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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面上的一片落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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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1-10-21 14:10:12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推荐语

    印顺法师是中国近代著名佛教思想家,毕生推行人间佛教,“为佛教,为众生”。1930年出家的他,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后赴台湾,创建了多所著名佛学院。同为海宁人的作者从其家乡的点滴成长起笔,一路追寻大师的足迹与修行——从出家因缘到回乡之旅,漫长道路上充满了崎岖与温暖。前者是芸芸众生难以挣脱的自我飞翔,后者是温情众生的人间渴望。作者用细腻温润的笔调写出大师不为人知的一面,也写出了“人间佛教,净心第一,自利利他”的高尚情操。

水面的一片落叶

□ 吴文君

    去子康老师办公室,墙上除了仿清代王翚的山水,还有一幅僧人的法像。

    僧人看上去八九十岁高龄,披着朱红袈裟安然端坐,微笑着,既有佛门中人的慈悲,又有一种无法形容也无法描述,在追随宗教艺术的过程中超越了一切才具备的泰然自若。

    听子康老师说这是台湾的印顺导师,“人间佛教”的播种者,他的老外公,不免惊讶。

    2011年我去台湾,途经花莲参观慈济医院,看过慈济创始人证严上人的专题片。依稀记得,证严上人皈依的正是印顺导师。当时行程匆忙,拿了几本慈济的宣传册,就随众人一起离开,去太鲁阁了。时间一长,更是淡忘了。怎么导师竟然是海宁人?出家前有过子女?什么时候离开海宁又是怎么到了台湾的?

    想起鉴真和尚六次东渡,从唐天宝元年接受日本留学僧的恳请,到踏上日本的土地,进入都城奈良,历经十二年,双目失明,且失去了心爱的弟子,屡遭劫难,才实现夙愿。所以,东山魁夷才会在《通往唐招提寺之路》一书中发出喟叹:“对于和尚来说,通往唐招提寺的道路,确实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导师所走的,又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家时分

    导师俗姓张,1906年,清明的前一天,生于海宁卢家湾半农半商之家。七岁跟父亲去新仓镇,先进私塾,后进初等小学堂;十一岁,到硖石开智小学读书;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因经济所限失学。父亲见他不适于经商,读书还聪明,且出生第11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身体一向不好,便要他去学医,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边学医边读书。

    导师学习中医,因“医道通仙”四字,引发对于仙道的仰慕。不仅读了《抱朴子》《吕祖全书》《黄庭经》《慧命经》《仙术秘库》这一类仙经,且旁求神奇秘术,如奇门、符咒之类。虽沉浸于巫术化的神道教,着重于个体的长生与神秘现象,然而导师以为对自己目光的扩大,还是有着良好的影响。

    十五岁,导师奉父母之命结婚。十七岁,到离家九里的旧仓镇第三小学教书,同年女儿金娥出生。此后直到二十一岁,在袁花第五、第十四两所小学往复执教。期间读到《辞源》中的佛法术语,因佛法的高深而向往不已。又因基督教友邀请去其自家设立的小学执教,接触到基督教。

    在休谟的心目中,一切宗教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基督教并不高出于希腊教、罗马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之上,也曾经说过,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哲学”,甚至认为,历来各种宗教的教义,本质上都是违反理性、违反自然的东西。导师研读了《新约》《旧约》后,对基督虽有好感,但无法接受信者得救生天国,不信者永堕地狱的观念。正因为基督教义中强烈的独占性和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的思想,导师不能信赖神是慈悲的,所以也不信耶稣可以“为我赎罪”,因而终于不能成一基督徒。

    鉴真十四岁陪父亲参拜大云寺,为佛像所打动而希望成为僧人;六祖慧能在路上听到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顿悟进入圣境。可能,宗教体验只能作为个人问题,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二十二岁时,导师读到的第一本佛典是《中论》。虽然对于《中论》的内容,导师并不十分明白,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使他走向了佛法。

    二十三岁时,导师的慈母因肋膜炎去世;二十四岁,父亲又疑似得了肺癌,病了两个多月后去世。双亲的相继离去,让导师忧苦不堪,加深了离家之意。尽管,也是这一年,导师的儿子惠生出生了。

    真的要定心事佛吗?导师不能不顾念妻儿。可是自问“不能从事农、工、商的我,能专心学医、教学吗?”导师的回答也是不可能。

    去哪儿出家呢?当时的导师并不知道。由卢家湾、硖石、袁花几地构成的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不但神佛不分,更衰落到仅存香火经忏。导师依据经论得来的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他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

    机会总是会来的。自认为内向,不会找机会、主动与人谈话的导师看到报上刊出的“北平菩提学院招生”广告,如昏夜明灯,照亮要走的前途。

    金娥——子康老师的母亲一直记得,1930年的一天,二十五岁的父亲戴着草帽,提着一皮箱的行李和一网篮的书籍,从卢家湾的船埠头跨上一只小航船,随着船夫竹篙轻点,河水晃漾,就此离家而去。这一年她只有九岁,还有一个仅十个月大的弟弟。

    子康老师的外祖母只以为丈夫要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又因迟迟收不到丈夫说好要写来的信焦灼不安。两位好心的邻居帮忙去上海找了两次也没有找到,子康老师的外祖母看邻居怏怏而归,多少已经猜出丈夫的去向,当即晕了过去。

    年谱记载,正是这一年的10月11日,导师在普陀山福泉庵清念老和尚座下出家,法名印顺。

    出家因缘

    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不但导师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路上所遇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普陀山指南》,都是使导师得以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所以,导师才会说出“人生,只是因缘”“因缘决定了一切”这样的话吧。

    翻开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第一章便是“一生难忘是因缘”。

    因缘决定了导师出家的地方——普陀山,受戒的地方——天童寺,求学讲学的地方——厦门南普陀寺。

    也是因缘牵引着导师,在佛顶山完成全藏的阅读,走过了他在经论中读过的名山古刹。福建的厦门,鼓山;浙江的杭州,奉化;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湖北武昌,四川合江、北碚,贵州贵阳,河南开封……都留下过导师求法的足迹。

    在导师的回忆中,想去天台国清寺不成,而去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两次遇太虚大师,受大师劝说,去了本来不想去的武昌,再在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失守的局势下,从武昌到四川,是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至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而且是,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地影响了几十年来的一切”。这种力量,不正是因缘的不可思议吗?

    1947年,导师接管杭州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对当时的导师来说,这也就是他对佛法的未来理想。即使两年后,法舫法师一再催导师去香港,会为他安排住处与生活,又因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导师虽离开厦门,去了香港,内心的真正目的,还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然而等到导师的《佛法概论》在香港出版,因为局势的变化,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

    就这样,导师在香港待了三年。到1952年,因缘一件件地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夏天,当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后又被推为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秋天,应“中国佛教会”之邀为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代表,7月中旬到台湾;8月,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行五人前往日本;9月,受聘担任善导寺导师……

    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导师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等到世佛会会期终了,返回台湾,太虚大师的在家弟子、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的李子宽邀导师留下,似乎也只是顺应因缘没有什么不可,以为“台湾与我有缘,而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缘”。

    有顺的因缘,就有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

    1953年与1954年之间自己为什么受到狂风骇浪般的袭击,导师以为,真正的问题是:得罪(障碍了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一、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一席。二、一到台湾,便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善导寺是台北首刹,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施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思想,认为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四、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他又重新拈出,引起长老们的迟疑和不安。五、生性内向,不会交往,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让人以为他高傲而目中无人。

    导师写给子康老师的信中,提到过这段经历:“我是一生常病。专心于探求纯正的而能适应现代的佛法;有些见解,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可说是反中国传统的。由香港来台湾,受到传统佛教界的打击、厌恨,真是说不尽的。”

    然而,身陷这样的逆境,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最后对导师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没有人来盘问他,也没有被传询、被逮捕。他似乎是仅凭了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然地渡过了风浪。

    认识到这场风波真正的症结在于善导寺,“只要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1957年,导师正式离开了善导寺。虽然完全摆脱这是非场的影响,又花了几年,直到1960年前后才告结束。

    此后,导师只安心于探求佛法,建寺,讲经,弘法,内修,写作,还因《中国禅宗史》得到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然而真正的理念,还是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意在对治重死、重鬼的中国佛教;导师则认为天(神)化亦严重影响到佛教发展。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成佛,即人的人性的净化与进展,即人格的最高完成。对佛法的真义来说,不是顺应的,是自发地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

    回乡之旅

    弘一法师在虎跑寺出家后,传说他的日本妻子从上海找到杭州,伤心地责问:你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更早一些时候,弘一法师就已经在信里回答过她,劝告她: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

    自导师从家中走出这一天起,所属的一切人间牵绊,便已从此脱去。

    卢家湾的张鹿芹,就这样一去不回了。

    子康老师的外祖母再不情愿,也得吞下这苦酒,撑着去过日子。公婆已逝,拖着一对儿女,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苦度了十四个年头,没有盼到丈夫的一点消息,就去世了。

    相隔得真是太久了。1993年底,听到卢家湾的同乡传来的消息,金娥——子康老师的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做梦也想不到父亲居然还在人间。

    子康老师见到外祖父写给那位同乡的信,证实同乡所说不虚,同时,似乎也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当年,外祖父必定是遁入佛门了;而现在,身体又虚弱多病。在母亲的催促下,迫不及待写了一封长信,苦等月余,收到外祖父写来的第一封信。

    “出家六十多年,‘家’已在我心中消失,见到你的长函,‘家’又在我心中重现。我的离家而去,对金娥与惠生没有能尽教养的责任,尤其是你外婆的内心创伤而又中年去世,我不能不有些遗憾!然依佛法说:聚散无常,受苦或受乐,特别是动乱的时代,谁也是无法预知的,想远大一些吧……”

    子康老师一一念出信中所写,不知他的母亲听着又是怎样一种心情。让他们宽慰的是,此后,两边常常通信,导师回家乡来看一次,也渐渐从力不从心,遥遥无期,变成具体的日子。

    当这一天终于到来,金娥——子康老师的母亲是最激动最焦急的。九岁前的记忆依稀还在,父亲怀中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弟弟,一边走动着,一边慨叹着:“囡囡,乌拉(海宁方言,‘我’的意思)是芥菜籽落在瘦地里,发不出芽了!”这时候她总是扯着父亲的长衫,跟着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脑中的父亲,仍是二十五岁的模样,归来的,却已是八十九岁的老法师。且导师已在信中叮嘱过:“出家人自有规格。希望大家见到我,叫我‘老师父’,不要乱叫爸爸、公公……”

    1994年的9月21日,子康老师陪同母亲、舅舅和舅妈于约定的时间到了海宁宾馆。外祖父——导师,已站在房间里相迎。

    坐下后,子康老师的母亲说:“相别六十多年了。”

    导师说:“我今天不就是看你们来了!”

    子康老师记得,导师记忆力极好,谈起往事,对自己父亲、母亲的死,祖父等的死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母亲提到:“你当年说自己是芥菜籽落在瘦地里……”

    导师说:“这是说当时的境遇不适应我,在这样的境况中我是不行的,我只有出家。”

    这天聊了有四个小时。陪导师同行的本源法师告诉子康老师:“他今日见到你们,很高兴。”又说导师被称为宋明以来第一大家。学问很高,简直深不可测,再加上天才,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接他班……

    第二天,子康老师和导师的俗家孙子用轮椅推导师去西山南簏。到了紫薇桥头,导师停下来,看了古桥、唐代经幢,说他小时还有山门,现在不见了。下午导师见了其余的俗家亲人,从儿女辈到孙辈,这么多的人,是当年离家时所想不到的,想起从前,“都不免又喜又悲的”!

    第三天,趁着早上的一点时间,子康老师接导师去了自己家。本来导师想不下车了,但还是下车看了看,说房子很好,很整洁,样子与过去差不多。

    他们是9点半回宾馆的。10点,导师便启程去杭州了。子康老师和几个家人也陪同一起去了。

    看导师的自传,这趟不只回乡,而是大陆之旅,9月6日出发,到29日返台,走了大半个月。去普陀山礼拜了祖庭,巡访了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宁波天童寺,奉化雪窦寺,普陀山的普济寺、福泉庵,上海的玉佛寺,以及北京的法源寺、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特意从会场中赶来与他相见。碍于体力精神,武汉与四川未排入行程,凡曾与佛法因缘而走过的路又重走了一遍。与其说是怀乡之情,不如说是对甚深因缘的一种珍惜。

    在杭州时,导师再三对子康老师的母亲开示,要少愁,不要想过去,不要想将来,管好现在,性子不要急,要开心,要少烦恼。对年轻人不能管得太多,让他们去。临别前,嘱咐他们不要送到飞机场了,有聚总有散,只要大家好就是了,就放心。

    子康老师对导师——外祖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师多保重,隔几年再来大陆,我们再相会!”

    此后几年,子康老师常写信给导师,也常得到导师回信,告诉他:“我一生为佛法而探求,从不宣扬自己——求名;写作、出版,也从不为利益着想,只是平凡地度此一生。早几年,郭朋(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他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的《后记》中说:‘几十年来,他(我)在大陆鲜为人知——甚至在大陆的佛教界,也鲜为人知。以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佛教》里……没有收入印顺法师,这真是一种令人深感遗憾的事。’其实,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如不能引起对佛法的注意、理解、信仰、实行,对我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谆嘱他:“研学佛法,非仓促能有成就;渐学渐深,乃能言之有物。”

    信函往来,提及若身体许可再回乡一次,导师似也有意。然而,直到2005年,导师心脏衰竭而逝,终没有再回来。

    导师是“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的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所记得的,只是当前。导师的心,是只属于甚深的佛法的。导师世寿一百岁,为佛法走了整整七十五年,从福泉庵出家,到定居台湾经历一场大风波,再到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啊。

    记忆与纪念

    2016年,我去洛杉矶,在郡立图书馆找到中文书的区域,朝前走去,第一排书架正中间,且正对着我的正好是导师编著的《杂阿含经论会编》。

    我没有悟性,读宗教书像读文学书,不管懂不懂,只要合得上思路就读。导师的著作,最初吸引我读下去的,不过是《平凡的一生》第一页上的一段话:

    “静静地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地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

    这本是导师对自己人生的了悟。

    可这种感觉多么熟悉啊。

    我以为我也是一片叶子,我也在随因缘起伏流去,不受主宰地向前、向前,等待一个沉下去的地方和时刻。

    处境不好,心情低沉,遇事不知如何抉择,想来想去想到没有办法可想,总会记起书中关于因缘的两段话:

    “顺着因缘而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

    “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

    反正自己天性被动,做不了开创的事,不如(也只有)等待机缘等待奇迹,不顺归不顺,难过也还难过,却也安心了。

    有一年,应该是读完《平凡的一生》之后,去子康老师办公室,我问:都说印顺导师思想高深,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以老师来看,导师的佛学思想核心简单说是什么?

    子康老师说:人间佛教,净心第一,自利利他。

    后四个字,尤其是后两个字“利他”,意思是知道,可怎么才能做到呢?

    我。我。我。做什么,想什么,都有一个我字,挡在前面。

    普通人又怎么领会,利他,原是最高境界的利己。

    前一阵读稻盛和夫的《心》,发觉,整本书,稻盛先生原来都在讲利他啊!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心”的最深处与宇宙相通;“真我”所发生的“利他之心”,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所以,稻盛先生才会如此成功?从一家小公司起家,到创造两家500强公司,七十八岁加入日本航空公司,仅用一年时间就让破产重建的日航扭亏为盈,稻盛先生的秘笈,正是在于利他之心。

    所以,在《心》中,稻盛先生一再嘱托:善于保持利他之心吧,尽自己所能行地去行,一切成功都归结于利他之心。

    说是这样,凡人被短见和利益所障,要领会“一切法无我”,抱着“为他人尽力,自己的心灵才能得到磨炼”去行事,想想都难啊!

    十年间,我也问过子康老师几次,导师是海宁人,是从海宁走出去的,成就又这么大,为什么海宁至今都没有纪念导师的场所?

    子康老师每次都答:因缘未到。

    这又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吧。

    今年5月初,听说导师的纪念馆、图书馆已在史山寺筹备起来,我也赶过去瞻仰。

    史山寺在城北的史山上,宋代就有,称“神官祠”,也称“显灵庙”,明代改称“潮音院”,据说1941年日军侵华时就毁掉了。现在的史山寺是2004年重建的。

    史山虽不高,禅寺依山而建,三幢殿宇屋檐层叠,大雄宝殿高居山顶,下了车,人还在山门外,已能感觉恢宏的气象。一步步拾级而上,两边树木翠绿,清风吹来,又是一种感觉。

    纪念馆门外的庭院布局精巧,像日式园林。馆内陈列着导师的生平、部分著作和塑像,看布置和材质的选用,既有浓厚的中国味道,又极具现代感。清水混凝土制成的照壁洁净朴素,只简简单单刻着“印顺导师纪念馆”,下午的阳光越过走廊斜照上去,好像导师就隐在这几个字里似的,望着,不觉站了好一会儿。转到背后,又看到那段流水与落叶的话: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地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段文字出于自传的最后一章,和第一章的落叶流水遥相呼应,既是全书的结语,也可以视为导师自撰的墓志铭。刻在此处,再恰当不过了。

    图书馆紧邻纪念馆,“印顺导师图书馆”的匾额,是台湾福严佛学院院长释长慈题写的,还没有挂起来。馆里分成两部分,进门处是普通阅览区,七八张长条桌,坐得下数十个人,架上的文史哲类及通俗读物也比较适合大部分人阅读。往里,占据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导师编著的佛学书籍整整齐齐排列着,真如一座大山一样高不可攀。

    导师的全部著作是:《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印度佛教思想史》等10部12册,计八百万言。或许还不止。

    这些书当然全都可以拿下来读——实在没有心力全都拿下来,那就遵从导师的建议,在《妙云集》中有选择地先读《佛在人间》《学佛三要》两本,再读《佛法概论》《成佛之道》,那就知道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了。

    这个区域也放置了书桌。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书架边的落地大玻璃窗,引入光线的同时,也把室外的山景引了进来。窗前精心地摆放着茶桌、蒲团,进来的人尽可以坐下喝茶、看书、看窗外,是个来过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导师在《中观今论》中解释过为什么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自私本质的神我论者,没有为他的德行,什么都不过为了自己。唯有无我,才有慈悲,从身心相依自他共存、物我互资的缘起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真智慧与真慈悲,即缘起正觉的内容。”

    站在尚未全部完工的图书馆里想到这段话,又有了不一般的感觉。引我来此的,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当下无语,心里却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我,也愿走进史山寺,走进纪念馆、图书馆的人,都能,都能熏染到一点导师所说的真智慧与真慈悲才好。

    作者简介:

    吴文君,1971年生,作品散见于《收获》《上海文学》《作家》等刊,已出版小说集《红马》《去圣伯多禄的路上》等。


来源:《江南》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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