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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新时代乡村叙事“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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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2-5-13 10:14:50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植根于广袤大地孕育而生的乡土文明和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且自始至终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气质与样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面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书写也随之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湖北本土作家郑局廷无疑是新时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近年来他在《长江文艺》陆续发表了《守护》《回乡之路》《婚殇》一系列小说,大多是以新时代背景下的江汉平原乡村为底色进行的系列主题创作。本期刊发的中篇小说《我的“村官”生涯》便是对乡村题材的又一发掘实践。小说的主人公王自强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一到任便被村委汪主任分配了一个“烫手山芋”——劝导“钉子户”赵美英搬迁新居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而赵美英的特殊际遇和基层关系的诸多暗流让“我”饱受挣扎与磨练,最终在真诚、智慧以及人脉、运气的加持下圆满完成了任务,“我”的村官生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大学生村官”作为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与脱贫攻坚战中的扶贫干部一样,都是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标签的叙事主体,对此类题材的把握则要求作家对当下具备极强的在场感和敏锐度,捕捉到题材和故事本身的文学性,并善于从宏大主题的内部发掘乡村叙事的切口。多年来郑局廷深扎基层对乡村时事热点的触摸思考以及勤奋写作积淀的文本自觉,为他熟稔地驾驭此类题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养分,也为每一阶段的创作孵化出了新的生长点。《守护》讲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资本裹挟下的乡镇在追求经济发展和守护文化阵地之间的矛盾冲突;《回乡之路》则关注被大城市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压得走投无路的青年人回乡创业、发展现代“田园综合体”的励志故事;《婚殇》这篇小说将目光聚焦于乡村的彩礼陋俗,动辄几十万的彩礼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辗转碾压在农村各个家庭之间,异化成无数大龄未婚男女追求幸福道路上的不可承受之重。

有学者尝试将人类叙述乡村的时机或角度归纳为五类,分别是在乡、离乡、梦乡、返乡、入乡。每一个角度的乡村叙事都能获取到相应的横截面。但也因为叙述视角的局限性,乡土写作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久居城市樊笼而又难以回到乡村,便在时空的滤镜下展开了“乌托邦式”的乡土缅怀与想象;一是即使置身乡土大地,却无法客观地把握时代脉搏,而在“真空环境”中对乡村的某一侧面或凌厉批判或极尽溢美之词,诸如此类的乡村写作必然会因缺少活力、不接地气而被文学的大潮所淹没。梳理郑局廷的创作路径,我们不难发现,他早已摒弃了虚无的、片面的乡村写作,始终以一个诚实的“在乡者”身份,深入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内部,将每一步都精准有力地踩在乡村语境和社会发展的热点之上,并注入了自己对于时代现场的深切思考,打造乡村叙事的“万花筒”。

文学是人学,无论时代语境如何变化,对人的书写依然是乡村叙事最为核心的落脚点。随着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乡村已逐渐告别过去封闭、落后、萧瑟的刻板形象,开放、流动、错杂、发展成为新的代名词。多向流动的人员、不断涌入的新事物和固有的乡村伦理错综交织,在模糊乡村地理边界的同时,也呈现出巨大而独特的叙事张力和表达空间。

如何表现这种变化下的人心人性,真切地刻画乡村空间最具代表性的个体或群像,是郑局廷小说一直践行的初衷。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我在基层工作多年,对那里丰富多彩的人和事饱含深情,尤其是对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更是情有独钟。他们的喜怒哀乐总能轻而易举地牵动我的心弦,其中的执着与辛酸,坚持和无奈,并不是局外人能轻易体会出来的。”具体到文本中,乡村百姓和基层干部构成了“小人物”的外延,他们鲜活饱满,复杂真切。《我的“村官”生涯》中表面尖酸刻薄、不近人情的赵美英却有着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善良:儿子在西部战区牺牲,自己作为英雄母亲代表进入宣讲团报告英雄事迹却因与村委汪主任及积怨而受阻;于是她竭尽所有为福利院做公益,争取当上先进模范,揭露村委汪主任的利益团伙的阴谋。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村官”王自强和潜心钻营的“村霸”汪主任形成了基层干部形象截然不同的两面,而他们各自又是复杂变化的多面体。王自强从最初对村官工作以及赵美英的偏见,到了解真相后的共情与付出;有碰壁后的懈怠,也有开导过后的全力以赴,在基层官场中磨练成长的王自强可以看作是万千“大学生村官”的生动剪影。《守护》则更加直观地刻画了为保护百姓最后一片文化阵地、“不择手段”地与官商斗争的文化站长周宏明的形象。《婚殇》塑造了一众饱受沉重彩礼之殇的乡村大龄光棍,既有像“我”一样家庭拮据、身背案底的贫苦青年,也有像唐工头一般为再婚拼凑彩礼、不惜拿村部工程款中饱私囊的小老板形象,殊途而同归。

且这些由乡村百姓、基层干部构成的小人物之间并不是孤立或平行的状态,他们之间因思维、立场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类干群矛盾以及如何“化干戈为玉帛”,也是小说着力表现的部分。它们既是基层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也作为小说内部的戏剧冲突在增加文本叙事张力的同时,推进着故事的发展。

文学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以现实为观照并艺术化地处理文本中的这些戏剧冲突,从而找到小说的“出口”,是郑局廷乡村题材作品中的一大特色。这需要作家现实经验和叙事功底的相辅相成。尽管故事里的各色小人物矛盾丛生、困难重重,但最后一刻都能以合理的叙事逻辑,从“层峦叠嶂”中寻找到“仿佛若有光”的缝隙。这也实证了郑局廷的写作观——为基层这些可敬可爱可叹可歌的小人物们书写光明。小说的外在形式也是郑局廷着力打造的特色“标签”,它们多为三万字左右的篇幅,语言密集,叙事体量大,线索交织错杂,这便要求作家具有极强的叙事耐心和扎实的叙事能力,而小说中热气腾腾、真切可感的故事和通俗易懂、活泼跳脱的语言,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累牍的疲劳感,从而使读者获得更加丰饶的审美体验。诸多篇目中第一人称民间视角的运用亦是郑局廷小说表现形式之一,他尽力贴近人物,形成与叙述者本身的巨大反差,让跟随预设节奏呼吸的读者获得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乡村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022年正处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时期,推进乡村振兴的各类配套政策和措施如涌泉之水不断向乡村注入,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相关的工作部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表明乡土与乡村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作家需要面对和回应的现实。新时代乡村叙事的丰富与创新也是应有之义。我想,透过郑局廷潜心打造的乡村叙事“万花筒”,或许能为当下如何关注主题创作、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命题,提供有效的文本经验。

来源: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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