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的经济奇迹起来以后，上海、北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去调查义乌奇迹，义乌人告诉他们三个字‘胆子大’，就是胆子大，创造了义乌的奇迹。所以《活着》为什么现在受欢迎，也是三个字‘运气好’，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余华
最好的阅读是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那种阅读，什么都不要带上，这样的阅读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宽广，如果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就是挑食似的阅读，会让自己变得狭窄起来。
为什么不少当时争议很大的文学作品后来能成为经典，一代代流传下去？这是因为离开了它所处时代的是是非非，到了后来的读者和批评家那里，重要的是作品表达了什么，至于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了，和作者同时代的人都不在了，是非也好，恩怨也好，也都不在了。
这里面涉及的是当代文学面对的种种干扰，比如人际关系，比如审美趣味等。当代文学也好，当代音乐也好，当代美术也好，它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干扰。
勃拉姆斯和瓦格纳之间的争吵到他们死了还没完，其实这两个人一辈子没见过面，也没在背后说过对方什么不好，虽然他们互不喜欢，主要是他们的支持者互相吵了几十年，因为他们是德国同时代标志性的音乐人物。
别说他们两个了，有的时候，八竿子打不着的同行之间也会互相瞧不起，柴可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说他有一次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觉得他是个毫无灵感的笨蛋。勃拉姆斯之后出来一个布鲁克纳，布鲁克纳的作品很宏大，勃拉姆斯对此不屑，认为那只是一条蟒蛇而已。这三个人的作品现在都在被广泛演奏，可能勃拉姆斯多点，主要是他的室内乐作品演奏得多一点，如果交响乐的话，他们三个人应该差不多。现在我们听他们作品的时候，对他们当时互相瞧不起已经不知道了，而且也没有兴趣知道，我们的兴趣是他们的音乐。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音乐的叙述》，专门写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争吵，不是他们俩的争吵而是他们俩的支持者的争吵。一直吵到他们俩死了以后，然后到了勋伯格那一代作曲家，勃拉姆斯和瓦格纳都成了他们的老师，这一代与下一代就是这样的关系，勋伯格那一代是勃拉姆斯和瓦格纳共同的学生。但是勋伯格这一代之间也是互相争吵，所以争吵只是同时代的事，到了下一代就没事了。我说过一句话，只要现在音乐家们愿意，他们可以演奏任何音乐史上的作品，但是无法演奏音乐史上的争论和争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或者过去时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比如鲁迅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而阅读当代作品的时候很难怀有这样的空白之心。你有你的经验，你会觉得这部作品写得不符合你的生活经验，中国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每个地方的风俗和文化也有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以后，年龄不一样以后，经验也会不一样，这会导致带着过多的自己的经验去阅读一部作品，对这部作品的判断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反过来带着空白之心去阅读，就会获得很多。
阅读最终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丰富自己，变化自己，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原地踏步，始终如此，没有变化。
无论是读者、做研究的，还是做评论的，首先要做的是去读一部作品，而不是去研究一部作品。我上中学的时候，读的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的，用这种方式的话肯定是把一部作品毁掉了。阅读首先是感受到了什么，无论这种感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欣赏还是不欣赏。读完以后有感受了，这种感受带来的是欣赏还是愤怒，都是重要的。然后再去研究为什么让我欣赏，为什么让我愤怒，为什么让我讨厌？研究应该是第二步的，应该是在阅读之后的。
说到写作时的画面感，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肯定是有的，虽然我不会画画，我对绘画也没有像对音乐那么的喜爱。为什么？看画很累，你去美术馆，尤其是很大的美术馆，你在里面待一天那多累啊，基本上是站着和走着。你去听一场音乐会，是坐在椅子里的，要是在家里听的话，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还可以喝茶喝酒，上个卫生间诸如此类的。享受艺术时的舒适性，决定了我更喜欢音乐，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相对小说叙述而言，音乐叙述更近一点，两者都是流动的叙述，或者说是向前推进的叙述。而绘画也好雕塑也好，绘画是给你一个平面，雕塑是让你转一圈，所以我还是更喜欢音乐。但是小说也好，音乐也好，都是有画面感的。
我一九九二年底和张艺谋合作做《活着》电影的时候——这片子是一九九三年拍的——他那时候读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他说我的小说里面全是电影画面，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我作品里面有那么多的画面，但是一个导演这么说，我就相信了。
《活着》余华 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
至于九十年代写作的变化，《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在今天如此受欢迎？昨天张清华还高谈阔论分析了一堆理由，听完我就忘了，没记住，昨天状态不好。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当时写《活着》，有些人把《在细雨中呼喊》视为我写作风格的转变之作。是，它是已经转变了，因为它是长篇小说了。但是真正的转变还是从《活着》开始的，什么原因？就是换成了一个农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只能用一种最朴素的语言。昨天我们吃晚饭时，有位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她的孩子，十三岁的时候读了《许三观卖血记》，喜欢；读了《活着》还是喜欢；读到《在细雨中呼喊》就读不懂了。
她问我什么原因，我想《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受欢迎，尤其是《活着》，可能有这么个原因，故事是福贵自己来讲述的，只能用最为简单的汉语。我当时用成语都是小心翼翼，一部小说写下来没有一个成语浑身难受，总得用它几个，就用了家喻户晓的，所有人都会用的成语。可能就让大家都看得懂了，人人都看得懂了，从孩子到大人。
我昨天告诉张清华，这两本书为什么在今天这么受欢迎，尤其是《活着》，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运气好，确实是运气好。
我把话题扯开去，《兄弟》出版那年我去义乌，发现那里有很多“李光头”。当地的人告诉我，义乌的经济奇迹起来以后，上海、北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去调查义乌奇迹，义乌人告诉他们三个字“胆子大”，就是胆子大，创造了义乌的奇迹。所以《活着》为什么现在受欢迎，也是三个字“运气好”，没有别的可以解释。
《第七天》在一个地方比《活着》受欢迎，就是翻译成维吾尔文以后，在维族地区很受欢迎，已经印了六次，《活着》只印了三次。在中文世界里，我其他的书不可能超过《活着》，以后也不可能，我这辈子再怎么写，把自己往死里写，也写不出像《活着》这么受读者欢迎的书了，老实坦白，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活着》拥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当当网有大数据，前些日子他们告诉我，在当当网上购买《活着》的人里面有六成多是九五后。
来源：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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