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墙壁上具有民族风情和特色的壁画，没有一栋房子看得出这是一个苗族寨子。寨子里没什么人，青壮年都出门打工去了，但两层楼的砖瓦房修得气派，有几栋甚至洋气得像别墅。这是毕节七星关区燕子口镇大南山苗族村。他们是红头苗，成年女性的头上扎着一根红布带子。明洪武年间从四川迁来，在此安居已逾七百年。还没进寨，同行的人中好几位不满地感叹：这哪里是什么苗寨呀。这应了另外一个话题，为了美观，为了入外来者的眼，我们有无权利要求他们去住传统的木瓦房。显然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我们的到来，寨子里的人特地穿上本民族服装，与黔东南等苗疆地区的打扮不同，这里的人不戴银饰，看上去简朴、庄重。男性的左胸上绣着牛头，水牛是他们的图腾，力气大，稳重，生性孤僻。现在村子里很少养牛，即使养，也养大多是黄牛。耕地有机械代替传统的犁铧，水牛的力气不再有用处，养黄牛是为了吃肉。
有苗族人的地方一定有芦笙，苗族文化就是芦笙文化。芦笙已有三千年历史，曾被称作瓢笙、卢沙。南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状如排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其声。相传为苗族祖先告且告当所制。告且和告当造出日月，又从天公家里盗来谷种，谷种播洒后收成很差，为了解忧，告且告当从山上砍来六根苦竹，扎成一束，吹响之后，稻谷焕发出生机，当年获得大丰收。
有人说，苗家每逢喜庆的日子都要吹芦笙。其实不然，悲伤的场面也吹芦笙。
芦笙不仅仅是乐器，更是神器。王大忠今年四十一岁，十二岁就学吹芦笙，平时是建筑师，大南村别墅似的砖房大多是他建的。与搞建筑比起来，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掌坛师。某位老人去世，他会带着芦笙去做斋，用芦笙和死者对话，与神对话，与上天对话。死者停放几天，他就要吹奏几天。根据死者的生辰来确定安埋时间，有五天，有七天。丧家重要的客人进寨，要用芦笙去迎接。见面说的话全在芦笙里，如诉如泣。与活人说话，与死者说话，也用芦笙。死者上山安葬之前，用芦笙请死者一起吃饭，一起玩乐，和他一起畅谈苗人的历史。生死并非阴阳两隔，而是生死并无界线，生既是死，死既是生，死者不过是要去比人间更好的地方生活。这和胡安·鲁尔福所著《佩德罗·巴拉莫》有相通之处。遥远的拉丁美洲与偏远的贵州，文化上的暗合之处不只这一件。是巧合还是有承接关系，值得研究。
与汉族的道士端公不同，道士端公的法器未经允许，其他人不会随便去触碰，更别说敲打吹奏。王大忠的芦笙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吹，客人也可以吹，客人也可以用他的芦笙向死者表达自己的哀悼，请死者放心上天和祖先见面。两个人吹芦笙，不一定是在吹奏音乐，有可能是在说话，是在拉家常。芦笙的曲调似乎有些单调，这和拿它当嘴说话或许不无关系。说话不需要那么多起伏，意思表达到即可。
节日和丧葬要用芦笙说话，杀牛、宰羊、杀猪、杀鸡也要用芦笙说话。人要吃它们的肉，取其性命，得给上天一个说法。芦笙相当于文书，行公文，立契约。
王大忠先后教了四十多位徒弟，但现在徒弟不好找，跟他学的人越来越少。为了把他的技艺传下去，他是本地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个身份不能改变村里人外流的问题，他们一旦离开苗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回来。年轻人不是不愿学，而是没机会学。他们无意于土地，种庄稼修不起高房大屋。今年旱情比较重，庄稼肯定减产，但他们并不着急，因为他们不再依赖土地。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如何留下来，如何留得住，不是王大忠能解决的问题，不是给他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头衔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如《悟空》这首歌里所唱：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有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氐惆。金箍当头，欲说还休。
王大忠头上的金箍是时代，是生活与生产形式的改变。他喜欢做掌坛师，但他有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两个高中，两个初中，他不得不期盼有更多的建筑方面的活给他做。
明天是今天的序，今天是明天的序。可以想见，芦笙在未来，在苗族人的生活中有隐没于历史的危险。不要以为没有又如何，这是他们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失去它，不仅仅是苗族的损失，而是人类的损失。
芦笙是苗族完整的文化系统，隐藏着苗人的文化密码。另一个独立系统是苗医苗药。苗医们用的药和其他民族并无区别，但用法大不相同，药方不同。中医用药大多是烘干、切碎后使用，可以存放好几年。苗医用药讲究新鲜程度，采摘后打成粉立即使用。认为存放的时间越长，药力大打折扣。存放一年以上的药，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村委会主任李大志，是第七代苗医。
李大志是个有诗人气质的村委主任，不时在朋友圈拍下美景，然后配上“大南苗寨无存古，赤水青妹草桥飞”、“目及千万里，静乘一日归”、“幽兰独自开，笑待玉人来”等句子。和他互加微信后，他写的是“缘从这里结下，路从这里起步。”回到贵阳后电话聊天，才知道他曾在民委工作过，还当过教师。他是因为超生被下放回家的。当年超生处罚如此之重，现在不生二胎要缴纳生育保险金，确实有点无耻。
他带我去看他种的药材，有黄莲、穿心莲、当归、黄精、不断草等等几十种。有些药不需要种，如果你知道怎么用，漫山遍野的野草都是药。他指着一株刺莓说，这东西治蛇缠腰很好。蛇缠腰即带状疱疹。他最拿手的是治疗肝浮水和各种癌症。癌症只要是早期和中期他都有把握。但他的服务对象以本地苗胞为主，没有把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想法。外人若需要，他要先看病历，然后给药。给药时不给钱，治好了再给。治不好就算了，分文不取。我特意留了大志的电话，我相信他的药可以制造奇迹。
可对苗药本身，我又怀揣忧虑。
苗医们不想在经济上获益，一是担心秘方泄漏，二是因为矜持。几千年来，苗民在同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纷争中屡屡吃亏，这让他们更加保守，行事更加谨慎。李大志说，三株口服液的方子是他叔父拿出去的，这是治疗胃病的药方。使用方没给他叔父任何费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部门同样无耻。为此他叔父也留了一手，将其中一味药进行了调整，治疗效果与原方有所下降。据搜狗百科描述，三株口服液主要成分是大豆胚芽、白砂糖等。适应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症。三株口服液系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经水、大豆胚芽、白砂糖、玉米芽、燕麦、低聚木糖、两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乳杆菌联合发酵制成。很难看出与苗医的关系。或许和三株集团另一个“一人一方”的活动有关，即一个患者一个药方。这是三株酵本草药连锁店的策略，在古方、成方、秘方、现方的基础上，应用发酵中药技术，针对慢性病患者提供发酵中药方剂。作为贵州人，我不希望苗药与烂厕所、烂猪圈上石灰水刷写的“三株口服液保肠护肝”的广告有关。大志的叔父八十多岁了，行动不便，但头脑仍然清醒，本想去拜见老人，可惜现在的采风活动都是量贩式快餐，来不及详细了解就被带走。用两个小时来坐车，一个小时用来走马观花，一辈子用来遗憾。
从大南山苗寨出来，由南向北去大屯土司庄园，需要借道四川。贵州和四川分界仿佛既不是一条河流，也不是一道山脉，而是冷热分明的气温。一进入四川，热浪铺天盖地涌来，头发根刹那奓开，像突然站在淋蓬头下，与贵州的凉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划分两省界线，把平地给了四川，把高山留给贵州。在以农耕为命脉的年代，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歧视。几百年过去了，两地的庄稼看不出多少区别，都不受重视，农耕文化已经被工业文明挤兑成编外生，种庄稼都被看成没本事，没搞头的事情。热浪滚来，站在四川的土地上的人，全都狠不得马上回到贵州。两地气温相差十度，甚至十二三度。这种相差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如果爬山，相差的仅仅是一面山坡。当然，这面山坡，一个小时是爬不上去的。挡住热浪，举起清凉，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今天是明天的序，明天是未来的序。贵州的凉爽在不远的将来肯定是不可复制的资源。那么，对芦笙对苗药的保护和挖掘，就应该刻不容缓，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
冉正万：生于1967年，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洗骨记》《纸房》及中短篇小说四十余部（篇）。有作品入选《200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曾获首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第六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
来源：公众号“文艺七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