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年间的浙东《状江南》唱和诗值得特别关注，这组诗改写了以往诗人们对江南的叙述方式，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和认识价值。在文化视野中考察唐诗，可以发现诗歌解读与文化建构的多元结构。安史之乱发生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一旦与《忆长安》比照而进入唐诗时，就会出现色泽鲜明的别样图景。
婉转声情再现南方的美丽灵动
如从诗歌史角度看，南北朝民歌已经呈现出南北不同的风格，但内容大致围着爱情转，风物只是陪衬。如南朝民歌《读曲歌》“柳树得春风，一低复一昂”；《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写南方风物，全诗重点还是落在爱情上。
东晋南朝文学作品，对南方的表现是有局限的，和《状江南》写作地点相同的诗较多，如王籍《入若耶溪》：“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市南。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动静之妙为人赞赏，而诗中景物的地域性特征不明显。
以江南背景而形成的山水诗，表现南方山水的灵秀和俊美，谢灵运和谢朓的诗歌对后世影响较大。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前者应是初春，后者应是仲春或季春。
如果从南北分论角度看，唐代可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帝京系列大制作相对应的是《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写江南风物、婉丽情感，承六朝吴声西曲而来。“春江”即指长江，诗的格调和风物皆指南方。分从春、江、花、月、夜写南方景物及人物活动，与其说是宫体诗自赎，不如说以南方民歌底色，婉转声情再现南方的美丽灵动，在以帝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之外，展现南方文化的魅力。王闿运评《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西洲》格调，正是江南文化的体现。无论是东晋以来山水描写，还是大历以前的春江月夜，都是一种文化范型的存在和展示。真正的突破，要等待《状江南》的到来。
一诗咏三物
大历诗人之前的描写，大致是江南山水和人文。大历《状江南》唱和改变了对江南的呈现方式，开拓了江南风物描写的新境。
《状江南》之“状”，是“比”义，而且“每句须一物形状”。这一具体写作规则，已将对江南的表达和传统诗作区分开。如写江南春天：“江南孟春天，荇叶大如钱。白雪装梅树，青袍似葑田。”“江南仲春天，细雨色如烟。丝为武昌柳，布作石门泉。”“江南季春天，莼叶细如弦。池边草作径，湖上叶如船。”显然，这里主要写江南风物之美，物产之丰，在此前诗歌中较少描写。如诗中出现细如弦的莼叶，据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茆与荇叶相似，南人谓之莼菜。” 张翰在北方做官，见秋风起，乃思莼羹鲈脍，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归路随枫林，还乡念莼菜”， 以莼菜表达乡思。大历诗人唱和中对莼菜的描写，只是作为江南自然物象，而没有传统的人文内涵。“池边草作径”也没有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情感注入。
此外，《状江南》唱和，应还有不见文字的规则，从诗作中可以归纳，如每首诗第二句都是第四字用“如”。他们在唱和时都会尽量遵守规则，只是由于每位诗人写作能力不同而不能完全做到。比如写夏天，贾弇《孟夏》：“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樊珣《仲夏》：“江南仲夏天，时雨下如川。卢橘垂金弹，甘蕉吐白莲。”范憕《季夏》：“江南季夏天，身热汗如泉。蚊蚋成雷泽，袈裟作水田。”首句交待时间，余下三句，都在以一物比喻一物形状。贾弇诗中每句一物分别为慈竹笋、蜃气、蛙声，而“一物形状”是通过比喻来完成的，慈竹笋老少相依如编排成一般；蜃气幻化为楼阁；蛙声如管弦奏乐。如严格审查，很难都合格。范憕诗“蚊蚋成雷泽，袈裟作水田”，前句中一片蚊虫声如雷声轰鸣，而“袈裟作水田”则不易理解。据焦竑《焦氏笔乘》解释：“王少伯诗‘手巾花
净，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诗‘乞食从香积，裁衣学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即袈裟也。内典：袈裟字作毠
，盖西域以毛为之。一名逍遥服，又名无尘衣。”因此，“袈裟”句是为了押韵而互换位置了，“水田作袈裟”则更符合要求。如此咏物，改变了以往对江南描写侧重山川人文的模式，而且这些写作规定使一诗咏三物，如加上比喻的喻体，差不多是一诗六物“形状”。
