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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豆子》写了足足一个月，很多时候写不下去，不知道范豆子的结局是什么。我很少这样，一般是想好了开头和结尾才创作的，这次却陷入了盲区。岳父去世后，岳母一直和我们生活，后来她患有腰椎管狭窄，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每天需要翻身，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解决。我起初找了一个护理工，护理工觉得太辛苦不干，于是我就接着找。岳母厌烦这个世界，好几次想到死，她不想拖累我们。我就鼓励她活下来享受生活，让她留恋这个世界。那时候我就开始构思这个小说，但是找不到好的切入口。到了后期，我爱人动员我把岳母送进养老院，我不同意，岳母也不反对，但她心里得离开了我们就等于进入了监狱。后来，孩子面临高考，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好岳母，就把她送进了养老院。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她，以至于养老院的人都以为我是岳母的儿子。没多久，岳母去世了。我很愧疚，觉得如果不送她去养老院，她还会活着。我一直感觉岳母是不想活了，因为她觉得养老院不是她的家，或者说，她是不想拖累我们。 我不想重复自己，更想写一种别样的生活。生活的内容太丰富了，我就想写一个范豆子这样的人，一个生活在底层的邮政工人。我家附近有一个邮政所，我经常去那里取稿费或者邮寄东西。后来，与他们也比较熟悉了，就经常聊天。他们知道我是个作家，就开玩笑地说，你也写写我们。于是，我就把范豆子的职业设定成邮政员，关于他和母亲的感情，我就移花接木把岳母写了进去。 这十年来，都市题材小说发展到以故事讲述为主。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走向趋同，有现代含义的作品越来越少，故事性强和写实风格的作品占了很大比例。如今，很多作家都在转行，都趋向于写故事。这个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最大一个牵制点便是市场，是这个市场杠杆起了关键的作用。出书，包括出刊物，都得考虑市场因素。我的写作风格就很写实，《范豆子》就是如此，关照社会，写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可我真不是为了迎合市场，或许是市场和我应对了。 前几年，我曾经去英国伦敦西斯敏中文图书馆讲课，席间和当地的华人文学朋友聊天，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都市小说题材重复，手法相同，故事不新鲜，人物不迷人。一位参加过文学评奖的评委也对我发出感慨，即便是获奖的小说也有题材相撞、故事雷同的现象。怎么就造成了这种尴尬局面呢？怎么写着写着就都朝一条路上走呢？读者看完小说，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过；或者看完了以后说，还不如我看到的生活精彩。过去说，写小说一定要有生活，现在则是一定要有精彩的生活，比读者看到的生活更震撼。我是写小说的，知道做到震撼很难，做到比读者看到的更精彩也不易。其实写都市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故事只不过是载体和平台，它内里隐含的东西很多，提供的多元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导向、新的观点都要包含其中，只是作家把观点和意旨全都糅在了故事层面上。一个文友说，作家在写都市题材小说上比什么？比你有没有一种启发人、启发社会的观点。你没有观点，你的小说就没有社会影响力。在这部《范豆子》中，我塑造了一个对亲情执着的人。他不自私，甚至牺牲自己的爱情。我接触过这一类人，我一个朋友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十几里地，后来，妻子觉得自己太吃亏了，要和他离婚。他很痛苦，因为他从内心喜欢妻子。可在妻子和母亲之间，他选择了母亲。他妻子再婚的时候，他痛不欲生，与我说起来泪流满面。我不希望“范豆子”也这样孤独，我给了他希望。著名作家蒋子龙说过，一个作家关键要有想象力。小说创作就是这样，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浮想联翩，这样，读者才会有跟你享受的可能，才有一种欢娱感。想象力不是走怪诞的路，是对生活的再理解，是对本来就很复杂神奇的生活的再现。 之所以写《范豆子》这么困难，我是想写得精彩一些。故事好构思，人物游走于故事就得出新意。我熟悉岳母这样的老人，但我不熟悉“范豆子”这样的基层人物。我只有尽可能地接近这样的人物，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加精彩，更加富有陌生化和新鲜感，更加有文化韵味，更加有精粹的地域情怀。“范豆子”对生活对亲情的这种执着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构思，其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所以，我选择了它。 来源：《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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