阐释。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面朝过去的历史维度的夯实固然非常必要,但文学的青年性或青春性另一个重要构成是它的未来面向。有必要追问的是,当下的青年写作是否能够继续为我们提供远景?让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召唤更复杂的向外凝结的可能,或者意义感更充盈的存在方式?

    在当代文学“史料转向”的学科焦虑投影下,能否弥合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断裂,正确认识批评的“当代性”,已变成棘手而切近的难题。断裂并不可怕,新的世纪或许本就诞生在90年代末的“断裂”之中,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里提示我们,同时代人不仅关注断裂,更善于通过断裂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时代。有必要重温黄子平的提醒,“我们写文学史,不是为了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或者晚近的文学现象,而是要把这些文学现象带来当代,带来跟当代对话”。如何以批评勾连被人为阻断的文学史?如何不受制于热点和学术潮流,发掘好作品、提出真问题、练习创造性的对话?如何在与市场压力、媒体宣传套路、人情文章并置的文学生产小环境里,保持言说的新鲜与评判的真诚?这些来自批评现场的困惑,或许能在丛书精心筛选的批评文章中,找到一些可行的克服路径。

    在体例上,“新坐标书系”中的每一册由该作家的代表作品选、评论精选、编选者与作家的访谈、作品年表构成。每册书具体的编选工作,都由长期研究该作家的青年评论家承担,这种“同代人选同代人”的合作范式,就像丛书编辑李黎所强调的,其内在诉求在于“鉴于选编者的年龄普遍小于作者,这套呈现过去20年创作成就的作品集,事实上也是被置放在更为年轻也更为善于革新的青年读者面前进行考量。”对参与者的“青年性”的格外倚重,正如我们所喜欢援引的黄子平的那句“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与其说对于同时代作家的关切、追踪与研究是一份“天然”的责任或认同,不如说,批评本来就是结合了现场感与青年性的文体。很大程度上,批评的文体属性,已经赋予了它永不安分的人文底色。

    历经三年,这套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作为编委中的一员,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夹带了个人记忆的细节。时间拨回2018年6月10日的晚上,在人民大学人文楼的二楼会议室,杨庆祥老师召集大家举行了第一次编委会议。那天稍早时候,我们刚结束了最新一期的联合文学课堂,讨论周嘉宁的小说集《基本美》。夏夜里还延续着交谈后兴奋愉悦的暑气,周嘉宁小说里弥漫的历史情绪,无意间与当天启动的丛书项目形成了微妙呼应。书中两个青年结识于一场21世纪初的音乐节,他们的友谊,以一封论坛站内信的问候开头:“青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在新世纪伊始,青年与青年相遇,青年与世界相遇,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语际、地域、媒介的精神文化碰撞——更重要的,是青年对于创造理想生活的迫切热情,付诸行动的自我改造,这些,无一不指向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文学的明亮的内在动力。

     这套丛书的诸多编者,都是刚毕业不久的高校教师、文学批评与出版从业者,有不少人当时还是在校博士生。事实上,从定期讨论当下新作的联合文学课堂,到创办“同代人”公众号,再到“新坐标书系”,我们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一系列持续推进的文学批评启蒙、教育与自我教育。有幸从现场参与、集体写作以及良师益友身上获得的启迪与滋养,在这里远无法说尽。走向文学批评的年轻小伙伴,一方面普遍在学院体制中接受了系统的文学教育,有良好的理论素养与知识结构。不仅能娴熟地操作理论工具展开文本剖析,更擅长勾连文学史谱系展开历史化的叙事分析,在文学、社会与文化政治流变的时间纵深中为新作追溯传统、锚定位置。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时常看到,炫目的概念语词的之外,总是伴随着理论原创性的乏力。缺少真正有效的、有生产性和穿透性的命名能力,是当代批评长期饱受质疑之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这些学院化制度培养起来的年轻批评家,其突破“自我”的成长依然在进行之中。倘若不满足于关起门来学术话语的自我空转,想通过专业化的文学阐释,给外部世界带来哪怕一点点真的作用,就需要培养与现实、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境况短兵相接的能力,更不用说最为文学所擅长的人心世态的体贴与复杂揣摩。这些显然无法完全从封闭的知识体系中获取——在阅读与学科权威之外,还存在更广阔的涉世,更丰富的参与在等待被撬动和尝试。当然,也同样也少不了时间的沉淀与历练。

    如果要额外记下一点编选所感,在“新坐标书系”的首辑中我承担张悦然、周嘉宁卷的编选工作。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后横空出世的这批年轻作家的早期作品,称得上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期文学”,从自发到自觉追踪形成完整的阅读史,则是后来的事情了。时至今日,无论是研究界还是作家本人,早已对当年的青春文学、媒体策略与商业运作机制作出了相当充分的历史梳理、批判和反思。但吊诡又有趣的是,“80后”从一个媒体-图书市场营销概念转变为文学批评语词,由它所衍生出来的文学代际话语及学术再生产,尽管自始至终承受着外界质疑和自我解构的离心力,却几乎是新世纪以来少数在争议中仍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命名。在这个过程里,张悦然、周嘉宁、颜歌等人向严肃文学的自觉转型,依然具有不容略过的历史标识价值与省思空间。

    尽管自己经历了从青春文学消费者到研究者的身份更迭,但我清楚地知道,早在“80后”诞生的新世纪初,许多的启蒙已经发生,有待将来指认出最初的“文学时刻”的朦胧轮廓。那种自恋、恣肆、孤独、倒影式的、独生子女青春的自我表达,密布着有问题的裂缝,却也留下了一个充满征候性的巨大的召唤结构。就如同我仍然很难忘记,很多年后,第一次读到《茧》《基本美》《浪的景观》等作品时被唤起的振奋、遥远的内省和持久的表达冲动。在接受学院的知识规训,用理论全副武装自己之前,这种结构性的情感启蒙与共振已经率先很多年出现。这几乎是直觉性的,也为后来对历史记忆的重新打捞、个人经验与社会变迁的接榫、自我与共同体的认知测绘埋下伏笔。

    这大概算得上是一种尚未完成的“共同成长”吧。我们也仍在通过观察、参与、以及不止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尝试辨认这些来自同时代深处的疑问与混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为什么仍要对青年世代的写作心怀信任与期盼,为什么还需要批评?为什么还要继续相信批评?“青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份恳切的回答。


来源:“文学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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