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同样写乡村，初始的写作我是站在乡村打量世界，后来是站在外在的角度观察乡村，现在我喜欢站在两个点上互相打量。”[1]长篇小说《有生》也在这一历程的延长线上继续书写乡村，但小说里的宋庄和宋庄人明显具有不同以往的面影，或许地方性的叙事路径正是奥妙所在。作为一个从乡村出发的作家，胡学文在《有生》中重返乡村的腹地，发现地方性的密码，探寻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开创了写作的大气象。
一
祖奶是《有生》的中心人物。她在成为接生婆之前，是漂泊不定的锢炉匠乔大梅。那时她和父亲从虞城北上，准备进京实现成为一个宫廷锔匠的梦想，还没到京城就听说皇帝没了，前行的目标化为乌有。在京郊低矮破败的窝棚里，他们偶遇牧羊人李贵，听说了营盘镇宋庄这个地方，牧羊人塞外的家乡就在偶然中成了父女俩最后“活人”的地方。从京城到塞外的改弦易辙，不仅改变了祖奶的人生轨迹，也潜藏着小说叙事的秘密。
这是从中心向边缘的位移，也是从正统向民间的位移，作为地方的宋庄即将在乔大梅的生命中展开。乔大梅在宋庄以接生婆的身份从业七十载，接生万余人，直至最终超越生死的界限，成为宋庄人供奉的“神”。她不但塑造出全新的自己，也深度参与了宋庄人的生命历程。她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异乡人，也是一个见证者、一个倾听者，更是一个参与者、一个行动者。当祖奶在半人半神半生半死的神奇视角下展开百年记忆和倾听当下时，小说便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敞开了“塞外第一大庄”，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叙事自由，无限接近宋庄及其周边的民间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收容、接纳着他们的嫉妒、苦痛、不幸、秘密和哀伤”，“许多事我没有亲历，我不知道、也无法判断。我想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与我没有隔膜，犹如我始终在现场”[2]。有如神助，哪怕在五个副线人物故事的全知视角下，叙事人也将自己的声音最大限度隐藏起来，完全交由人物充分自我呈现。
在祖奶看来，“石子朝下落，羽毛往天上飘，各有各的性”[3]。因为人各有“性”，那些历经苦难千疮百孔的人，那些看似或怯懦或平庸或怪异的人，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方向自由伸展；因为“性”相合，每个人都可以与自然万物建立一种神秘的联系。蝴蝶会在祖奶身体上任意停歇或说悄悄话，前来采访的记者被惊着了，但宋庄人从不觉得稀奇；嗜花如命的如花不仅能听出花开花谢的不同声音，还能记得去年及去年的去年某朵花的花期，花上落过蝴蝶还是蜜蜂，以及蜜蜂光顾了几次；怯懦的罗包一旦进入豆腐王国便纵横驰骋无人能敌，他可以闭眼摸出豆子或急躁或温驯的脾性；从小就“刁”的喜鹊偶然救了一只濒死的喜鹊，从此喜鹊（人）就和喜鹊（鸟）相互守护，她甚至能辨别喜鹊每一种叫声中情绪的细微差别；憨人李大旺的特殊本事是轻易就能找到酸柳、害害和蘑菇的藏身之处……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常人眼中的奇人异事不过是宋庄的常态。按本雅明的说法，机械复制时代的人们逐渐丧失了感知自然的能力，理性和算计淹没了感性和激情，《有生》却反其道而行，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召唤出生命原初的状态，直接面对一只鸟、一朵花、一片野地来理解生命的存在，打捞和复现那些消逝的灵光。
事实上，“宋庄”并非第一次出现在胡学文的小说里，他在十年前的《<宋庄史>拾遗》就曾纠结于如何讲述“宋庄”的难题，小说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父亲，在写作《宋庄史》的过程中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讲述宋庄人老条的故事，因为两人完全分属两套话语体系和两种生命形式。吉尔兹的人类学经验对这一难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他让自己介于局外人和当地人之间，“勉力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人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研讨判析，来验证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表现自己，以及他们如何向外人表现自己”[4]。正是这种以地方为主体的叙事，让胡学文在《有生》中彻底放逐启蒙的姿态，激活了“宋庄”那些深藏在暗处的地方性知识，以后撤的方式再次回应十年前的难题，打开了写作的新天地。
二
当然，《有生》的地方性并非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的表演式呈现，而是超越一般的景观性和猎奇性，以弱者的抵抗生成另一种强大的解放性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重新定义生与死，也可以形塑人与他人、世界和自我的关系。
乔石头是祖奶唯一的亲人，作为回乡投资开发垴包山的财神，原本得到多方支持和关照，到宋庄却遭遇了抵抗。村里用来置换的滩地比坡地更肥沃，加上乔石头还有补偿，看起来极其划算，宋庄人却并不买账。譬如如花，垴包山上有她和死去的钱玉一起耕作过的土地，她还坚信钱玉死后变成了乌鸦，垴包山是她乌鸦丈夫的家，她天天都要去喂养她的乌鸦丈夫，这笔账在如花心里更重要。又譬如毛根，他在山上自建小木屋，誓死守护埋在地下的亡妻胖女，是这个念想让毛根重新获得了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他怎么会轻易撒手？
现代社会如何处理共同体经验中的记忆和传统？这一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不断被讨论。宋庄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共同体，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意义秩序，人们共有一种超越性的生命信仰，安土重迁、敬畏生命、万物共生等朴素的生命经验都与现代资本的逻辑背道而驰。这种地方性叙事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进路。当一种普遍被认可的现代性道路遭遇地方的抵抗时，当地方被影响却永远不能被彻底征服时，如何重新理解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文明与愚昧、理性与非理性？《有生》的答案或许并不具备行动意义，但会在重新问题化的过程中提醒我们重识那些已经或正在推行的现代化解决方案。
早在2007年，胡学文在中篇小说《逆水而行》里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黄村村长霍品“逆水而行”，试图抵抗乡长吴石主导的土地开发，他想为疯癫的二丫保留一片自由的田野，因为二丫在野外很安静，一回到村里，她的疯病就会加重，同时他也想给自己寻求一点安宁，因为他一直愧疚于自己因谋求权力纵容了非法拘禁二丫的恶人。这个故事虽然也触及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但主要是以霍品为人物视角，在乡村基层治理难题和基层权力失序的背景下呈现乡村基层干部的道德困境。
当这个故事在《有生》中重新出场时，虽然宋庄的书记黄品身上还留有霍品的影子，但基层干部的个人情怀和叙述视角已全面收缩，那些失语的黄村人变身为形象各异的宋庄人走向前台，淋漓尽致地展现各自的生命状态。从《逆水而行》到《有生》，“现实”还是那个现实，但“主义”已经不是那个主义，《有生》看重的是乡村内部生长出来的韧性抵抗，这抵抗不再是戏剧性的外部紧张和冲突，只是贴着人物的内心，以地方性知识质疑普遍性原则，以看似非理性却无可辩驳的逻辑和行动搁置看似理性的算计和判断。
三
地方性叙事并不意味着囿于差异性的牢笼，而是可以同时指向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遍性问题，并在永恒的时间意义上抵达人类命运的共通性。
卖豆腐的罗包成了老板后，发现生活看起来富裕了，但“有一样却没随金钱、地位、时间的改变而消失，躁和烦始终牢牢在心里扎着，就像一颗魔幻的种子……不停地生长，不停地变形，周而复始，生生不息”[5]。这种“躁和烦”在杨一凡身上以人格分裂的形式更明确地呈现出来，他白天是镇长杨一凡，晚上是诗人北风，诗歌是这个失眠症患者对抗焦虑的药剂。乔石头被隐秘的心魔控制多年，这次返乡有两个计划，一是建造祖奶宫，二是向喜鹊忏悔。前者是欲望的膨胀，后者则是灵魂的需要。当小说在祖奶和死神的对话中结束时，并未告知死神要带走的是谁，但从祖奶的担忧里可以合理推测这个人可能就是乔石头。“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6]，这是死神最后的告诫。当乔石头在最后一刻向祖奶坦白当年对喜鹊犯下的罪行，终于决定去向喜鹊忏悔时，“灵魂需要”让他从死神手里暂时获救。
到处都是“病人”，如何理解这一普遍病象？又如何获得真正的拯救？小说通过民间思想者方鸿儒之口更明确地表示“有一样至今没有改变，人类仍被欲望掌控”，“人类几千年前就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无论鱼耕还是狩猎，但就哀伤或焦虑，与人类形影不离，如同细菌无孔不入”[7]。方鸿儒在印第安地方文化中发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即“灵魂需要”，譬如部落医生行医不收费，是因为他们视救死扶伤为修心修性的“灵魂需要”，至于生计问题则靠捕鱼解决。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终究不可能再回到原始部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地方都将不可幸免地卷入其中，钱玉外出务工丧生煤矿、罗包进城开起豆腐店和饭店、乔石头及其资本返乡，都是宋庄已然置身现代化进程的明证。
人类不可能也没必要根除欲望，因为“欲望也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因素，摆脱欲望的控制是好，但没有欲望可能更糟”[8]。这是人类一直深陷其中的悖论。于是方鸿儒又提出“心理或灵魂调节器”说，视其为适度控制欲望和降低精神困扰的有效工具。祖奶的接生、罗包的豆香、北风的诗歌、黄板像鼹鼠一样挖洞、老人食草学驴叫、范长水老婆切剁食物、王大翠不分冬夏日夜洗衣服，宋慧“找打”受虐后的嚎叫……“每个人都孤独地站在/地球的中心”，大家都是孤独的病人，都自发创造出自己的“灵魂调节器”。但归根结底，所谓“灵魂调节器”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譬如祖奶，母亲、父亲、三任丈夫和九个孩子都先后离开了她，苦难深重，接生是她的镇痛剂，无论远近、无论身份，每一次迎接新生命的过程都是修心积德，不但救人也是救己，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蚂蚁在窜”的焦躁感一直如影随形，那些古老的难题将永远与人类相伴。
胡学文自称小说题名源自《天演论》：“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或许还应该加上“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生”是起点，“活”是过程，“生”大体相似，“活”却各各不同。这里充溢着对人类隐秘的悲悯和同情、温暖和善意。就像韩少功说的那样：“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我深深地相信：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伟大力量……是潜藏在几千年历史中永远不会熄灭的良知和同情，是我们读到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时瞬间的感动。”[9]
注释：
[1] 胡学文：《静静地写，慢慢地走》，《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3期。
[2][3][5][6][7][8] 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89页、239页、687-688页、937页、783页、7-8页。
[4]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9] 韩少功：《进步的回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来源：《长江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